念這兩年高小，午飯是在學校搭夥。我最愛吃的一個菜是辣椒炒鴨蛋。別看我小，卻具有記吃不記打的偉大品格。我曾學了大師傅的烹飪方法，回家要求媽媽照樣兒做。它是把生辣椒和生蒜瓣兒切碎，跟鴨蛋一塊炒，又用耒陽特產的紫醬調稀之後烹一下。唉，這種美味，我敢斷言，舉世無雙！成年之後，我也曾多次做過這個菜，隻因為缺少了那獨特的紫醬，怎麼也不對味兒。
我10歲半的時候，高小畢業，成績全優，當即考上了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學。這學校是從長沙遷來的，在耒陽縣城內（50年代叫耒陽縣二中，我作為一名青年軍官去訪問過）。耒陽距小水鋪60華裏，我隻能住校了。
說起來也怪可憐的。為了跳班，還要考第一，這兩年母親拚命給我增加家庭作業。她的教育計劃實現了，我的身體也垮了，不但貧血，而且還得過肺炎和腸胃病。抗戰期間嘛，學校夥食很差，糙米飯摻紅苕（白薯）還吃不飽，副食除了辣椒還是辣椒。我是能吃辣椒的，但那沒有油的鹽炒幹辣椒卻吃得我常常流鼻血。連屎都拉不出來。上課頭暈目眩，成績仍然全班第一。不但男生，連女同學都欺負我，因為我比他們小好幾歲。這時我便領教了湖南人好鬥的性格，而且知道“無湘不成軍”的格言。果然，我這個小小“下江佬”（湖南人對所有的北方人和外省人的統稱），便被他們從下鋪給“欺負”到上鋪去了。不久，夜裏作惡夢，我又從上鋪跌了下來，左臂脫臼，腕骨裂。鼻青臉腫。
可驚可歎的是我年輕好勝的母親，她居然辭了工作，撇下父親和弟弟不管，在耒陽城裏租了間小屋，親自陪著我讀書來了！她白天給我做飯，領我上醫院換藥，晚上給我補習功課，什麼活兒都自己幹，就是不準我輟學。
為此事父母之間也鬧僵了。僵到什麼程度？我說不清。但是父親不到城裏來看我們。母親卻說，你爸當校長（湖南師範專科學校），忙得很。
耒陽是個古城。自從母親來了之後，領我去醫院，有時也上街逛逛，講講“地理課”和“曆史課”，我才知道，一千四百多年前，號稱鳳雛先生的龐統在此屈居縣令，百日不理政事，劉備派張飛來檢查他的工作時，耒陽就出了名了。再往前推，城裏還有蔡侯祠和蔡子湖--蔡倫造紙用的漚麻坑；往後算，城邊又有杜工部的祠堂和杜甫墓（雖然僅是衣冠塚）。我真佩服母親，她如何知道得這麼多！
母親租的這間小房，就在蔡子湖邊，緊挨著蔡侯祠。她常領著我在湖邊散步，背課文，看荷花。
如果不是上帝的安排，誰也料想不到，12年之後，我作為一名誌願軍--解放軍的青年軍官，又回到了耒陽。又在蔡子湖邊散步，唱歌，跟陸軍157醫院的女護士談戀愛，而且，天呐，後來我們結婚的洞房就是醫院撥給的一間緊靠蔡侯祠的民房，距離母親租用的那間小屋隻有幾步之遙！然而我的母親已經過世，她和父親前後腳的走了6年啦。當年她說過一句話：可憐天下父母心吧！是啊，“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我多麼想向您當麵報告一番我的學業啊。
還說那一年吧，母親逼著我帶傷讀書，結果事與願違，我患了肺結核病。母親傻了。父親也急了，立刻把我們接回小水鋪。父親畢竟是父親。他下了命令，不但要我退學，而且叫我在這青山碧水的農村好好玩一年！
這是一次徹底的玩兒。摸魚，吊青蛙，爬樹掏喜鵲，養貓，養狗，上山揀蘑菇，打一種大核的酸棗，爬樹去摘能洗衣服用的皂角，還學會了遊泳--雖然那種姿式被貶為“狗刨兒”。
當時治肺結核沒有特效藥。父親說，是新鮮空氣治好了我的“肺癆”。母親則變著法兒給我做好吃的，以增加營養。這一年我猛然躥高了大半頭，腿腳有力，皮膚黝黑，學會了打架和罵人，再也不是文弱多禮的病秧子了。如果事後認真總結，還有一條重要經驗，那就是不讀書。
這一年是我第二次失學，但對健康，對發育，也可以說對我終生有益。否則，若幹年後我怎能長成一米八十的大個子哩。再說蠍虎一點兒，如果我矮於一米七五（姑娘們管這戲稱為三等殘廢），談戀愛都失去了選擇權呀。
我12歲了。還有一段隱私可以公開，那就是躲在大門後邊跟地主的女兒親嘴玩兒。因此，小水鋪又增添了許多可愛之處。
張伯苓的“扇煤渣兒”
