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光耀說：“吳糧員習氣油滑見於文牘，非赴難之人也。”
中國社會，一個人要成就一番事業，幹一番大事，往往得不到理解與支持，反而時時被吹毛求疵。但這個社會同時又極歡迎別人成為烈士，一旦成為烈士，又唯恐其人格不完美，願意隨時替這個傳奇增添動人的細節。
於是，吳糧員送欽差的故事又有了完美版，從鳳全要求吳糧員穿襪子變成要求他正衣冠。往事已矣，巴塘事件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了，哪個故事最接近真實的情形呢？我已無力判斷。但吳光耀所批評的現象，在今天卻是愈演愈烈了：“近世公牘，上下相欺如此，未嚐有長官詰責之者。”
不僅如此，染有鳳全那種隻求事功，藐視民眾，藐視少數民族作風的，在各級政府官員，恐怕也不是官樣文章中“少數人”一詞可以指代的。
鳳全死難，其在巴塘藏區嚐試實施清末新政的舉措徹底失敗，朝廷收回瞻對的想法也隨之流產。
清廷命新任駐藏幫辦大臣聯豫不再駐巴塘或察木多，仍到拉薩就任，這意味著朝廷已放棄了由駐藏幫辦大臣在康巴一帶墾殖練兵的打算。
此次巴塘事變中，亂民趁勢燒毀天主教堂，殺死法國傳教士牧守仁和蘇列，此外打死打傷教民多人，並挖了此前死在巴塘的兩位司鐸的墓，棄遺骨於野外。在此前的1900年，當地人也殺過天主教堂的傳教士，當地有史料說，“將法國神父捆在河西村木樁上，胸畫黑圈，活靶射死”。有史料說，這是“巴塘人民在義和團反帝運動影響下，聞風而起”，這我就存疑了。
與此疑問相比，我想知道的是，此時逃亡在外的達賴喇嘛是否知道了巴塘事變的情況，他又作何反應。但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隻說：“四月中，三次會見欽差大臣和庫倫辦事欽差大臣，交談有關西藏苦樂安危等事，增進相互間友誼。”不知道“有關西藏苦樂安危事”是哪些事。這時中英間正在就西藏問題展開艱苦談判，他自然會關心談判的結果，這算是“安危事”。再者，在他逃亡路上，經駐藏大臣有泰上奏，清廷已革去了他達賴喇嘛的名號。這應是他的“苦樂事”之一，但他一直說，這是駐藏大臣的陰謀，不是朝廷的真實旨意。所以，他與皇上和皇太後派來的欽差大臣見麵，對此事也定會談及。而巴塘事變，與清政府正麵衝突的主要力量是奉他為最高領袖的格魯派寺院，對他，對西藏地方來說，就既是“安危”事，也是“苦樂”事。但年譜中既然未著一字，我也就不能妄加推測了。
凡操心“苦危安樂事”的人，心情都不會輕鬆。在外蒙古，達賴喇嘛還遇到了更不愉快的事情。外蒙古的格魯派最大活佛哲布丹增巴，見宗教地位高於自己的達賴喇嘛久居不走，便一改當初熱情歡迎的態度，時時顯得倨傲無禮，這就讓和自己同一教派的最高領袖感到不愉快了。《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明確記載：“哲布丹增巴日漸不愉，逐步產生厭離之感，搗毀了達賴喇嘛法座，當著達賴喇嘛的麵吸煙，做了各種有失體統的事情。”幾個月後，達賴喇嘛就離開庫倫，轉往他處。
