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內容：
川藏雙方軍隊各以金沙江中下遊東岸和西岸為最前防線，不得逾越，同時各處前線，雙方每處駐軍不得超過兩百人。
這條停戰線，直到今天，還是四川省與西藏自治區的邊界。當年的崗托渡口上已經沒有了牛皮船，江上一座水泥大橋。橋頭西岸，至今還有幾座堅固的岩石碉堡聳立半山坡上，那已是20世紀50年代藏軍試圖阻擊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時所建立的了。
六年前的一天，我開車從德格縣城出來，在一個叫礱埡的地方停留半天。那個地方，有一座舊城堡的殘跡，一道從穀中伸向山頭的蜿蜒的舊城牆。文字史料上，對這座舊城沒有隻言片語記載，倒是當地百姓中有口碑傳說。說此城是史詩《格薩爾王》中格薩爾王手下三十大將之首，也是他同父異母的兄長嘉察協噶鎮守的城堡。史詩中的嘉察協噶是一個漢藏混血兒，赤膽忠心，有勇有謀，戰死之後，還在戰場上顯靈為將士助戰。站在高岡上的殘牆邊，我想，在比本書所書寫的更遙遠的格薩爾王的時代，這片土地上的人眼界更高遠，心胸更開闊，如果今天還有像產生《格薩爾王》那樣的英雄書寫，人們還會把一個漢藏混血兒塑造成讓人一唱三回腸的英雄形象嗎？風勁吹，太陽的光瀑傾瀉而下，眼前橫亙著綿延的群山，這樣的問題自然無人能回答，隻有風中的樹林光影錯動，發出大聲喧嘩。在我身旁，古城堡殘存的夯土牆通身通紅，據說是經曆多次火攻才變成這樣的顏色。為我講述傳說的當地老者，在殘牆根下翻掘一陣，掏出一大坨鏽紅色的東西放在我麵前。不是泥，是融化過又沒有完全融化的石頭緊緊黏結在一起。老者說，看看當年，你看看當年，他們把鐵礦石燒得半融，投入牆基，又澆下鐵水使這些石頭牢靠黏結。老者說，所以古堡的殘牆才能曆千年而不倒。我在地下翻掘，到處都是赭紅色的老牆基，一座佛寺就建在老城堡的牆基之上。廟裏光線昏暗，在一根彩繪的柱子上，掛著一個彩繪的箭匣，裏麵插著幾支帶翎的箭，廟裏僧人說，這也是格薩爾時代留下來的舊物。這個，依我之力是很難考證了。
我離開礱埡村，沿峽穀西下，到了金沙江邊。在正午強烈的日光下，站在寬闊的水泥橋上，看橋下的江流，湍急處，水石相激，白浪翻卷，平緩處，一個漩渦套著一個漩渦。這條江流，早前並不是川藏兩省區的界線，那是德格土司領地上的一條內江，晚清，曾經雄踞此地幾百年的德格土司家族漸漸衰落了。民國，這條江流兩岸，幾度變成川藏間的戰場。當年大白事件後，川康邊防軍和藏軍就在這裏隔江對峙。
在橋上，一輛掛西藏牌照的車停下來，車上下來兩個人，自我介紹說是新到江達縣任職的援藏幹部，來自天津，要去拜會德格縣的領導，說兩縣雖屬不同省區，兩個縣隔江相望，來了新領導自然都要互相拜望，方便以後的工作。
我們在橋上以江水聲做背景，閑聊一陣，分手，他們去我剛離開的德格，我沿著金沙江東岸崎嶇的公路沿江而下。這條公路通向趙爾豐改土歸流後新設的白玉縣。從白玉縣繼續沿江而下，就是川藏大道南線上的巴塘。如果從白玉縣往東，通過大片布滿冰川的雄闊高原，就是過去的瞻對，今天的新龍縣了。
那天，我沒有到達白玉。
