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仲玉就找鍾義信和林克平一起商量，但三人商量來商量去，感到最難辦的，是通信衛星的問題如何才能引起國家領導人的重視？怎樣才能被納入國家的重點計劃？最後，他們想到了周恩來。他們決定給周恩來寫一封信，向周恩來總理反映真實的情況，建議中國盡快搞通信衛星。但這封信通過什麼方式送到周恩來的手上呢？林克平是鍾夫翔部長的秘書，處理這類問題很有經驗。他說，唯一的辦法，就是隨同機要文件一起走，而且掛號。這樣，一封由三位普通年輕人簽名的群眾來信，隨著一條機要的秘密渠道，進了中南海的大門。
周恩來最後一個批示
1974年5月19日淩晨，周恩來看到了這封來信摘要。他很驚喜，又感到有些意外，叫來秘書，把來信的原件找來，細看了這封《關於建設我國衛星通信的建議》的來信。
據工作人員後來回憶說，看完信後的周恩來很激動，當時就問留在中國的那個活動衛星地麵站的情況。秘書告訴周恩來說，這個衛星地麵站現在仍在北京。隻是，有人對購買美國衛星地麵站的事，一直持反對意見。尤其是前一段時間，有人還寫了告狀信到“中央文革”小組。周恩來聽後，心情很沉重，拿起一支紅藍鉛筆，在信上寫道：
即送春橋、劍英、洪文、先念同誌。閱後批交計委、國防科委聯合召開一個有關部門會議，先將衛星通信的製造、協作和使用方針定下，然後再按計劃分工作出規劃，督促進行。妥否請酌。
周恩來
1974.5.19
這就是周恩來著名的“5·19”批示。周恩來寫完這個批示之後的第11天，即1974年6月1日，便被迫住進了305醫院。此後，周恩來再也沒有回到他那張寬大的辦公桌前。
周恩來的“5·19”批示，成為中國衛星通信工程一個良好的轉機。李先念看了周恩來的這個批示後，當即作了批示：秋裏閱辦。餘秋裏接到批示後，當即召開了國家計委、國防科委、郵電部、國防部五院、廣播電視局有關領導的會議，對通信衛星有關問題進行了會商；並成立了相應的小組，由四機部部長王諍擔任通信小組的組長，還對通信衛星工程的經費作了預算。
1974年9月30日，國家計委、國防科委聯合起草了《關於發展我國通信衛星問題的報告》的討論稿。國務院有關部委和軍隊有關部門又對此報告作了三次討論和修改。1975年3月31日，中央軍委召開第八次常委會，會議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鄧小平出席了會議。會上，委員們對國家計委和國防科委上報的《關於發展我國通信衛星問題的報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表示讚同，並決定馬上請示中央。第二天，請示報告經葉劍英副主席簽署後，呈送毛澤東和黨中央。這時的毛澤東眼睛正患白內障，躺在病榻上的毛澤東事實上已經停止了對一般文件的閱示。但秘書征詢他的意見時，他表示要親自看。那天，秘書將報告送到他的床前，他硬是堅持逐字逐句地看完了報告，然後，沉思片刻，從秘書手上要過筆，重重地畫了一個圈。
由於中央軍委批準這個報告的日期是1975年3月31日，故將中國發射通信衛星這一工程，稱為“331工程”。經過9年會戰，中國的通信衛星終於橫空出世。1984年5月14日，通信衛星正式交付使用。從此，中國開始了使用自己的通信衛星的曆史。（源自《德州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