這也說明，即便是一個教派的最高領袖，身處同一教派中，實力不濟時，其權威也會下降，甚至受到挑戰。
如果說這時清政府已經衰弱不堪，但這個龐大帝國相對長期積弱的噶廈政府，還是具有相當強大的力量。所以，達賴喇嘛此時更為關注的還是清廷在藏區的種種舉措。
瞻對，也是他關心的事務之一。
1906年，他在途中收到噶廈政府送來的“就條約本事的報告”，同時收到的還有“瞻對總管稟報的漢藏文信函”。達賴作出的指示是：“瞻對總管稟報之事，應根據時局變化，無遺漏地掌握基本事實，爭取毫無過激，毫不推遲地逐步解決為要。”年譜文字沒有涉及瞻對總管具體上報了什麼內容，但達賴在瞻對問題上的態度卻十分清楚，一麵要求“毫無過激”，同時又要求“毫不推遲地逐步解決”。
應該說，即便事情到了這樣的地步，川屬藏區包括瞻對局麵如何變化，主動權還是在清廷的手裏。土司製度，成形於清朝，但在元明兩朝已經發端。許多土司家族在被清朝冊封前，作為地方豪強已在當地稱雄多年，中央王朝死守陳規時，大體上可以彼此相安。但清末新政也影響到川屬土司地區，改土歸流的呼聲高漲。於是，變與不變，自然就形成難以調和的衝突。
放到曆史大勢中考察，巴塘事變不像過去的瞻對之亂，可視為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時勢到達曆史關口時的一種必然。
對於反對變化的一方，這是一次拚死反抗。而事變的發生，對於急欲圖變強國的清廷來說，這種反抗正為變革治藏方略提供了更充足的理由和更大動力，刺激清廷下決心加大變革的步伐。以和平方式求變招致失敗，就隻剩下武力的手段。有清一代，幾乎從無在藏區內部培植進步力量的任何舉措——甚至意願，其所求者隻是這片疆域的臣服與平安。一旦有事，無非就是剿撫兩手。剿，花錢。撫，也花錢，所謂花錢保平安。今天中國人喜歡說康乾盛世時中國疆域如何廣大，但在所開拓的疆土上，不促進社會進步，沒有新思想的萌生與發展，不在這些疆土上培養起碼的國家認同，朝廷拿不出銀子維穩時，這些廣大疆域，往往便隻剩下得而複失一條道路了。中國曆朝曆代，邊界版圖或大或小的變化，都和邊疆民族的認同和背反息息相關。以藏區而論，今天中國領有的藏文化區疆域，較之康乾朝時，其實也已經縮小不少了。
趙爾豐來了
四月五日，鳳全死難。四月二十二日，清廷下旨“委明幹曉事大員，添派得力營伍，飛馳前進，查察情形，會同馬維騏分別剿辦”。和過去的遲緩遷延相比，反應真是夠迅速了。
馬維騏，雲南人，參加過1883年的中法戰爭，多有戰功。時任四川提督。得令後，馬率新軍五營出打箭爐，於六月中旬就進到巴塘。
同馬維騏進剿的“明幹曉事大員”就是建昌道趙爾豐。
此次巴塘戰事，時任成都將軍的綽哈布奏報平定巴塘的奏文描述甚詳：
