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對設縣後，第一個舉措就是改名懷柔縣。這其實很是名實不符。有清一代，對瞻對，先後數次強力征討，戰後，又沒有什麼真正於民生有利的懷柔革新之舉。設縣後，卻發現河北省已經有了一個懷柔縣，為避同名的麻煩，又將縣名改為瞻化。
瞻是舊地名中的一個字，“化”，全然是個漢字，組合起來，其意思是十分明白的。但如何“化”來，卻是一篇複雜的頭緒繁多的大文章。
民國來了
民國了！
我們的瞻對故事似乎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
瞻對終於收回了。
辛亥革命勝利了。
但是，且慢，革命的初衷，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講，是民族、民權、民生，而在當時更激動人心也更為響亮的口號恐怕還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若以清政府的倒台為標誌，革命是勝利了。若是用上其他標準，倒可用孫中山後來的話，叫作“革命尚未成功”。因為革命的結果，肯定不是軍閥割據，以及因之產生的頻繁內戰。
而且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革命，必然也會激發多民族國家中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所以，一個國家內部，特別是一個多民族構成的國家，還未曾有一種國家意識將所有這些民族有效整合時，民族主義這個武器是需要慎用的。道理很顯明，看看今天的中國現實，就可以看到，我們在並沒有弄清楚民族主義對這個國家到底意味著什麼的時候，就祭起這個武器來對付外部挑戰，卻忽略了這同時會喚起國家內部的民族主義，從而削弱了共同的國家意識，從社會內部產生著動蕩與不安。而這個過程，從民國初年，就已經開始了。
從川邊藏區來說，隨著清王朝覆滅，趙爾豐們的藏區新政也就人亡政息，種種社會改良剛剛初顯效果便煙消雲散。趙爾豐回任四川總督前，推薦自己得力助手傅華封繼任川滇邊務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趙爾豐密電傅華封率邊軍三營馳援成都。傅率部到達雅州，被新軍彭光烈部擊潰，傅被俘解成都聽處。當局勸降，傅華封不從。監禁期間，寫成《西康建省記》一書，記述清末康區各地改土歸流經過，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民情風俗等史實較詳。留在藏區金沙江兩岸的邊軍，也都易幟擁護革命，推顧占文為臨時督軍，駐巴塘。並將邊軍改為三標，分駐察木多、德格和江卡。攻勢改為守勢，各據其地，任務也不再是聲援西藏，防禦英國圖謀西藏，而改為防備藏軍進攻了。
接下來，先是數年前被趙爾豐大兵鎮伏的鄉城變亂，當地武裝占據鄉城後，又攻陷了裏塘等地。剛被廢除不到一年的明正土司聚兵於川藏大道上的河口，也就是今天康定和理塘之間的雅江縣。道孚靈雀寺喇嘛拘押設治委員，整個康區陷入大亂。不久前才被趙爾豐廢掉的土司們趁民國初年內地軍閥間頻繁的內戰，驅逐漢官，自行恢複各家對於原來屬地屬民的統治。金沙江以東趙爾豐所設波密等十餘縣，也相繼被藏軍攻陷。
這就是川邊地區的民國元年。
1912年6月，尹昌衡得中央電準，將四川都督一職由他人代理，並請得中央接濟軍費四十萬兩，自任西征軍總司令，率大軍西進，加上原駐藏區的邊軍策應，很快將大部失地恢複，領軍到達察木多。雲南都督蔡鍔也出兵，恢複了鹽井等處。這其實隻是尹昌衡西征軍的第一步，他真正的目標是拉薩。蔡鍔領導的滇軍也願意與他合兵繼續西?。
這時的西藏是什麼情形呢？
1912年2月，清朝皇帝宣布退位，三天後，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4月，在拉薩的清軍向藏軍繳械投降，連同清朝駐藏官員被全數驅逐出境。5月，流亡印度三年之久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到拉薩。不久，達賴喇嘛接到了改朝換代後的袁大總統的電報，恢複他被“前清”第二次剝奪的達賴喇嘛封號。