我在一個叫河坡鄉的地方停下來。那裏出一種很有名的刀：白玉藏刀。這個地方，傳說是格薩爾時代的兵器部落。我在村子中轉悠，幾乎所有人家都在用傳統的手工藝打造什麼，隻是他們已經沒有打造兵器了。他們把熟銅敲打成薄片，用來打造各種宗教用品：寺院建築上的頂幢、轉經輪、佛像……林林總總，也有人在打造刀子，小巧的刀身、精致的銀鞘——上麵花紋繁複，還鑲嵌著一顆顆紅珊瑚。這種刀，裝飾意味已經大於實用價值了。我不甘心，打聽有沒有人家還在打造真正的刀。藏語的康巴方言和我家鄉的嘉絨方言大不相同，我隻能大著舌頭吐出一些簡單的詞，終於，還是有人明白了我的意思，把我引到一戶人家。石頭寨子的二樓，是這家人寬大的起居室兼客廳。五十來歲的男主人搬出一把把兩尺長三尺長的樸素而鋒利的刀，擺在我麵前的藏式矮桌上。不用過手，我就感到它們的分量與鋒利。主人說，這些刀現在不能用了，他甚至用了一個漢語詞，管製刀具。他說，喜歡的遊客拿回去掛在牆上。他說，以前好多遊客會買，拿回去收藏。現在不行了，檢查，不讓帶。說到此，主人和我都有些惆悵。如果還要賣，就像這樣，他又拿出一把刀來，沒有開刃的，我說，那就不是刀了。
我想起小時候放羊的時光，一把這樣的刀斜插在腰帶上，羊躲在灌木叢裏不肯出來，這把刀就派上用場了，一陣左劈右砍，那些樹枝紛紛墜落，一條通道就開辟出來。
我們交談的時候，二樓外的平台上，傳來叮叮當當的敲打聲。我出去，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男子，正在通紅的鐵匠爐邊鍛打一把新刀。我指著沉默的打刀人，問主人是你兒子嗎？他笑了，看了看身邊給我們端茶遞水的女主人。我明白了，這是一個兄弟共妻的家庭。
那天，我就宿在這戶人家。聽著窗外金沙江的波濤聲，難以入眠。我在想一個民族悲劇性的命運，為什麼格薩爾那樣開闊雄偉的時代，一變而為土司們小國寡民的時代。我還在想，直到今天，這個民族還很少有人去想這樣的問題，甚至，想想這樣的問題，都會成為有意觸碰某種禁忌的冒犯？
早上離開時，這個過去的兵器部落，有些人家正在把打造好的宗教器物裝上小卡車。是啊，和平時代，刀箭都隱退了。曆史前進，一些器物的退場自是必然，但何以連寬闊蓬勃的精神也一起狹窄委頓了。
藏方在大白戰爭中先勝後敗，不自量力的決策是上麵做的，下麵的軍官隻是依令而行，但戰敗的責任卻要由前線軍官承擔。德門·雲中卓瑪的回憶文章記載：“四品僧官紮康堪仲及三大寺代表自類烏齊發出文告，勒令三位代本前往接受軍政處罰，三人即抵該地受審，凱、德二代本向其移交戰事始末文牘。最後對三人免予死刑，罷黜代本之職，另罰瓊讓黃金一百五十兩。”
而總管前線戰事指揮的噶倫阿丕也於憂懼之中，病死於昌都任所。
其實，這些藏軍軍官，在前線屢與漢軍交手，相對在拉薩中樞的那些僧俗官中，對戰與不戰，對戰或和分別的結果，均是十分清楚的。
大白之戰結束於1932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有一節關涉大白之戰，語氣卻衝淡平和，不見譜主的情緒：“本年，川藏交戰，霍爾廓（即甘孜爐霍霍爾五土司一帶）及娘絨（即瞻化地方）地區的藏軍敗績失地。瓊讓代本與內地官員資深旅長談判，以崗托渡口處之金沙江為界罷兵。因在交戰和談判中過分退讓，達賴喇嘛處罰德格、涅絨、霍爾廓地區守官瓊讓、德門、凱墨等人，將其貶為普通俗官，並任命人員接替。”
