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扇煤渣兒主義”，形象得很，就是升爐子的時候要把碎煤渣兒扇淨，隻留好煤，通風透氣，火才燒得旺。這辦法用到教育上，可把我們眾多的南開學子整苦了。喏，以男中部為例，初一招新生5班，初二變4班--自然淘汰1/5！初三變3班，又淘汰1/4.換言之，並非功課不及格才淘汰，而是引進了“優勝劣汰”的法則--也不對，說準確點兒，人家平均80多分，你這70多分的就被淘汰了！待到初中畢業時，幾乎個個是“品學兼優”的尖子。高一又招5班，包括本校升上來的3個班，如此這般地再“扇”一遍，待到高中畢業時，這3班學生（如果念得起大學的話）考大學幾乎是“百發百中”。
以此配合其“校園主義”，校規可謂嚴厲得很。再就是注重體育，體育課不及格者開除。
南開中學的絕招兒很多。學生一律住校，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整理內務和洗漱之後就跑步到大操場作早操；趕到課堂上一小時早自習；列隊進食堂吃早飯（一日三餐都是列隊進去，固定座位，8人一桌，食堂內不準說話，10分鍾必須吃完）；上午4節課；下午兩節課；然後是南開著名的“三點半”--一律轟出教室去進行有組織的體育活動或學生社團活動；晚飯後自由活動一小時，上晚自習2小時；洗漱，上床，9時熄燈，查鋪。
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南開中學的校園生活，簡直像兵營。一天之中我們有9個小時在教室，3個多小時有組織的課外活動，9個小時有監督的睡眠時間，合法的自由活動僅一小時；以一晝夜24小時計算吧，還剩下2個多小時雖然自由，卻也必須用它去解手、洗漱、洗衣服、閱讀課外書刊。成年之後，每每回想起這段校園生活，我對張伯苓老校長和南開的教師們總是充滿了欽佩和感激之情！對10多歲的青少年，還是管嚴點兒好哇。
我有幸在張伯苓先生“扇煤渣主義”的南開中學讀書5年，不僅被“扇”得品學兼優，幼小的心靈裏有了競爭意識，而且還“扇”出了個健壯的大個子兵來--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10天之後我便自願參軍了。
我的抗美援朝大學
這次是我自作主張，違背了母親的教育計劃，自願失學的。此事雖然給我內心帶來了許多痛苦和終生遺憾，但決不後悔。
我報名參軍之後，當天趕回百裏之外的歇馬場向父母辭行，在家隻待了一小時。母親一邊哭著一邊給我做午飯。父親隻說了一句話：“孩子大了，路由他自己走吧！”可是誰也沒料到，這一走，竟是永遠的訣別。
當晚趕回沙坪壩，連我住校的弟弟也沒告訴一聲，卷了簡單的行李就到江北解放軍駐地報到去了。第二天清早，上了一艘繳獲的美造登陸艇，從嘉陵江進入長江，順流而下……弟弟聞訊追到江北時，隻見到了我們睡過的一堆堆稻草。不久，他也參了軍，卻是去新疆。
我隨部隊去湘西剿匪一年，然後參加誌願軍北上抗美援朝。此時我的母親和父親相繼病故，連句話兒也沒給我留下。
然而，母親的那句話我卻記得很清楚：“咱家是難民，甚麼也沒有。你的父母都是教書匠，隻有一條：我不準你落在別人後邊！”
1945年春天，我們逃難到重慶歇馬場的時候，真是一貧如洗啊。父親曾說：“家圖四壁唯有書！”這些書，是從大學圖書館借來的，母親就是圖書館的館員。每逢寒暑假，我都可以獲得一種特權--拿個小板凳兒鑽進書庫裏邊去任意翻閱圖書。有時也幫助母親登記、整理新書，用膠水粘好破損的舊書。愛讀書和愛護圖書的習慣是從小養成的。
在南開中學的時候，星期日可以出校門，我的大部分時間是站在書店裏。沙坪壩是重慶的文化區，小街上有不少小書店，我們這些窮學生買不起書，就站在書架前立讀。我可以一口氣站立幾個小時讀完一本小說，不知累也不知餓。當年，郭沫若先生還寫過一篇文章《讚立讀者》，文中歎道：有錢買書的人不讀書，拚命讀書的人買不起書。