袁世凱的電文中說，“現在中華民國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來，五族和如一家，達賴喇嘛自然被一種深厚的依附祖國之情打動。在這種情況下，他從前的過錯應當得到寬恕，他的封號‘誠順讚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也因此而得到恢複，以期望他能夠支持黃教，幫助中華民國”。
袁世山凱在電文中還對辛亥後在拉薩作亂的清軍的行為表示了歉意。
但達賴喇嘛卻不領這個情了，說他不向中國政府請求原來的官位與封號了，隻是“希望履行在西藏的政教統治權”。繼而達賴喇嘛在西藏發表聲明，梅·戈爾斯坦在其巨著《喇嘛王國的覆滅》中說，這是“一個單方麵重申他對全藏統治的聲明”。
這個聲明中有這樣的表述：“幾年前，四川和雲南的漢族當局竭力使我們的版圖殖民化，他們借口保衛商埠，把大批軍隊派進了衛藏”，“這時清王朝帝國也已垮台了。西藏人受到鼓舞，起來驅逐了衛藏地區的中國人，我也安全地回到了我公正而神聖的國家，我現在正著手把東藏朵康的剩餘的中國軍隊趕出去”。
但這時，尹昌衡大軍西進，非但“東藏朵康的剩餘軍隊”不能驅逐，拉薩也將成為他們的進軍目標。
任乃強先生《康藏史地大綱》中說：“達賴聞川滇軍西征，懼，向英使乞救。英借口保護商務，派兵進駐江孜，為藏聲援。”
我們記得，宣統年間，川軍進藏，當時的理由也是保護江孜等通商口岸，也是“為藏聲援”。這時，卻一變為英軍進駐，保護西藏了。到此時十多年前，藏方堅決抗英時，清廷任用有泰這樣的昏聵大員阻止西藏方麵抗英的惡果便顯露無遺了。與此同時，噶廈政府還以鹽池作為抵押，向英國借款四萬英鎊，充作軍費。英國駐中國公使朱爾典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中國不得幹涉西藏內政”，並以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相威脅。中華民國中央因此下令尹昌衡停止西征。西征軍司令部撤銷，改設川邊鎮撫使府，尹昌衡任川邊鎮撫使。
尹昌衡在此任上時間不長，民國二年秋，即被解職。
影響至今的西姆拉會議
民國二年，西姆拉會議開幕，這回，英國人扮演主角。實際上，談判的雙邊以中華民國政府為一方，英國人和西藏噶廈政府為另一方。中華民國政府做出的最大讓步，就是中國承認西藏自治。但英藏方麵，認為這已是一個既成事實，並無討論的必要，而把談判重點確定為邊界問題。邊界問題重點又不是英國殖民地印度與西藏間的邊界，而在於明確所謂中藏邊界。梅·戈爾斯坦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中說：“西藏最初提交的文件在政治和領土問題方麵都劃出了一條非常令人難以接受的界限，不僅要求所有操藏語的人（包括安多以及遠至打箭爐的康區的所有藏族）都重新統一在達賴喇嘛的管理之下，而且還要求獨立的政治地位，漢族官員禁止進入西藏。”
需要說明，“重新”這個詞不對，因為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所有操藏語的人”統一在達賴喇嘛管理之下的局麵。
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2459號《藏案交涉經過》中附有噶廈政府參加西姆拉會議提出的條約草案六條：“民國二年10月13日藏議開始，藏方要求條款計有六事：（一）西藏獨立；（二）西藏疆域欲包括青海、裏塘、巴塘等處，並及打箭爐；（三）光緒十九年暨三十四年之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國不得過問；（四）中國不得派員駐藏；（五）中蒙各處廟宇向認達賴為教主，均由達賴委派住持。”