“維時巴塘喇嘛土司等誓眾祭旗，出而抵禦，節節關隘，扼險設伏，圮橋掘塹，拒我師徒。馬維騏以為殲寇必貴神速也，亟於六月十一二三日親率五營，次第開拔，分道前進。十八日師次二郎灣，其山後頭殿喇嘛寺地勢高峻，已有悍匪嘯聚，竟圖橫襲我軍，馬維騏先派中營黃啟文、馬德昌帶隊往攻，炮石雨下，我軍張病奎等受傷。次日，馬維騏親往應援搏戰，軍土攀木猱升而上，斃匪數十名，陣斬首要喀殊達哇、惻忍、吉村三名，而照珠等二名亦屬魁酋，並為槍斃，餘匪始各逃散，奪獲槍械，並有開墾官物在內。是日，後營馬汝賢，甫至三壩關，諸營會圍兜擊，勇氣百倍，酣戰兩時之久，陣斬逆目日根彭錯、喇嘛因句夾夥等四名，遂奪其關。二十日，副中營馬德，又在喇嘛寺突遇賊隊三百騎劫取官糧，該營奪其精銳以敗之，於是群匪皆退據大所關，並力扼守。關本石壁峭峙，盛夏猶積冰雪，尚恐仰攻不易，密遣馬德暨幫帶江定邦、馬榮魁等，繞道六十裏，以拊其背。馬榮魁於二十三日醜刻，途遇匪糧，奪獲糌粑八馱。是日午刻，諸營前後夾擊，匪等擁眾撲犯，把總陳天恩等，連發巨炮，衝分中道，因各突馳而上，克取雄關，要逆喇嘛工布汪阿那等俱被殲。是役也，斃匪數百名，我軍亦有傷亡。由此迭破要隘，直搗奔察木。二十四日，各營克複巴塘。喇嘛本踞丁林寺為巢穴，及是勢不能支，舉火自燔，率眾渡河，拆橋而遁，我軍追逐江幹，槍斃淹斃者百餘名。”
二十六日，馬維騏抵達巴塘。這時，建昌道趙爾豐還未到前線。
馬維騏當即著手調查巴塘事變的前因後果：“詰究倡亂本末，安撫被難商民，解散脅從，分別良莠，立將正土司羅進寶、副土司郭守紮保，一並從嚴拘禁。查知戕害鳳全之喇嘛阿澤、番匪隆本郎吉，並寺中堪布壩哥未格，以及稔惡最著之阿江及格桑洛米、阿鬆格鬥等，猶多竄逸。且肇亂之由，原因溝內七村之番燒毀墾場而起，該番現猶散伏象山一帶，若不痛加懲創，將虞灰盡複燃，馬維騏分派營員，帶隊四出，期於剪巨憝而清餘孽，七月初三至初十等日，馬汝賢搜匪於阿奶西，生擒格桑洛米、羅戎卻本二名，惟林箐深密，馬汝賢搜匪遇伏，受傷甚重，裹創以還。而張鴻聲則於三岔路擒獲阿江，李克昌則於象山擒澤昌汪學，馬德則於河西嗎呢熱山生擒阿澤，與汪定邦、賈廷貴等，均多斬獲。各營搜剿殆遍，日有俘獲，共拿繳九子槍七十餘杆，並在阿江身旁搜獲鳳全頂珠翎管。澤昌汪學身旁，亦有殉難各員衣具。又在土司處，搜獲教堂銀物，兩司鐸屍骸，均經尋獲，辨視無誤。主教倪德隆單開最要之匪玠休硬不，及往鹽井調兵打毀教堂之喇嘛格桑吉村，先後弋致。共有擒到各匪孰為凶逆，悉經當時目擊之糧員吳錫珍等指認的確，緝獲隆本郎吉，供認槍中鳳全腦後不諱，而阿鬆格鬥等亦就獲。”
說到巴塘事變，奏文中說：“伏查鳳全遵旨籌辦邊務，雖欲振興屯墾，亦未嚐以峻急行之，隻因擬請限製寺僧人數一疏，喇嘛聞之中懷怨懟，飛誣構謗，蠱惑愚頑。正副土司初不過潛預逆謀，繼則公然助惡，屢投印文於奴才等署，竟稱鳳全操練洋操，袒護洋人，應即加之誅謬，若川省派兵壓境，惟有糾合台眾，聯聚邊番以死抗拒等語，狂悖實為至極。”
馬維騏將巴塘正副土司及丁林寺參亂喇嘛等人在巴塘處決後，“酌留所部，凱旋回省”，“善後諸務暨應歸剿捕匪犯，即飭趙爾豐統兵留駐，詳加審度，妥籌辦理”。
再用文字記錄這個過程，已經很老套了。清軍幾次進兵瞻對不就是這樣嗎？不就是得勝以後，再冊封一個願意聽命於朝廷的地方豪強為土司，事情就結束了嗎？不就是等待下次什麼地方再有同類事情發生，再把同樣的故事重複一遍嗎？
不，曆史是嚴峻的。