1933年5月，年譜又記：“川藏協議簽署後，達賴喇嘛下令昌都總管及其務事人員前來拜見……接受其所呈協議文本，詳細聽其稟告。”聽了稟告後，反應如何，卻不見記載。又五個月後，“十月三十日，達賴喇嘛於格桑頗章附近的寢殿其美巧期中示現圓寂之相”。這個十月，是藏曆。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之日公曆是1933年12月17日，“佛齡五十八歲”。
1934年，國民政府派出參謀本部次長黃慕鬆入藏冊封致祭，6月，“二十七日，抵金沙江，藏方官民及如本等在江岸鵠候，遂渡江赴瓊讓代本歡宴會。自此康藏駐軍雙方，感情較昔稍好，而隔閡亦因減除不少”。
黃慕鬆報告書中說：“查瓊讓代本此次奉藏政府派為招待專使之總招待員，渡江後，一切安全之及烏拉之前調集，均由彼負責。其人對川康事件素極熟悉，在康駐軍曆十六七年，民國七年之絨壩岔條約，及此次與劉軍長所訂結之崗托協定，均由彼辦理。為人老謀深算，富機詐心。”看來，黃專使並不太喜歡這個人。這反而說明，瓊讓本人對西藏地方政府是忠誠的。1932年，失去軍職，被貶為普通俗官。兩年後，看來又官複原職，因為與“漢政府”打交道，還少不了他這樣熟悉雙方情況的幹練之人。
諾那活佛的傳奇
該離開大白之戰，來說說一個頗富傳奇色彩的活佛故事了。
說他，我們又得把日曆翻回到民國七年的川藏戰事。
諾那活佛係統，原是昌都西北類烏齊三十九族地區昌奇寺管家。諾那活佛的前世，對藏傳佛教寧瑪派教義深有研究，在該地區的信眾中享有崇高威望，被清朝皇帝賜以呼圖克圖封號。
“呼圖克圖”，清朝授予蒙、藏地區藏傳佛教上層大活佛的封號。“呼圖克”為蒙語音譯，其意為“壽”，“圖”為“有”，合為“有壽之人”，即長生不老之意。原是藏語“朱古”之蒙語音譯，意為“化身”，即漢語俗稱中的“活佛”。凡冊封“呼圖克圖”者，其名冊皆載於理藩院檔案中，其下一輩轉世，由清廷加以認定。
我未查到過資料，說這一位諾那活佛是這一係統的第幾世活佛。史料隻說諾那因封號得自清廷，“對漢軍頗有好感”。這好感可不一般，民國七年駐昌都邊軍彭日升與藏軍開戰時，諾那活佛和他的寺院就站在了漢軍一邊，幫助彭日升所率邊軍攻擊藏軍。戰爭結果我們知道是邊軍完敗。邊軍統領彭日升兵敗被俘，被押往拉薩投入監牢，據說後來病死牢中。助戰的諾那自然也沒有好結果，他同樣被西藏地方政府逮捕，押往拉薩，關入監牢。那時，西藏地方吏治腐敗，隻要大施賄賂，幾乎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情。諾那也深知這一點，通過對獄卒重行賄賂，得以潛出監獄。他逃出生天，不敢在西藏境內久留，便一直往尼泊爾去了。到了尼泊爾，因王室成員都信奉藏傳佛教，並不為難於他。許多藏傳佛教高僧都涉獵醫術，諾那活佛也不例外。他到尼泊爾時，正逢王室公主患病，經他問病施藥並兼以法事，公主很快痊愈，王室對他更是優禮有加。而諾那最終的目標是要逃往中國內地，尼泊爾國王便厚贈川資，助他取道印度，前往中國內地。
不久後，諾那到達北京，那正是段祺瑞主政時期。他麵見段，遊說他派兵經邊，收複民國七年邊軍戰敗後的失地。但段正忙於應付內地軍閥間的爭戰，無暇他顧，諾那隻好留在京城中講經說法。在此期間，四川軍閥劉湘的駐京代表李公度也成為他的信眾。李邀他前往重慶。諾那想段政府不能助他，或許劉湘這樣的四川實力派可以助他，便應邀去到重慶。到了重慶，劉湘並無經邊的打算。諾那失望之餘，便於1927年，轉道前往已是蔣介石做了領袖的國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