也就是說，“藏獨”的主張，在民國初年已經明確提出。而且，這個西藏不僅是噶廈統轄下的那個西藏，而是包括了所有藏族文化區所謂的大西藏，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大藏區了。
噶廈提出的這個條約草案第六條，即最後一條，與瞻對有關：“中國政府要盡快賠償從西藏政府那裏奪取的錢財和用武力勒索的瞻對稅款”。
這裏說的是兩筆錢，一筆錢是“從西藏政府那裏奪取的錢財”，這實有其事。辛亥革命後，到西藏不久的川軍以革命的名義殺了統帥，指揮權被軍中哥老會控製，在拉薩燒殺搶掠，先劫去駐藏大臣衙門存銀十八萬兩，又勒索噶廈政府白銀八萬兩，聲言是做回川的費用。但得到這兩筆巨款後，他們並未回川，繼續在拉薩肆意作亂，激起藏族僧俗民眾公憤，群起反抗。川軍大敗，被全體解除武裝，遣送出境。這筆錢索之有據，但“用武力勒索的瞻對稅款”就不知所為何來了。
而民國政府在西姆拉會議上提出的川藏邊界，遠到金沙江以西，自然也不會被藏方所接受。
最終，英國人操縱談判而拿出的條約，未被民國政府批準，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人自顧不暇，談判中止。
以後三十多年的中華民國，多年內戰沒有打完，又打抗日戰爭，抗日戰爭結束，是更大規模的內戰，川藏間邊界既無條約明文規定，那就隻得靠雙方實力說話，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雙方實際控製線幾經變化，最後，戰線以金沙江為界，穩定下來，直到今天，還是西藏自治區與四川間的省際邊界線。
某年，我沿國道317線從甘孜到德格，抵達金沙邊時，赫然看見對岸江邊一麵岩石上，兩個紅色大字“西藏”。大字下麵，江流浩蕩，大字背後，是河岸台地上正在熟黃的青稞地，倚山臨江，是安靜的土房組成的村莊。書寫這樣的大字，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種確定邊界的方法。須知行政區劃的邊界也是變動不居的，有清一代，對岸那一帶地方，就是川屬德格土司的屬地。
“五族共和”口號下的邊局糜爛
民國初創，雖說是以“五族共和”為號召，但在內地，各地方實力集團擁兵自重，爭戰不休，並沒有政令軍令的統一。少數民族所在的邊疆地帶，如蒙古、新疆、西藏，更是各圖自保自立。在此情形下，川邊藏區也亂象叢生。政府方麵武裝有趙爾豐時代留下的邊軍，又有民國後新編練的川軍，還有那些被廢除的土司於清代覆亡後自行恢複了在其領地的統治，他們也各自擁有自己的武裝。
民國六年，還有趙爾豐創建的邊軍一營，以趙的舊部彭日升為統領，駐紮在金沙江西岸的察木多，並以此為中心，控製著金沙江以西相當於今天幾個縣的地麵。其中一個炮兵連西出駐紮在類烏齊，與藏軍處於對峙局麵。類烏齊在察木多西北邊。清人所撰《西藏誌》，對察木多到類烏齊的距離有明確記載：“自察木多五十裏至惡洛藏分路，六十裏至杓多，四十裏至康平多，五十裏至類烏齊。”共四站二百裏地。這個記載應該是準確的，我走過這個地段，並特意用車上計數器測過公路裏程，從類烏齊縣城到昌都，顯示數字為一百零五公裏。今天，察木多叫昌都，是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的首府，類烏齊則成為昌都下屬的一個縣。昌都地處瀾滄江邊。再往東二百多公裏，是江達縣。江達縣，清代為川屬德格土司屬地。也就是說，民國初年，金沙江以東，今西藏昌都地區大部，實際上不是由噶廈政府控製。
1919年，兩個藏軍士兵越界被邊軍駐類烏齊那個連的士兵俘虜。那兩個藏軍士兵不是故意越界挑釁，隻是割馬草不小心越界被擒，但送到昌都後卻被統領彭日升下令斬首。藏軍前來談判索回士兵，得到的卻隻是兩個人頭，被激怒的藏軍於是向邊軍開戰。此時的邊軍已不是趙爾豐時代的邊軍了，他們得不到內地新編川軍支援，帥老兵疲，勢單力孤，連戰連敗，後被藏軍圍困於察木多，最後向藏軍乞和繳械。彭日升被送往拉薩關押。從此，趙爾豐經營川邊時在金沙江東改土歸流的地區全部喪失。藏軍一發而不可收，越過金沙江繼續進攻。相繼將趙爾豐時代所設德格、白玉等縣攻克，繼而兵分南北兩路進逼甘孜與巴塘。川軍集中九個營，在甘孜地方苦戰四十餘天，才抑製住藏軍攻勢。