曆史的教訓是嚴峻的，曆史提供的選擇也是嚴峻的。
曆史讓你必須做出選擇。
清廷錯過了許多選擇機會，但終於做出了新的選擇。噶廈政府與川屬土司們則放棄了更多的選擇，或者說，在世界格局發生了天翻地覆變化的時候，依然拒絕選擇。土司們、喇嘛們還在人性消極的慣性中繼續下墜著，而不自知。
馬維騏鎮伏了巴塘，得勝回省。
留下趙爾豐善後經營。
趙爾豐上任時，就已胸懷“治邊六策”，其內容為：
一、設官，就是改土歸流；
二、練兵；
三、屯墾；
四、通商，就是開發當地資源，促進商業流通；
五、建學，興辦新式學校，開啟民智，培養建設人才；
六、開礦。
興邊六策中，所有事情，都需要以第一條為基礎。要無意改變現狀的土司們騰出地麵來，做他施行藏區新政的舞台。不隻是土司，還有勢力更為強勁的寺院。
巴塘事變發生時，周圍各土司寺院也騷動不寧。“雲南維西廳屬番夷勾結叛亂，焚教堂，戕教士，圍困官軍”。居於打箭爐到巴塘要道上的裏塘土司也拒絕為進剿巴塘的馬維騏運送軍糧，供應柴草。而雍正年間嶽鍾琪請設裏塘土司正是為了保障川藏大道運輸流暢。
任乃強《康藏史地大綱》載：“趙爾豐誅裏塘抗差頭人，拘其土司……遂清查戶口糧賦，準備改流。裏塘正土司四朗占兌，殺看守兵，逃至稻城貢噶嶺，嘯聚土民作亂。鄉城亂民皆應之。中鄉城桑披寺僧普中紮哇者，怙惡不法，曾叛裏塘土司，誘殺守備李朝富。川督鹿傳霖派兵往討，遊擊施文明被生擒，剝皮實草，供歲時逐祟刺擊。趙定巴塘，使人招之，回書侮慢。十一月，趙派兵攻鄉，並剿稻城。稻城平，而鄉師無功。三十二年（1906）正月，趙親攻桑披寺，至閏四月，破之。”
史料之中，說趙爾豐雄才大略，建立勳業者多，同時也說他手段殘暴，嗜殺過度。與趙同時代人吳光耀《西藏改流本末紀》對此就有記載：“趙爾豐報克服桑披寺，盡抄沒所有，令屠降夷七千餘。行刑百人，有墜淚者至於罷極。”就是說，他用百人的劊子手殺幾千人，這些劊子手中，有人殺到後來殺不下去了，流著眼淚而放下屠刀。“富順知縣熊廷權時管糧台，為夷人請命不得，而出坐石上，見行刑如此”。
不隻是對“降夷”殘暴，對自己的士兵也相當酷虐。攻克桑披寺後，自然取得了相當多財物，他下令官兵上繳後，全部擺放一起，對官兵說，可以按自己的功勞大小，隨意拿走與自己功勞相當的財物。“黠者知其性情不敢取，愚者遵令自取物。明日，盡斬自取物者官兵數十人”。
吳光耀說：“張俊生統師歸，為予言暴骸骨遍野。”
桑披寺戰後，趙爾豐即在原巴塘土司和裏塘土司地麵重新規劃行政區域，請設巴安、定鄉、理化三縣，派出流官，管理民事。
民國年間，一位湖北的中學教員叫賀覺非，於日本侵占東北後入國民黨中央軍校學習，結業後被派往四川，1941至1944年，出任原裏塘土司地麵的理化縣長，有《西康紀事詩本事注》一書傳世。其中對清末至民國年間，川邊地麵的重大事件及民情風俗多有記錄。他在該書中說：“趙爾豐之治邊也，先之以兵威……而遂其改流大計。”
“邊地既定，趙即從事各種建設。”
賀覺非在理化縣長任上，研讀史誌，遍訪高僧老吏，修成該地第一部地方誌《理化縣誌》。他編縣誌時，距趙爾豐主政川邊不過三十多年，由他記敘趙爾豐事跡，應該是比較切實的。賀總結趙爾豐從事邊地各種建設舉措，也頗為精當。
