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爾豐又率兵南下去了瞻對，驅逐駐瞻對藏官藏軍，將被噶廈政府占據幾十年的瞻對地方收歸四川。
瞻對，這個鐵疙瘩就這樣融化了。
終於要革新了
清王朝最後幾年的時光裏，還有幾位地方大員在其將近油盡燈枯時，想在藏區有所作為，而且，其中兩位還都與瞻對地方發生了關聯，所以值得細說一番。
一位叫作鳳全。
先說說鳳全沒有出台前，清廷這時也逐漸意識到，靠沿襲清代開國之初依靠地方豪酋和扶持宗教勢力，而對社會形態不予任何改變的老方式，要維持川康藏區社會穩定已經沒有任何可能。整個藏區，由清朝著意扶持的宗教勢力尾大不掉，越來越難以節製。在川屬土司地界，特別是與瞻對相鄰的各土司地麵，相對土司力量的衰微，宗教勢力，特別是格魯派寺院的力量卻空前增長。一些地方，寺院憑借其實力和西藏宗教集團的特殊聯係，其實力與影響已遠超於土司的世俗權力之上。清廷官員中，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要改變藏區這種局麵，唯一的途徑還是施行新政，發展工商，改造社會。而在川邊藏區，無論是土司還是寺院集團根本沒有自我進行社會改造的任何願望。內部沒有自新的意識，隻好由外部力量主張社會改良，以圖挽救藏區社會的危局。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有人向清廷獻策：改變川藏危局的辦法，是在川屬土司地麵“因墾為屯，因商開礦”。
朝廷隨即降旨四川總督錫良，要他“察看情形，妥籌具奏”。
不久，錫良上奏說：“川藏急務非屯墾商礦所能解其危迫。”意思是說，無論西藏，還是川屬土司地麵上很多火燒眉毛的事，並不是長時間才能見效的墾殖土地開發礦山這樣的舉措可以解決的。也就是說，地方大員對這種不能立竿見影，施行起來又有百般困難的事情沒有積極性。錫良在清末新政中還算是個頗有作為的人物，在四川總督任上，他在漢區積極興辦現代學堂，選派青年學子留學國外，頗有政聲，然而麵對川屬土司地麵的亂局，卻也缺乏信心。
不久，一個積極的人出現了。這個人就是鳳全。
1904年，鳳全被任命為駐藏幫辦大臣。幾個月前，朝廷麵對英國在西藏方麵咄咄逼人的攻勢，和西藏地方政府越來越難以有效節製的情形，預見到或許還會有迫不得已對西藏用兵的一天，便下旨將本來和駐藏大臣一起駐在拉薩的幫辦大臣移往川藏間的察木多，以便於在川藏之間“居中策應”。
當年八月底，鳳全前往察木多赴任，到達打箭爐時，又接到清廷的諭旨。大意是說，我大清朝據有藏地已經兩百多年了。近來英軍入侵西藏，意在脅迫我朝訂立分疆裂土，強製通商的條約。形勢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接下來西藏的局麵如何已經很難預料。朝廷以為，此時穩定川藏的關鍵隻有練兵興武，才能穩固邊疆，但這一切都需要有充足的財力。因此要鳳全到任後對當地土地進行切實勘探，選擇合適的地方屯墾畜牧，所招墾民亦兵亦農。並要他酌情招工開礦，以使軍餉來源充足，並期望他“盡力籌劃，不避艱難，竭力經營”。
那時，正是英軍一路奏凱，進軍拉薩的時候。清廷不知道英軍真實意圖何在，不得不做如果失去西藏而以川屬土司地區為四川、雲南等省屏障的打算。
鳳全接到諭旨很受鼓舞，認為朝廷的決策正與自己的設想一致，下決心要在任上大幹一場。
人還在赴任途中，鳳全就開始組建一支新軍。這支新軍要配備新式武器，以現代訓練方法操練。一來可以此力量製衡地方上土司與寺院勢力，以便專心屯墾等事務；同時，一旦西藏有事，可以就近增援。
打箭爐同知劉廷恕在川屬土司地界任職八年，對當地社會狀況相當熟悉，建議鳳全招募明正土司轄地內的藏民為兵，說他們土生土長，吃苦耐勞，又因靠近內地而比較開化。鳳全當即下令明正土司選送兩百名藏族青年，集中訓練。十一月，鳳全上奏：“行抵爐廳，酌量招募土勇，克期出關。”