抗美援朝初期，我無書可讀了。這因為我所在的誌願軍部隊入朝較早，軍事行動必須保密，我們身上不準攜帶有中國字的東西。毛巾上印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部分剪掉，膠鞋上“中南軍區後勤部製造”的字也用火筷子燙掉，連中文歌都暫時不唱了，遑論中文書哩。
1951年春，也是“五次戰役”之後，朝鮮戰爭進入對峙狀態，“三八線”以北的交通和軍郵係統恢複了，我們這些學生兵（僅重慶南開中學參加我們這個軍的學生就有數百名），便又想方設法地讀書了。我當時是正排級文工團員，每月有10萬元（舊幣）津貼費，幾乎全部寄給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郵購部，立了一個帳戶；他們也按時給我寄圖書目錄，想買什麼，在目錄上畫個勾，填上帳號，下個月就能收到新書。萬一買不到的，譬如《牛虻》這本書，我就寫信給老舍先生，由他女兒舒濟寄給我。
我很快又擁有許多書了。讀書的時間很充裕，譬如住在坑道裏，整天不出去，別人打撲克、下象棋，我就埋頭讀書。換防，轉移，都是夜行軍，白天挖個掩蔽坑睡在山上，這更是看書的好時光，免得坑道裏的小油燈熏眼睛。如果是撤到二線休整，那更是敞開讀書的好機會了！我們軍文工團的男女團員，大多是20歲左右的小知識分子，有貪玩兒的，有追求進步而成天搶著幹活兒的，也有偷著談情說愛的，像我這樣埋頭讀書的傻小子，全團百餘人中挑不出幾個來。我讀了一本《傑克倫敦傳》，他每天工作16個小時，說這樣就比每天工作8小時的人延長了一倍生命。我便向他學開了，除上級安排的排練工作之外，自己還堅持夜晚在防空洞裏讀書，堅持每天工作、學習16個小時。半月之後大病一場，在團小組會上挨了一頓狠狠的批評。不過，從此我便養成了開夜車的壞習慣，年輕時夜讀，後來是夜間寫作，一直到今天也改不了。
最大的困難是書多了背不動。“五次戰役”之後，朝鮮戰爭還在非常激烈地進行著，行軍打仗是常事兒，隻不過沒有入朝期那種大進大退的運動戰罷了。“兵不兵，八十斤”--行軍時我們每人要負重80斤呀，一段就要走個百兒八十裏呐。沒當過兵的人也懂得“千裏不捎針”的道理嘛。幾十本書怎麼背？我隻好輕裝--除了武器、糧食、鞋之外，能扔的我都扔了，譬如，抗美援朝4年，我就沒有棉被，雨布裹著的背包裏全是書。而且不叫苦，不領新棉被。冬天也是這樣，棉襖棉褲“吞吞吐吐”--棉襖往上拉半尺，捂住脖子；棉褲住下拽半尺，包住腳；頭戴棉帽，腰裹棉大衣。所謂“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壯”大概說的就是我這樣的人吧？
有些書讀完之後為什麼不扔了呢？不行。這時我已在軍部（後來我又調到師部）聯係了10來位拚命讀書的同學戰友，大家都買書，而且交換著閱讀，所以都有背書的義務。實際上我們已經自發辦起了一個小小隨軍圖書館！
在朝鮮4年時間，我獲得4枚銀質軍功章，23歲回國時，算了算，我還利用戰鬥空隙讀了200多本書，平均每星期讀一本，哈，比上學讀得還多。這正是我應該上大學的年齡啊！因此我就把這4年稱作“我的抗美援朝大學”了。
參加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是我們這一代青年人的義務和光榮。母親如果在天有靈，也會諒解我這一次自願失學吧？
1959年我從部隊複員回到了故鄉北京。真是“少小離家老大歸”呀。此後又去學習工科大學的課程，那已屬於成年人的補課了。成年人一邊工作一邊讀書，這個習慣我將永遠保持下去。前年我在一篇散文裏說：現在已經進入信息時代，出現了信息和知識爆炸的局麵，我又麵臨著一個知識更新的艱苦曆程了。
19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