在南京，諾那廣收信眾，講經說法，影響日眾。
那時，在南京的蒙藏委員會，有一個年輕的藏族人格桑澤仁任蒙藏委員會委員。
格桑澤仁是巴塘人，是康區藏族青年中最早接受現代教育的人。趙爾豐改土歸流後在巴塘開辦初等小學，格桑澤仁成為這所小學的第一期學生。辛亥後轉入外國教會在巴塘辦的華西小學，1917年到昆明上中學。後來，國民政府決定開發西康，在康定新設西康屯墾使署。為網羅培養人才，屯墾使長官劉禹九在當地開辦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格桑澤仁考入這所學校就讀，並因通曉漢藏雙語被任命為屯墾使署宣慰員。後又分別為九世班禪和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工作。再後又轉往南京，因他平時留心時事，對康藏時局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而為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長戴傳賢所賞識，舉薦他到國民政府工作，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並兼《蒙藏時報》社副社長，其間加入中國國民黨。格桑澤仁在任期間，主張多培養康區藏族青年，參與地方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受他影響，巴塘、康定等地許多有文化基礎的康區青年到南京任職和求學。這些青年人，在南京聚集在格桑澤仁周圍，成立了“藏族青年勵進會”。格桑澤仁自任會長，意圖還是為將來改變家鄉，建設家鄉儲備人才。
諾那活佛到了南京，兩人同為藏族，又都傾向於中央政府，自然過從甚密。有材料說，格桑澤仁“在各方麵為諾那揄揚”，一是說他教法高深，一是說他傾心中央，在類烏齊時，助戰邊軍的舊事。這樣的高僧自然受到國民政府的重視，考試院長戴傳賢親自接見諾那。戴傳賢自己是虔誠的佛教徒，深研佛法，作為政府高官，更關心西康政治社會各方麵的情況。戴傳賢的種種詢問，諾那無不給以很好的答複。這使戴傳賢深感滿意，認為將來國民政府開拓康區，諾那也是格桑澤仁一樣不可多得的人才，也薦舉他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並批準他在南京設立“西康諾那呼圖克圖辦事處”，由李公烈擔任辦事處長。李公烈是最初將諾那引薦給劉湘的李公度之弟。諾那為了增加同康藏地區的聯係，又在康定設立“諾那呼圖克圖駐康定辦事處”。任命原類烏齊三十九族頭人邛布彭措為主人。我讀到過一些回憶材料，好些那時進出康定的人士，都見過此人。這個彭措也叫那麥彭措。民國七年後，他率族人助彭日升邊軍攻擊藏軍。戰敗被俘後，他被藏軍施以刖鼻之刑。以後有家難歸，長期流落在康定一帶。“那麥”，在藏語中，就是沒有的意思。他沒有什麼？沒有鼻子。這回，他出任諾那的辦事處長，算是又拾回了過去做部落頭人時的部分榮光。