得旨：“著即認真訓練，務期得力。”
在打箭爐做了這些準備，鳳全才離開打箭爐，往裏塘、巴塘而去。此時，已是青藏高原上橫斷山區的嚴冬，一路隨處可見冰霜寒林，滿目荒涼。隻有巴塘在一個小盆地中，氣候溫暖，土地肥沃，地勢寬闊，還有很多未開墾的荒地。此前，四川總督錫良已命人在那裏試墾荒地三百餘畝。鳳全到巴塘時，雖然地裏的小麥已經收割，但蔬菜還一片翠綠。他驅馬察看一番，發現僅此一處，可墾荒地即有五六千畝。於是上奏朝廷，說他正在巴塘籌備屯墾，如果這時到察木多，路遠很難兼顧，請求先在巴塘留駐半年，“以期辦事應手”。
清廷不同意：“著仍駐察木多妥籌辦理。”
但他還是在巴塘留駐下來。經考察後，請四川總督錫良將駐紮打箭爐以西的清軍兩營中的老弱病羸者裁汰，將餘下的精壯士兵合為一營，加上他招募的新軍，共計一千人，分駐爐霍、巴塘、裏塘和察木多四處地方，七分力量用於防務，三分力量用於墾殖，並下達當年開墾荒地一千畝的任務。在他計劃中，這樣逐年增加墾地數量，幾年之後的收入，便可支應這支軍隊的糧餉。
布置完墾務和新軍訓練，鳳全又前往裏塘考察。裏塘是高原上的高原，川藏大道常被“夾壩”梗阻的地方。當年，朝廷設置的正副土司二員，此時早已衰弱不堪重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地寺院勢力日漸強盛。
那時的裏塘全境，總人口才6500餘戶，寺院喇嘛數卻達到了3800之多。當年裏塘繳納給政府糧稅折銀不過450兩。同時，境內百姓卻要供給寺院衣單銀600兩、糧1750石、牛470頭、酥油近千斤。平時各種無償勞役差使還不計算在內。在裏塘這種氣候嚴寒，生產方式極其原始的遊牧之地，這樣的經濟與勞役負擔真使當地百姓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寺院勢力膨脹後，還幹預地方政治，挾製土司，進而包庇縱容“夾壩”，使一度安靜的川藏大道搶案頻發。往來商旅，想安全通過裏塘地麵，要向寺院上供，尋求保護。官兵追捕“夾壩”，半數都逃往寺院中躲藏。鳳全到任前一年，甚至發展到當地寺院聚眾鬧事，要挾撤去駐守各驛站的官兵，“打箭爐廳同知劉廷恕帶兵剿辦，將為首滋事之堪布殲除，其勢稍斂”。
“其勢稍斂”，也是奏文中的說法，其後不久，這條路上又出事了：“近又有法司鐸蒲德元被劫之案，幸未傷人。”
這回“夾壩”的對象是外國人，在清代就更是了不得的大事了。
早在鹹豐年間，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就在打箭爐修建天主教堂一座，繼而又深入巴塘，以及與巴塘相鄰的雲南維西一帶活動。同治年間，即已在巴塘地區建成兩座天主教堂，繼而又在與巴塘相鄰雲南藏區的維西、茨中、鹽井等地建起天主教堂。所以，巴塘、裏塘一帶川藏大道上常有法國傳教土過往。
鳳全在奏折中說，“該處黃土崗、幹海子一帶，為夾壩出沒之區”。
大家應該記得，我們的瞻對故事就是從這一帶地方的海子塘開始的。一隊換防的官兵在此被“夾壩”搶劫，引起清廷在乾隆年間第二次征剿瞻對的戰事。時在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之後，時間已然流逝了一百多年，但社會狀況似乎還停留在原點。時間白白流逝，老套的故事在一個封閉的圓圈中不斷循環。話到此時，當事各方孰對孰錯，是是非非，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真正充滿悲劇感的，是曆史的停滯。有宇宙之時，就有了時間。有時間就有了地球的曆史，有了人類的曆史。時間的意義不在於流逝，時間的意義是其流逝之時，社會的演進與進化。但在我們這個故事中，幾乎充滿人類有史以來所有戲劇要素，但單單缺少一個主題詞：進化。