“以言內政：則慎選官吏，改良禮俗，規定支給烏拉章程，頒發百家姓氏，延醫購藥。
“以言教育：則奏派吳嘉謨為學務局總辦，於改流各地，遍設學校，並購印刷機至巴安（巴塘的新名字）印課本。
“以言交通：則修建關外台站，平治康川道路，敷設川藏電線，雇比利時工程師建河口鋼橋。
“以言實業：則招募墾民，改良農業，踏勘礦藏，購置紡紗機、磨麵機器等。”
這時的清廷，已把川屬土司地麵看成一個戰略性的整體。隨著這種新思維的出現，一個新詞出現了：“川邊”。這是一個地理名詞，囊括了康巴地區所有川屬土司地麵。從清初開始的土司時代，清廷在這個地麵上隻求平安無事，所以“多封眾建以分其勢”，從此開始，卻要將這些地方視為一個整體，加以經營開發了。
在此新思維下，一個新官職也隨之出現：“川滇邊務大臣”。為何設置川滇邊務大臣，清廷說得明明白白：“四川、雲南兩省毗連西藏，邊務至為緊要。若於該兩省邊疆開辦屯墾，廣興地利，選練新兵，足以固川滇之門戶，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籬，實為今日不可緩之舉。”
1906年，趙爾豐出任新設的川滇邊務大臣。
清廷有旨：“四川建昌道趙爾豐著開缺，賞給侍郎銜，派充督辦川滇邊務大臣，居中擘畫，將一切開墾防練事宜切實籌辦。”
並撥銀一百萬兩，作為開辦之費。
新政，不隻在川邊。
1906年，在印度進行了一年多的關於《拉薩條約》談判沒有結果，又改到北京舉行，終於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其主要內容除減少了對英賠款數量，主要還是中國對西藏主權的重申：“英國國家允不占並藏境及不幹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國國家亦應允不準他國幹涉藏境及其一切內治。英藏所立之約第九款內之第四節所聲明各項權利，除中國獨能享受外，不許他國國家及他國人民享受。惟經與中國商定，在該約第二款指明之各商埠，英國應得設電線通報印度境內之利益。”
同年，清廷任命曾在印度參與《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談判的張蔭棠從印度直接入藏，任駐藏幫辦大臣。
張蔭棠到西藏就任，第一件事，就是整頓吏治。他十月到達拉薩，十一月十八日便上《為瀝陳積弊，請旨革除懲辦，以維邊圉人心》一折，道出了駐藏官吏的腐敗不堪，對藏人作威作福的情形。
“查駐藏大臣曆任所帶員弁，率皆被議降革之員，鑽營開複，幸得委差，身名既不足惜，益肆無忌憚，魚肉藏民，侵蝕庫款。”時人總結西藏以及朝廷派駐藏區官員的這種情形，叫“賢者不往，往者不賢”。朝廷認為自己對藏人施恩甚多，而彼方卻離心離德，甚至有官員說這是“藏人畏威而不畏德”，其實，這種局麵的造成，除了是由清朝國力衰微的大勢所定外，這些貪官酷吏在藏區胡作非為，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有時甚至是唯一的因素。