日本人步步進逼前，西南地麵為整個國家的後方，康區則是這個後方更縱深的後方，其局麵的安定比任何時候都更顯重要。國民政府中一些有識之士，有“先定川康，後圖西藏”的戰略設想，同時，中央政府也忌憚這一地區完全處於劉文輝這樣的地方實力派控製之下，一直在尋機楔入一股另外的力量。先是借大白之戰的時機，委派格桑澤仁為國民政府參議，再派他以西康黨務特派員身份，帶領部分在南京學習工作的康區青年回到家鄉，蔣的意圖要他在康區建立國民黨組織，在劉文輝的地盤上，培養一股異己的力量。格桑澤仁回到巴塘，見劉文輝駐康區部隊，大部陷於甘孜爐霍一帶與藏軍的戰事之中，又值康定兵變，馬旅長被變兵槍殺，便聯絡當地實力派，提繳駐巴塘守軍兩個連槍械，成立西康省防軍司令部，委任自己的秘書黃子冀為巴安縣長。同時公布五條政綱：一、實行地方自治；二、力圖民族平等；三、廢除烏拉差役；四、改進耕牧技術；五、發展文教事業。這是藏族曆史上，由藏族人自己提出最與世界大勢相契合的先進且有係統性的政治主張與施政構想。此前，西藏地方政府也曾力圖有所變革，曾派出幾位留學生去英國留學，那些人學成歸來，卻未曾在西藏社會產生影響。倒是那個派去監護這幾位留學生的官員龍夏，曾經希圖在促進西藏社會變革方麵有所作為，結果卻是觸怒保守派下獄，並被剜去雙眼。這是一個血腥的警告，不準睜開眼睛看到西藏之外的世界！
史料不載格桑澤仁在巴塘的激烈舉措，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那裏引起了怎樣的反應，倒是他所造成的這個事變，被藏軍視為一個良機。當時，唐柯三正在調處大白之戰，川藏軍在川藏大道北線甘孜爐霍一線陷於對峙局麵。這時，駐川藏大道南線上的要點巴塘的武裝，不再是劉文輝的部隊，而是格桑澤仁的旗號，自然不在唐柯三調處範圍之內。藏軍隨即向巴塘發動進攻。藏軍進攻前，經格桑澤仁說服共同舉事的貢嗄寺武裝叛投藏軍。藏軍圍攻巴塘三個月，格桑澤仁力量單薄，無力再戰，遂以請求援兵的名義，潛出巴塘，經雲南轉回南京。“康人治康”，有很好的理念，借以實現這個理想的手段，卻倉促草率，未經實際施行，便告煙消雲散。
1946年，此後再無大作為的格桑澤仁於憂鬱寂寞中，病逝於四川青城山。
那個時代，真是康區的多事之秋！
大白戰事未了，中間出了一個格桑澤仁領導的“巴塘事變”。
大白戰事剛了，善後工作如大金寺院重建，僧人安置等項尚未結，長征中的紅軍又逼近了康區。
為阻擋紅軍，國民黨中央軍十六軍進駐康定，國民政府又宣布在西康設立“西康宣慰使公署”，任命諾那活佛為宣慰使。這自然是出於兩個目的。一、如紅軍經過這一地區，可以借諾那的威望動員地方武裝抵抗；二、趁機在劉文輝這個地方軍閥的地盤上楔入另一股力量。宣慰使公署下分設秘書、宣慰、總務和地方武裝四組。各組分設組長一名，組員若幹。曾追隨格桑澤仁在巴塘與藏軍戰鬥的西藏商人邦達多吉為宣慰組長和地方武裝組長，由湖北人韓大載任秘書長。
1935年4月，諾那從南京往四川。到重慶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重慶別動總隊派別動第一大隊部指導員江安西及中隊長何樹屏率一個中隊八十餘人，隨諾那進駐西康。江安西是巴塘人氏，在巴塘教會學校受過教育，同時被任命為宣慰使公署的藏文秘書。四川軍閥劉湘因與諾那有多年的供施關係，加上和劉文輝鬥爭的需要，也調撥了兩個連的兵力，編為宣慰使公署特務大隊，任命曾在其軍隊中任過旅長的秦偉琪為大隊長，隨諾那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