也許，當初康熙乾隆們的設想，就是讓這個世界永遠處於社會進化的曆程之外，永遠是落後與荒蠻的狀況，以便於王朝的統治。乾隆在闡述其對藏政策的《喇嘛說》一文中說，這種政策的核心叫“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移其宜”。卻沒有想到，與世界大勢不相協調的落後封閉局麵，也自有一種破壞性，墮而向下的力量。
鳳全上奏：“擬請申明舊製，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為期，暫停剃度。嗣後限以披單定額，不準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歲以內喇嘛，飭令家屬領回還俗。奴才一麵嚴諭土司堪布，將大寺喇嘛令其各歸部落，別建小寺散住梵修，以分其勢，請一並飭下理藩院核議施行。如此辦法，二十年後喇嘛日少，百姓日增，何至比戶流離，緇徒坐食，有土有人之效，可立睹也。”
對鳳全此奏，京城裏的皇上皇太後沒有表示態度，依然不慌不忙，隻讓“該衙門議奏”。也就是把這個問題交給相關部委，要他們拿出意見。
皇廟也造反
鳳全在打箭爐停留時，聽說附近惠遠寺旁泰寧地方河流中富有沙金，雍正初年撫邊大將軍年羹堯出兵驅逐入侵西藏的準噶爾人，途經泰寧時就曾在那裏招夫開采，所得頗豐，便與打箭爐同知劉廷恕會商“招工開廠”，采淘黃金。同時，四川總督也催令打箭爐開辦金礦。鳳全到巴塘開始墾殖時，打箭爐廳派員到泰寧踏勘金礦。此舉招致惠遠寺堪布不滿，便以開礦破壞風水為名煽動當地民眾阻止。都司盧鳴揚前往開導，被擊斃。騷亂進一擴大，亂民燒毀民房三百餘間。清廷派四川提督馬維騏率軍進剿。
這座惠遠寺本是清朝雍正年間所建的皇家寺院，這時卻率民反對朝廷新政。
雍正年間，蒙古準噶爾部入侵西藏，藏區秩序十分混亂。雍正七年，為保障從裏塘地方選出的七世達賴喇嘛的安全，清政府專門撥出庫銀，建成該寺。寺院占地五百畝，修建僧舍一千餘間。寺廟建成後，雍正皇帝欽定寺名，親書匾額曰“惠遠寺”，並迎請七世達賴喇嘛來該寺暫時居住。七世達賴喇嘛駐錫該寺達七年之久（1728—1735）。西藏安定後，雍正皇帝才特派其禦弟，時任理藩院主事的果親王，和國師章嘉呼圖克圖將七世達賴喇嘛護送到拉薩。行前，七世達賴喇嘛要求惠遠寺由他繼續管理，得到朝廷允準。七世達賴遂留下堪布一名，喇嘛七十多人禮佛誦經。清廷又從明正土司轄下劃百姓數十戶為寺院差民。此外，清政府每年支付白銀七百七拾兩，作為該寺的香火錢。以後曆任惠遠寺堪布都由西藏方麵委派。
我們的瞻對故事，也與該寺發生過關聯。乾隆年間，清代第二次用兵瞻對，戰敗的瞻對土司班滾潛逃多年後，就出現在這個寺院。並由該寺堪布代為向清廷表示悔罪，乞罪免死，得到允準。
五年前，我從德格到康定，因公路翻修，阻於道孚縣境的八美鎮。我得暇前往幾公裏外的惠遠寺。那一天，風和日麗，草地青碧，寺院安靜無聲，大殿後方的藍空中停著白雲團團。我在寺門前讀碑，是雍正年間該寺落成時的禦賜碑文。經曆了一百多年的時間，碑上字跡已經模糊漫漶。然後，又驅車到對麵小山岡上，在一片白樺林中享受陰涼。小山前，一片沃野平疇，麥子正在熟黃。麥地中央是一個寧靜村莊，十一世達賴喇嘛就出生在眼前這個村莊。可惜這位達賴喇嘛活到十八歲，剛到親政年紀就神秘暴亡。曆史沒有假設，但我還是忍不住要想，假如這位出生於皇寺所轄村莊中的達賴喇嘛得以親政，會如何行事，影響所及，西藏乃至川屬土司地界，又會有怎樣的情形。
清廷以扶持藏傳佛教格魯派始，其勢力得以深入西藏以致藏區全境，接下來，維持對藏區的統治，也以扶持格魯派為主要手段，開始階段自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兩百餘年，世界大勢與社會狀況都發生巨大變化時，後繼者毫無覺察，隻知陳襲舊規，卻因教派勢力的雄強而漸漸失去對藏區的有效控製。惠遠寺此案，就是一個例子。寺院反對采礦，自有其行事與情感邏輯。但對清廷來說，自家修建的寺廟，使著自家每年頒給的香火錢，而倡民作亂，反對自家開礦，當然是清廷治藏政策失當的一個小小的，但卻是十分清晰的佐證。
