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連部把和張國兵談話的內容給副指導員彙報了，並作了分析，認為張國兵態度有鬆動，如進一步作工作，事情可以解決。果然，第二天，張國兵在指導員和連長麵前答應提前走，但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既然說我有病，那你們就給付退伍後的醫藥補助費。他這是試探，如犯錯誤是享受不到這個待遇的。指導員、連長一口答應下來，且按最高標準給付。二、既然我身體不好，一路上要披大衣，且回去後鋪的蓋的也要厚實一點，因此大衣、水壺、毛毯、褥子都不上交（按規定以上戰備物資戰士退伍時要交回去的）。指導員、連長也一口答應下來。三、檔案材料要親自過目，親自帶走。這個指導員、連長沒答應，說，有嚴格保密原則，檔案材料是不能自己帶走的。但指導員答應，檔案材料在張國兵過目後才裝袋，且當麵密封，張國兵也知道檔案材料讓自己帶走的要求不現實，因此也不過多堅持，同意指導員的意見。該辦的事情辦完後，已是下午兩點，如立即走，當天要在國外住一宿，怛心住宿國外不安全，決定次日淩晨四點出發，當日趕到國內。
探親時間終於確定下來了，激動得我翻來覆去地睡不著覺，剛剛把眼睛合上，就被帶崗的戰士叫醒，班裏的其他戰士也聞訊起來了，我打好背包，洗漱完畢，有戰士把炊事班特為我們做的早餐打來了，沾張國兵的光，是小半盆全肉餡水餃，這種水餃隻有退伍兵臨走時才能吃到。回家心切，再好吃的水餃也食之無味，我勉強自己吃了一碗，剩下的讓班裏的戰士分吃了。到連部，五班戰士把張國兵已送來了，等了不到一分鍾，就聽到遠處的汽車聲，汽車在連部門口停下的時間是四點差兩分，上車坐好，開車的時間正好四點。大黃哀叫著追出好遠，大概它誤以為我也被送走了。
周圍很黑，汽車小心地在未成形公路上行馳，外麵什麼也看不到，我們把張國兵擠在中間，他靠在我們身上睡著了。
天亮時，汽車已開上七二六大隊的施工路段，路麵基本成形，汽車速度也加快了。
下午五點，到達距中老邊境不足十公裏的尚勇兵站，飯後，指導員去購車票，二班副和文書陪王國兵，我去把代金券兌換成人民幣。好家夥，張國兵身上的代金券足有九百八十多塊，我開玩笑說：“你革命幾年回去就是一個小財主了。”副指導員兌換五百元，文書、二班副和我每人兌兩百多元。都是五元麵額，從來沒有摸過這麼多錢，我用報紙包了裝進挎包裏，出門時把挎包用一隻手壓著。
晚上睡覺，按預先安排的把張國兵擠在最裏麵的那張床上，副指導員把手槍、手表悄悄地塞給文書，由他值第一班，我值第二班，二班副值第三班，每人三小時，值班者躺在床上不能睡著，但也不能起床，以免張國兵生疑。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很好地睡覺了，倒床後不一會我就進入夢鄉。早六點驚醒過來，外麵已有人走動，我趕緊抬起身子往裏看，還好，張國兵仍在床上睡得好好的，往枕頭下摸，沒有槍，嚇得不輕，但想了一下，昨晚文書根本就沒交班給我。我輕手輕腳地下床到文書枕頭下摸，果然槍還壓在他頭下，文書醒了，他怔了一下，立馬抬頭讓我把槍和手表拿去，這家夥在連部呆久了，連這樣重要的值班都敢睡大覺。我到副指導員床頭把槍和手表還給他，副指導員問幾點了，我說六點剛過，副指導員坐起來喊：“起床了！洗漱都快一點。”
用過早餐，距上車還有一點時間，我們坐在招待所裏休息，副指導員問：“大家都睡好了嗎？”我們都回答睡好了，連張國兵也點了點頭，我忍不住笑出聲來，文書是肯定睡好了，在他值班時就睡過去了，一直睡到大天亮，連班都沒有交。我自然也睡好了，沒人驚撓我，醒來就是六點過了。二班副衝我點頭一笑，他眼神裏十分感謝我幫他值了班。張國兵當然隻能承認睡好了，要說睡不著，那就要讓人懷疑他有什麼想法。
上車時接到通知，今天外出的軍人都要著便衣，無便衣者摘掉領章，不得戴軍帽。據說是因為北京各大使館的外交官們到西雙版納來躲地震，讓他們看到這裏有大批的軍人影響不好。我們都按要求做了。張國兵對此卻置之不理，他說：“我一個堂堂正正的軍人，憑什麼連領章都不敢戴。”副指導員說，由他去吧，路上連一個軍人都沒有也不正常。路上，我們和大使館的車隊相遇了，一溜幾十輛麵包車。
下午住楊武兵站，在楊武兵站吃年晚飯，菜很豐富，以為要多收錢，但每人還是和平時一樣收兩角錢、半斤糧票。次日三點到昆明，近黑就乘上火車。因為是過節期間，火車上人很少，我們乘坐的車箱裏除我們五人外，還有兩名乘客。
在火車上睡了一晚，次日下午就到遵義了，走出車站，抬頭見到了熟悉的青山，耳邊聽到了不絕的鄉音，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家鄉清新的空氣，亦夢亦幻。魂牽夢繞的故鄉，今天終於又回到你的懷抱……
到縣城，副指導員知道我的家距縣城還有十多裏地，便讓我即刻回去，由他們送張國兵到武裝部辦理交接手續。和大家一一告別，還和張國兵握了握手，張國兵眼腔深陷，身子也更羅了，他嘴角抽動著不知想對我說什麼，我安慰他說，都是一個縣的，相距也不遠，以後會經常見麵的，他點了點頭……
一年後，我也退伍了，安排在城裏工作，一同當兵的老鄉能經常見麵，但就是沒見到過張國兵，也無從打探他的消息。在部隊時隻知道他的家鄉是大婁山裏一個不通公路的閉塞的小山村，他當年曾捐獻了兩百塊錢給山村所在的生產大隊修路，他在給大隊的信中說：“……要想跟上革命時代的步伐，就一定要把公路通到山外去……”多年後，貴州大山裏流行一個響亮的宣傳口號：“要想富，先修路。”看到這個口號，又想起了我的老鄉張國兵，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想到了修路至富的道理，就此而言，他應該是一個有遠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