母親被迫修訂了她的教育計劃，對我說：“病也好啦，功課也荒啦，隻能重新再念初中一年級……不過，你要認真念書，21歲還可以大學畢業！”
她惟恐父親再讓我玩一年，便狠著心，領著我和弟弟到湘桂鐵路線上的一個大站冷水灘去投靠我的五姨，因為姨父是那裏扶輪中學的校長，又是個畢業於東京帝大教育係的極嚴厲的教育家。當然，還有個大原因，這是1943年了，日寇偷襲珍珠港之後，美國已開始大規模的反擊，在太平洋戰爭中占了上風，切斷了小日本（與它侵占東南亞的遠征兵團）的海上通道；日寇已經蓄謀打通粵漢鐵路這條陸路，那麼，粵漢線上的耒陽也就很危急了。父親是一校之長，不能去，隻好讓母親帶著孩子先走。我當然不懂得這個大的時局背景啦，但父母懂得，不說罷了。
來到冷水灘，我又念了一年初中一年級。然後便是第3次失學--“參加”了數百萬難民綿延千裏的湘桂大撤退。從湖南的冷水灘到桂林、柳州、獨山、貴陽……以後又到重慶。
這是一次慘絕人寰的難民撤退。火車3天乃至30天才挪動一小站；我們棄車徒步逃難；散兵遊勇和廣西的民團土匪恣意燒殺擄掠；屍橫遍野，又遇瘟疫；日本兵竟然打到我們前邊去了；為了不當亡國奴，鬼子兵在公路、鐵路上走，我們幾百萬難民在山上走；我至少遇到過一百次土匪，甚麼都搶光了，也就不怕土匪再搶了；豈隻不怕，難民變成了饑民，看見土匪就追，幾萬難民追進村寨，任你打殺，卻像蝗蟲一般，個把小時就把一切都吃光，留下千百具屍體，難民的長龍大隊又浩浩蕩蕩地向著“大後方”挺進了！
關於1944年的湘桂大撤退，沒見哪位作家把它寫成書。我整整等了40年，不敢埋沒這一段悲慘曆史啊，便以親身經曆寫了一本長篇小說《大撤退》。在此就恕不贅述了。哪位朋友願意了解一下全人類戰爭史、宗教史、乃至民族遷徙史上規模最大、死傷最慘的這次大撤退的話，不妨自費購買拙作一本，並乞指正。據說，人民文學出版社存書不多，欲購從速。
這一年，是我第4次失學。如若拋開眾多的慘痛事兒不說，那麼，能有這段親身經曆，也確實大大豐富了我的知識寶庫呀。
來到了國民黨的國民政府“陪都”重慶，我們住在了躲避敵機轟炸的郊區歇馬場。我14歲了，考入重慶南開中學，第三次重讀初中一年級。母親的教育計劃連連受挫，但她並不泄氣，依然望子成龍。父親半開玩笑的說：“大難不死，就有希望成材嘛。24歲大學畢業，跟我一樣，並不算晚呀！”
天津南開是聞名遐爾的私立學校，且因為有周恩來、曹禺這樣的校友而綿上添花。1904年，參加過甲午海戰的大個子水兵張伯苓回到天津，痛定思痛，決心“教育救國”，創辦了南開學校；“五四”運動後，進而創立南開大學。1936年，張伯苓看透了日寇侵犯華北的野心，便提前派人到重慶近郊的沙坪壩買了一片山坡地，建立重慶南渝中學（抗日戰爭爆發後，天津南開大學並入西南聯大，遷往昆明；中、小學部分則遷沙坪壩，改南渝中學為重慶南開中學）。我對南開和老校長張伯苓先生的了解，這信息來源仍是我的父母。在我出世之前，我父親曾任天津南開中學的教務主任，母親是美術教員，他倆在南開談戀愛，結婚，主婚人就是張伯苓先生。
我和弟弟先後進入南開中學讀書，也是一種緣份吧。當時它是國統區第一流的好學校。四川人都說，“娃兒乖，讀南開”，許多要人和名人的子女，都是兄弟姐妹全家“讀南開”的。譬如白崇禧、楊森，或者晏陽初、老舍，他們的子女皆與我先後同窗。還有姚蓬子的少爺姚文元（“文革”中我挨鬥的時候，幸虧沒有找他幫一把兒）。
南開的學業要求極嚴。張伯苓有兩個絕招兒，一日“校園主義”，就是把兩千學生統統關在校園裏，以保持純潔，不與舊社會同流合汙。私出校門者記大過一次，三次大過就開除。他“執法”嚴明，南開中學曾因掛牌（公開）開除白崇禧的少爺而名聲大噪。盡管如此，也未能與外界隔絕。以我為例，在南開讀書5年，至少私出校門50次，也被抓住記了大過，但我還是偷著買過許多極便宜的桔柑吃，特別是雙巷子的擔擔麵，加耗子肉的紅油抄手（餛飩），醪糟雞蛋，磁器口的椒鹽花生，價廉物美，繼續培養著我這記吃不記打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