不唯下層官吏如此，駐藏大臣往往就是貪腐之首。
噶廈政府在達賴或攝政王下，有四位噶倫管理全藏政務，每有缺額，都要由達賴喇嘛會同駐藏大臣上奏朝廷提名新人，這就給了駐藏大臣賣官鬻爵的機會。據張蔭棠調查，一噶倫官職“陋規一萬二千兩”是半公開的行市，“額外猶需索不止”。其他官職也明碼實價：“挑補代本、甲本各官，陋規二三千兩至數百不等”。而這些費用藏官們並不自己出錢，“皆攤派於民間”。所以，張蔭棠慨歎，“民之何辜，罹此荼毒！”
駐藏大臣如此作為，致使“一切政權得賄而自甘廢棄”。
英軍第二次入侵西藏，駐藏大臣有泰的作為更是自毀長城。英軍抵拉薩，有泰往見榮赫鵬，“自言無權節製商上，不肯支應夫馬等情，以告無罪，媚外而乞憐，榮赫鵬笑頜之，載入藍皮書，即以為中國在藏無主權確證，庸懦無能，誤國已甚！”
更令人可氣可笑的是，英軍到了拉薩，有泰忙著“犒賞牛羊柴薪”，而且出手大方，用去銀子一千五六百兩。最後，張蔭棠查出，有泰報銷的這筆接待費用是四萬兩！
首官如此，下屬可知。少支出多報銷有之，向西藏官民索賄受賄者有之，侵吞駐藏清軍兵餉者有之。當時，有泰信任駐藏大臣衙門的門丁劉文通，“以之署理前藏遊擊，領帶兩院衛隊，又總辦全藏營務，憑權納賄，賣官鬻爵，其門如市，各台汛員弁，紛紛借端更調，下至挑補兵丁台糧，需索銀四五百不等”。張蔭棠奏書中舉了一個例子，一個叫李福林的都司被撤職，向劉文通行賄五千兩，不降反升，做了遊擊。
英軍入侵，前線戰事緊張時，“警報屢至，催赴敵前開議”，有泰不肯去前線處理危機。這時，劉文通便來給主子散心：“購進藏姬五六人，獻媚固寵，白晝挈隨員等赴柳林子召妓侑酒，跳唱納涼，該大臣醉生夢死，一唯其所愚弄。”
清朝曆代皇帝，對西藏以致整個藏區，恩威並用，但始終提倡的，還是兩個關鍵詞，曰“惠遠”，曰“德化”。而派駐當地官員，行事糜爛驕橫如此，都走向這兩個詞的反麵去了。想要因此“以服遠人”，自是癡心妄想。
我沒有統計過有清一朝派駐西藏的大臣和幫辦大臣的準確數字，但肯定已有好幾十位，而對西藏日漸糜爛的吏治大力下手全麵整治的似乎隻有張蔭棠一位。
他呈報了清朝駐藏官吏種種腐敗情事後，上奏“可否請旨將劉文通、鬆濤、李夢弼、恩禧、江潮、餘釗、範啟榮七員先行革職，歸案審辦，分別監追，以警貪贖”。至於有泰，“係二品大員，應如何示懲之處，聖明自有權衡，非臣所敢擅擬”。
不隻中央派出官員貪腐，這個問題也是噶廈政府的痼疾。
張蔭棠也查出：“噶布倫彭錯旺丹，貪贖頑梗，勒索百姓，賞差銀兩，任意苛派。浪仔轄番官陽買，貪酷素著，民怨沸騰，均請先行革職查辦。”
對張蔭棠的處置，清廷一概同意。本來清廷已下令有泰“來京當差”，此時下旨將有泰“先行革職，不準回京，停候查辦”。
張蔭棠此舉，受到西藏各階層的擁護與歡迎，對貪腐成風、怠惰成習的漢藏官場，也震動不小。張蔭棠自己也說，“全藏極為震動，屏息以觀我措施，以為臣係奉旨查辦藏事人員，與尋常駐藏者不同”。這句話反過來說，就是在藏人眼中，尋常駐藏官員都是大同小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