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被活埋的恐懼，更是荒謬得很。我沒有想到——即使是在發明木乃伊以前——在一千萬個人裏可能隻有一個人被活埋，可是我以前卻曾因為害怕這件事而哭過。
每八個人裏就有一個人可能死於癌症，如果我一定要發愁的話，我就應去為得癌症的事情發愁——而不應去愁被閃電打死，或者是遭到活埋？
我剛剛談的都是我在童年和少年時所憂慮的事。可是我們很多成年人的憂慮，也幾乎一樣的荒謬。要是我們停止憂慮的時間夠長，我們將會根據平均率評估我們的憂慮究竟值不值得，如此一來，我想就應該可以把我們的憂慮去掉十分之九了。
全世界最有名的保險公司——倫敦的羅艾得保險公司——就是靠大家對一些根本很難得發生的事情擔憂，而賺進了幾百萬元。倫敦的羅艾得保險公司是在跟一般人打賭，說他們所擔心的災禍幾乎永遠不可能發生。不過，他們不把這叫做賭博，他們稱之為保險，實際上這是以平均率為根據的一種賭博。這家大保險公司已經擁有兩百年的曆史了，除非人的本性會改變，它至少還可繼續存在五千年。而它隻是替你保鞋子的險，保船的險，利用平均率來向你保證那些災禍發生，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常見。
如果我們檢查一下所謂的平均率，將會因我們所發現的事實而驚訝。比方說，如果我知道在五年之內，我就得打一場蓋茨堡戰役那樣慘烈的仗，我一定會被嚇壞的。我一定會想盡辦法去加保我的人壽險；我會寫下遺囑，把我所有的財物變賣一空。我會說：“我大概沒辦法撐過這場戰爭，所以我最好痛痛快快地過剩下的這些年。”但是事實上，根據平均率，在和平時期，五十歲到五十五歲之間，每一千個人裏死去的人數，和蓋茨堡戰役裏十六萬三千士兵每一千人裏陣亡的人數相同。
有一年夏天，我在加拿大洛基山區裏弓湖的岸邊遇見了何伯特·沙林吉夫婦。沙林吉太太是個很平靜、沉著的女人，給我的印象是：她從來沒有憂慮過。有一天夜晚，坐在熊熊的爐火前，我問她是否曾因憂慮而煩惱過。“煩惱？”她說，“我的生活都差點讓憂慮給毀了。在我學會征服憂慮以前，我在憂慮的折磨中生活了十一個年頭。那時我脾氣非常壞，很急躁，每一天都生活在緊張的情緒中。每個禮拜，我要從在聖馬提奧搭公共汽車到舊金山去買東西。可就算在買東西的時候，我也愁得要命——也許我又把電熨鬥放在了燙衣板上；也許房子會燒起來；也許我的女傭人跑掉了，丟下了孩子們；也許他們騎著腳踏車出去，被汽車撞死了。我買東西的時候，經常因這些念頭而弄得冷汗直冒，衝出店去，搭上公共汽車回家，看看是否一切都很好。難怪我的第一次婚姻沒有結果。
“我的第二任丈夫是一個律師——一位很平靜、事事都能夠加以分析的人，他從來沒有為任何事情憂慮過。每次我神情緊張或焦慮的時候，他總會對我說：‘不要慌，讓我們好好地想一想……你真正擔心的到底是什麼呢？讓我們看一看平均率，看看這種事有沒有可能會發生。’
“舉個例子來說，我還記得有一次，那是在新墨西哥州。我們從阿布庫基開車到卡世白洞窟去，經過一條土路，在半路上碰到了一場非常可怕的暴風雨。
“車子直打滑，沒辦法控製。我想我們一定會滑到路邊的溝裏去，可是我的先生卻一直不停地對我說：‘我現在開得很慢，不會出什麼事的。即使車子滑進了溝裏，根據平均率，我們也不會受傷。’他的鎮定和信心感染了我，使我也平靜下來。
“有一個夏天，我們到加拿大的洛基山區托昆穀去露營。有天晚上，我們的營帳紮在海拔七千尺高的地方，暴風雨不期而至，好像要把我們的帳篷給吹成碎片。帳篷是用繩子綁在一個木製的平台上，它在風裏抖著，搖著，發出尖厲的聲音。我每一分鍾都在想：我們的帳篷會被風雨刮走，刮到天上去。我當時真的是嚇壞了，可是我先生不停地說著：‘我說，親愛的，我們有好幾個印第安向導，這些人對一切都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們在這些山地裏紮營，都紮了有六十年了，這個營帳在這裏也過了許多年，到現在還沒有被刮掉。根據平均率來看，今晚上也不會被刮掉。即使被刮掉的話，我們還可以躲到另外一個營帳裏去，不要緊張。’……我的心情放鬆了，結果那後半夜睡得非常熟。
“幾年以前，小兒麻痹症橫掃過加利福尼亞州我們所住的那一帶。要是在以前，我一定會驚慌失措、惶惶不可終日。可是我的先生叫我保持鎮定，我們盡可能采取了所有的預防方法：不讓孩子們出入公共場所，暫時不去上學，不去看電影。在和衛生署聯絡過以後，我們得知，到目前為止，即使是在加州發生過的最嚴重的一次小兒麻痹症流行時，整個加利福尼亞州也隻有1835個孩子染上了這種病。不太嚴重的流行時，隻在兩百到三百之間。雖然這些數字聽起來還是非常慘，可是到底讓我們感覺到：根據平均率看起來，一個孩子感染的機會實在是太少了。
“‘根據平均率，這種事情不會發生’，這一句話就消滅了我百分之九十的憂慮。我過去二十年來的生活，過得意想不到的那樣美好和平靜都因這一句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