而駐藏區清軍，紀律鬆弛，魚肉鄉裏，騷擾百姓已非一日，進剿泰寧，戰勝後也在惠遠寺大肆搶掠。所以，亂平後清廷一麵下旨賞助戰有功的明正土司以總兵頭銜，一麵將“縱兵搶掠之靖邊營管帶已革知縣穆秉文發新疆充當苦差”。
泰寧金礦亂平後，又查得這事不但關涉惠遠寺堪布，還有駐瞻對藏官在背後唆使，這不得不引起清廷的警惕。噶廈政府控製瞻對一地，但其影響所及卻遠遠大於瞻對。此時清廷擔心英軍入侵後，失去西藏的同時，也就失去了瞻對。更有理由擔心，到了那時，瞻對於四周的土司地麵，怕是會有更大更壞的影響。於是，為穩固川邊，下旨四川總督錫良、駐藏大臣有泰和駐藏幫辦大臣鳳全三位地方大員：“西藏地方危急，請經營四川各土司，並及時將三瞻對收回內屬。”
鳳全行動迅速，當即派員前往瞻對考察民情，了解當地頭人、百姓和藏官對於改土歸流的態度。調查結論是當地頭人和百姓都情願回歸川屬，藏官則表示去留隻聽從噶廈政府命令。也就是說，沒有噶廈政府的命令，他們絕不會撤離瞻對，而噶廈政府是絕對不會下此命令的。想當年清兵征瞻對，藏軍大敗，清軍完勝，噶廈政府都從清廷手中收回了瞻對，重新派官統治。現在清廷危機四現，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噶廈政府豈會甘心將此地拱手送還？
見此情形，鳳全便敦請四川總督錫良，希望他派兵強行收回瞻對。錫良卻並不急著動兵，隻是告訴鳳全，正在籌集二十萬兩銀子，準備償付藏軍當年出兵收複瞻對的軍費。
鳳全又致書駐藏大臣有泰，請他在拉薩就近多做工作，說服噶廈政府放棄瞻對。
殊不知有泰此時在拉薩正焦頭爛額，麵對英國軍隊入侵，十三世達賴喇嘛出走等種種複雜局麵無所措手，哪裏還有心管瞻對的事情。所以，有泰回複鳳全說，他讚同墾荒練兵，以此威懾西藏，卻不讚成收回瞻對，“以大局而論，示以天威則可，失此大信則萬萬不能”。
鳳全並不因為駐藏大臣有泰是正職，而自己隻是幫辦而屈從聽命，致信有泰時針鋒相對，說收回瞻對不存在失不失信的問題，因為瞻對劃歸西藏，原是為償還兵費，藏官“歲收瞻民賦稅九千餘兩，迄今三十餘年”，早超過應收軍費了。所以，“瞻對應收不應收，惟問貴大臣。西藏自主之權能終保不能終保？若能終保，則瞻對之收回可緩議也”。也就是說，他和朝廷此時力主收回瞻對，是因英兵已抵西藏，“一經立約，枝節橫生，再議收回瞻對，噬臍之悔無及也。瞻對四旁皆川邊土司，賞還達賴，譬如幅帛抽心，不成片斷，一旦有事，不惟門戶不清，亦且防守無據”。
結論自然是：“藏亡而瞻對亦亡。”
泰寧金礦事件後，四川總督錫良上奏，說到金礦事件的原因，將此事件看成與朝廷欲在瞻對改土歸流有關：“瞻對改土歸流，泰寧寺（即惠遠寺）喇嘛煽亂，槍斃弁兵。”
朝廷下旨卻奇怪，不讓四川總督辦理，而是“著鳳全就近剿辦”。對鳳全來說，手裏的新軍還沒有練成，朝廷又不派兵，如何就近剿辦。
更嚴重的問題是，不是他去剿辦別人，而是他的改革必然觸動到舊製度的命門，人家要起而反抗，來辦他了。
巴塘死了鳳大人
當時的實際情形是，四川總督觀望不前，駐藏大臣有泰明確反對，鳳全計劃中的新軍還遠在康定編練，他身邊隻有一支百餘人的衛隊，自是孤掌難鳴。瞻對改土歸流，事情沒有真正著手，他就把動靜鬧得很大，未免有些操之過急了。
吳光耀《西藏改流本末紀》中說：“當是時，收瞻對改流議傳遍草地，夷人鹹憤怒，鳳全不知變計。”