後經正在這一帶探險的英國人台克滿居中調停，邊軍統領劉讚廷與噶廈政府官員降巴登達在甘孜絨巴岔締結停戰協定。停戰協議共十三條，主要內容是重新劃定了川藏界線。條約承認，清末由邊軍實際控製的類烏齊、恩達、察木多、寧靜、貢覺、德格、白玉、鄧柯、石渠等地都由藏軍占領。
清代的瞻對，這時是民國的瞻化縣，在這份停戰協議中，依然劃歸川省管轄，但如果瞻化人民“安靖如常，無虞出境擾亂之時，漢官應不駐軍於該縣境內”。也就是說，在該協議中，瞻化雖然劃歸川省管轄，卻不能駐軍於該地。瞻化在川藏關係中的特殊地位，也因此得以顯現。
此協議雖然未得到民國政府批準，而且協議中也寫明“本約及停戰退兵條件，非正式議和條約”，但協議中劃定的川藏兩軍實際控製線，一直維持到20世紀30年代初才有所改變。這一條約的簽訂，使趙爾豐時代改土歸流的地方，又失去十二個縣。
以五族共和為號召的中華民國，開創初期非但未能與別族共和，在驅除了滿族統治者後，內地軍閥間展開混戰，於邊疆地帶的事務早已無暇關注了。那時的川邊鎮守使陳遐齡，當彭日升在察木多率兵陷於苦戰時，非但不從打箭爐派兵西援，反而把駐守川邊的軍隊調進川內，參加軍閥間的內戰。劉讚廷時任巴塘邊軍分統領，他在1921年出版《邊藏芻言》中說：“自1917年7月至1918年4月，邊軍與藏番激戰，中間九閱月，陳遐齡既不發兵，又不濟糧餉，聶幫統死，彭統領俘，邊軍八九營覆沒，官佐士兵陣亡數千，十二縣失守，知事為敵所擄者，割鼻插耳，為國之玷，稍有血氣，莫不震動。如陳於此時出兵兩三營，援助邊軍，則前敵士氣百倍，十餘縣疆土，不難一鼓恢複。乃擁兵八營，坐視邊局之糜爛。”
這時的西藏方麵，卻因為兩次抗英戰爭失敗和辛亥革命的刺激，出現了一些意圖改革圖強的官員。一個重要方麵，就是對藏軍進行現代化的改造。台灣學者馮明珠著《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中說，自西姆拉會議以後，藏軍以過去裝備落後的三千零六十二人擴建為由一萬餘人組成的英式武裝的常備兵力。馮明珠的書中還說，英國還在江孜開辦了一所軍官訓練學校，以駐江孜商務委員會署的英籍指揮官擔任教官，以英式戰爭方法，訓練藏軍軍官。噶廈政府自1914年起，增收鹽稅和皮革稅，以這兩項新增稅收購入英式現代武器，同時在西藏設立機器廠，製造槍支彈藥。因而藏軍迅速成長為一支準現代武裝，戰鬥力大大增強。
西藏噶廈政府方麵為擴軍強軍而增加稅收，還造成近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即九世班禪於1923年出走內地。藏文版《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中對此事如此記載：“日喀則基宗、四品官穆夏從江孜打來電話向達賴喇嘛稟告，說明班禪大師師徒一行於11月15日突然離開紮什倫布寺出走。臨行留有一信。信中說：‘下屬官員違背達賴喇嘛意願，不信守前例，攤派四分之一軍餉。因無著落，隻好赴漢、蒙各地向信徒募化籌款’雲雲。”
光緒年間陳觀潯所撰《西藏誌》有專章《西藏兵製》，其中說到那一時期藏軍武器裝備，還是一支相當原始的武裝：“藏人兵具，當時仍用古代舊物。一曰大炮。每支重三四十斤或五六十斤不等，有銅鑄者，有鐵鑄者。長三四尺，能容之藥十餘兩，鉛彈三四十兩。二曰土槍。以熟鐵製造，子藥均由前膛裝入，即內地鳥槍之類。其槍托上有飾以金、銀、珠、玉者。彈用鉛鑄，其形圓。三曰快槍。有獨子、五子、七子、九子、十三子等類。尚有青海購來之俄國式快槍。四曰戈矛。木柄纏以鐵絲，其長不過一丈。五曰鋼刀。其鋒甚利，雖快槍亦能斫斷。六曰弓矢。七曰鐵盔鎧，用以護身者，能禦槍彈。”
又一章記《西藏人禦敵之法》。講有深林埋伏、夾穀包圍、高坡滾石、窄路劫糧、黑夜撲營、阻擋關隘、掘險斷路、據守堅碉等，這些都是從古典小說裏8常看到的。