吳光耀清末時也在四川為官，曾任職於四川總督衙門，和鳳全是同時代人。所著《西藏改流本末紀》，雖然態度趨於保守，但所記事實應該還是可信的。他說鳳全“強抗開爽，能吏也。苦不學，好謔侮人”。意思是說，鳳全性格強悍爽快，是個能幹事的人。但學問和修養差，不尊重人。不尊重人這個缺點，到了藏區，加上他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就更加膨脹。吳光耀記他“在巴塘亦以旱煙杆熱窩擊土司頭，曰：‘此頭在爾身能幾時？’土司或受朝廷一品封紅頂花翎，夷人之小君長也。大臣向務柔遠人，恒以均禮。鳳全獨廷辱之，於是夷人益怨憤”。
“明年正月春，夷人流言愈狂悖。”
他要墾地開礦，當地就傳言，“夷人服事大皇帝數百年，大皇帝故愛厚夷人，何來欽差奪我礦地，奪我墾地？”
他在巴塘操演新軍，當地又傳言，“大皇帝兵何來洋裝，是洋欽差，非大皇帝欽差”。
並公開揚言：“夷人當為大皇帝殺此人。”
巴塘丁林寺更提出，要他收回每寺隻給三百名喇嘛名額等限製寺院的命令。
鳳全自然不會聽從。
於是，從1905年，巴塘亂發。三月，“丁林寺始搶墾場兵”，“殺法教士”。
丁林寺，是格魯派在巴塘的最大寺院，時有僧人一千五百餘人。
“四月二日，燒載石洞墾場，遂燒教堂。鳳全居糧台……夷人三千餘圍攻糧台，槍石如雨，徹夜不絕。知縣秦宗藩知事已不救，獨出糧台開導，死之。參將吳以忠領炮隊亦死之，衛隊傷亡二十餘。夷人傷亡百餘。”
鳳全退居正土司官寨，“使告夷人解散赦罪”。
鳳全更不知道，巴塘正土司羅進寶和副土司，也怕他在巴塘的種種舉措危及自身利益，見此情形，隻是一味勸他離開巴塘。這時鳳全身邊隻有一百多名兵丁，事變發生之前，他見巴塘局麵一天壞過一天，就多次向四川總督和打箭爐催請調兵，但直到亂發，局麵不可收拾，也未見一兵一卒前來增援。鳳全見狀，不得已隻好答應離開巴塘。
四月五日，鳳全一行動身離開。行至距巴塘五裏處一個叫鸚哥嘴的地方，便中了早已設下的埋伏。“伏發，夷人隆本郎吉槍鳳全中腦後，喇嘛阿澤就而戕之。取其頂珠翎管。巡檢陳式鈺、縣丞王宜麟趙潼、千總李勝貴衛隊五十餘人同時被戕”。
之後，又上演一番官場故事。
巴塘案發，清軍近在打箭爐等地，鳳全也曾請求援兵，但打箭爐同知劉廷恕因何按兵不動？這一件公案當時就莫衷一是，至今也各有說法。還有一則公案，鳳全到巴塘，無以為居，便駐進糧台。當地糧員吳錫珍讓出住房後，另擇民房居住。所以事發之時，這位吳糧員匿身於寄住的藏民家中，沒有陷入包圍。這也是情理中事，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但事變之後，死去的鳳全從生前頗有爭議的人物搖身變為一個死於國事的英雄，吳錫珍作為巴塘亂後少數的幸存者，需要出來說明自己在事變中的表現。
大部分記巴塘事變的書都說，鳳全臨離巴塘前，吳錫珍推窗望見鳳全正要離開土司官寨，便不顧房主勸阻，衝出房屋，攔住鳳全的轎子痛哭勸阻，但鳳全不聽。於是吳錫珍要求隨行護送，鳳全見他衣冠不整，命他回去穿戴整齊，戴上官帽再來。等他收拾妥當後，鳳全一行已經去遠，而他又被用作乘騎的騾子踢傷，以致不能前往追趕。
這個故事中，鳳全要糧員正了衣冠再一同上路一節，在一個英雄故事中正是一個動人的細節。所以，很少有人質疑，而是作為一個傳奇故事中的生動細節一再被人重複提起。
但作為這個事件的見證者，吳光耀在《西藏改流本末紀》對此卻有質疑。他說，“吳糧員實無土司官寨挽留之事”。根據是“予在營務處，見吳糧員報鳳全死事，前後兩稟歧異，皆極力摹寫急迫不及救護之狀”。
初稟曰：“跣一足，提一襪，造欽差之所居挽留，欽差令且著襪。”
後稟易為：“欽差所居，夷人攻毀，痛哭不得往見，派人為欽差請安。”並明言“前數日已為夷人隔絕，漢官不得往來相見。是時夷人巴塘劫殺，橫暴市間，睚眥之怨不能免”。這是說，變亂一起，亂民橫行，不但劫殺漢官，就是平常民間積累的仇怨，也在這時趁亂報複。這樣的情形，吳糧台孤身一人，怎麼可能跑到被亂民包圍的欽差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