麵對這樣的軍隊，先行改善了武裝與戰法的趙爾豐所領邊軍，才能以區區數千兵力便縱橫川邊三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而所向披靡。從趙心愚與秦和平教授所編輯的《清季民康區藏族文獻輯要》中，我讀到一則趙爾豐所領邊軍《平定德格贈科行軍規則》，其中詳細規定邊軍的戰法，讓人想起外國影片中的戰爭場麵，抄錄幾則，我們便可以想見那時的戰爭場麵及細節：
“一、臨陣時，我兵分作四十人一排，共列五排；衛隊四十人，作為第三排；其餘十人，看守兩營械對象，並瞭望後路有無包抄之匪。
“一、臨敵時，如戰地寬，則平列兩排為一行；窄則以一排為一行，餘四排，以次遞列。雖係平列，總宜疏散，不可太擠，免受敵槍。若地方過窄，則以半排為一行，或分兩排為雁翅形，以張兩翼。是在該營官審察地勢、敵情，神而明之。
“一、臨戰時放槍，第一排先放，放畢蹲身；讓第二排接放，以次遞蹲，遞放；放至第五排畢，第一排又複輪放。倘敵人攻撲太急，則前排蹲放，後排立放，敵未攻撲，則不準亂放一槍。
“一、各排放槍時，營官弁長，須留神察看。若打至兩輪，而不能中傷人者，是即毫無準頭及手顫者，必膽已搖。似此者皆勿令再放，尚可節省子彈備用也。
“一、臨敵時，馬隊以四百人，分紮我兵左右，敵如遠一二裏外，令馬隊毋庸開槍擊賊。賊敗則縱馬隊追之，我兵緊隨其後，保護馬隊。若賊退入村內，而我馬隊亦追之入村，我步兵即應緩緩而過，去馬隊兩三箭遠，防其村內設有埋伏，我兵猶可在後放槍，擊其伏兵救援我馬隊也。村中有無埋伏，臨時一望可知，敵被槍擊死者過多，或戰時已久，彼已慌亂逃竄，此真敗也，可以乘之。若敵死無幾，或少戰即退，或應戰之兵不多，退時複有整齊間暇之意，是必有詐謀，須謹備之。
“一、馬隊隻用四百人，夾我兵而立，馬步相距，須一丈，不可太近。其餘一百人，留在我兵後路，一二裏外逡巡，以防敵人包抄。如遇敵來包抄，該馬隊一麵力戰，一麵飛報前敵。
“一、敵人如果包抄，即有後路馬隊與戰，複有我瞭哨之十人，可以旁擊。前敵聞信，切勿驚惶，包抄如已在二裏之內，隻將末尾四五兩排，轉而向後，賊來則開槍擊之。再撥馬隊一百名，赴後路助戰，其前麵之一二三排，仍輪流前敵攻打，不必管後路之事，不準擅自移動，賊若撲前漸近，方可令馬隊一同開槍，仍以安閑從容自若為主。
“一、臨敵時，如欲誘匪，則以蠻兵馬隊在前，我兵步隊伏後，勿使匪人望見。該匪與馬隊戰酣之際，我即發號令，馬隊左右分開，我兵從中衝出開槍。不惟斃匪必多，且使匪驟見驚惶，未有不慌亂，敗陣者也。惟此條幾須與馬隊學習熟練，臨陣方不致忙敵。
“一、打散仗，將步隊分散三人一堆，五人一簇，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藏山坳，或在石後，或站或跑，或蹲或伏，不論行列，不拘先後，人自為戰，對準敵人，發槍而已。”
這是趙爾豐所統邊軍一次戰鬥所作的戰陣預案，臨戰下達，同時申明：“惟此次敵所，聞係山溝，且我馬隊多於步隊，或散隊，則有礙馬隊衝突，或步隊盡在山腳、山腰，馬隊列於平地，庶不相妨，惟地勢未曾目睹，難於遙度，姑備錄之。以待該營官等，臨時相機調度可也。”
為該戰所定行軍規則還有許多條，關於後勤，關於戰勝後的善後等，就不一一抄錄了。
由此可知，趙爾豐改土歸流之時，所有用兵之處，戰無不勝，與所轄邊軍已采用西式火器，並西式戰法有很大關係。而民國以後，藏軍經過英式訓練，並用英式武裝，戰法與武器，如果不在邊軍之上，也該是旗鼓相當，更兼占有地利，形移勢易，孤立無援的邊軍戰敗失地，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民初的瞻化縣
趙爾豐驅逐瞻對藏官後情形如何？
瞻對設縣後，第一個舉措就是改名懷柔縣，這其實很是名實不符。有清一代，對瞻對，先後數次強力征討，戰後，又沒有什麼真正於民生有利的懷柔革新之舉。設縣後，卻發現河北省已經有了一個懷柔縣，為避同名的麻煩，又將縣名改為瞻化。
瞻是舊地名中的一個字，“化”，全然是個漢字，組合起來，其意思是十分明白的。但如何“化”來，卻是一篇複雜的頭緒繁多的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