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種不幸偏偏地降臨了，在他六十多歲的時候，他低頭看地上的地毯，彩色整個是模糊的，他無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紋。他去找了一名眼科專家，發現了那不幸的事實：他的視力在減退，有一隻眼睛幾乎全瞎了，另一隻也好不了多少。他最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塔金頓對這種“無法忍受”的災難有何反應呢？他是否覺得“這下完了，我這一輩子到這裏就完了”呢？沒有，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還能覺得非常開心，甚至於還能運用他的幽默。以前，浮動的“黑斑”令他很難過，它們時時在他眼前遊過，遮斷他的視線，可是現在，當刃陛最大的黑斑從他眼前晃過的時候，他卻會說：“嘿，又是老黑斑爺爺來了，不知道今天這麼好的天氣，它要到哪裏去。”
當塔金頓完全失明後，他說：“我發現我能承受視力的喪失，就像一個人能夠承受別的事情一樣。要是我五種感官全喪失了，我知道我還能夠繼續生存在我的思想裏，因為我們隻有在思想裏才能夠看，隻有在思想裏才能夠生活，無論我們是否知道這一點。”
塔金頓為了恢複視力，在一年以內接受了十二次手術，為他動手術的是當地的眼科醫生。他沒害怕，他知道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沒有辦法逃避，所以惟一能減輕他痛苦的辦法，就是爽爽快快地去接受它。他拒絕在醫院裏用私人病房，而住進了大病房中，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試著去使大家開心，而在他必須接受好幾次手術的時候——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裏動了些什麼手術——他總是盡力讓自己去想他是多麼的幸運。“多麼好啊，”他說，“多麼妙啊，現在科學的發展已經到了這種技巧，能為像人的眼睛這麼纖細的東西動手術了。”
一般人如果經曆十二次以上的手術和不見天日的生活，恐怕都會發瘋、發狂了。可是塔金頓說：“我可不願意把這次經曆拿去換一些更開心的事情。”這件事教會他如何接受，這件事使他了解到生命中所能帶給他的沒有一樣是他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這件事也使他領悟了富爾頓所說的：“眼瞎並不令人難過，難過的是你不能忍受眼瞎。”
即使我們因而退縮，或者是加以反抗，為它難過，也不可能改變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可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我知道，因為我就試過。
有一次我拒絕接受我所碰到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狀況，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去反抗它，結果我失眠了好幾夜並且痛苦不堪。我讓自己想起所有不願想的事情，經過一年這樣的自我虐待，我最後接受了這些我早就知道的不可能改變的事實。
我應該在好幾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詩句：
咦，要像樹和動物一樣，去麵對黑暗、
暴風雨、饑餓、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幹了十二年放牛的工作，從來沒看到哪一頭母牛因為草地缺水而幹枯，或者天氣太冷，或者是哪頭公牛追上了別的母牛而大為光火過。動物都能很平靜地麵對夜晚、暴風雨和饑餓。所以它們從來不會精神崩潰或是胃潰瘍，它們也從來不會發瘋。
這是否說，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時候，都應該俯首貼耳呢？不，決不是這樣，那樣就成為宿命論者了。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隻要還有一點挽救的機會，我們都要全力以赴；可是當普通常識告訴我們，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轉機——那麼，為了保持我們的理智，我們就不要“左顧右盼，無事自憂”。
已故的哥倫比亞大學郝基斯院長告訴我，他曾經寫過一首打油詩作為他的座右銘：
天下疾病多，數也數不了。
有的可以救，有的治不好。
如果還有救，就該把藥找。
要是沒法治，幹脆就忘了。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訪問了好幾個全美有名的生意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大多數都能夠接受那些無可避免的事實而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如果不這樣的話，他們就會在過大的重負之下被壓垮。下麵就是幾個很好的例子：
創設了遍及全國的潘氏連鎖商店的潘尼曾告訴我：“哪怕我所有的錢都賠光了，我也不會憂慮，因為我看不出憂慮可以讓我得到什麼。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盡力了，無論結果如何我都欣然接受。”
亨利·福特也告訴我一句類似的話。“碰到我沒辦法解決的事情，”他說，“我就讓他們自己去解決自己。”
當我問克萊斯勒公司的總經理凱勒先生，他如何避免憂慮的時候，他回答說：“隻要我碰到很棘手的情況，凡是想得出辦法解決的，我都努力去做。要是幹不成的，我就幹脆的把它撇開。我從來不會為未來擔心，因為，沒有人能夠知道未來將要發生什麼事情，影響未來的因素太多了，也沒有人能說這些影響都從何而來，既然這樣，何必為它們擔心呢？”如果你說凱勒是個哲學家，他一定會覺得非常地困窘，他隻是一個很好的生意人。可是他的意思，正和十九世紀以前，羅馬的大哲學家依匹托塔士的理論相似。“快樂之道無他，”依匹托塔士告誡羅馬人，“就是我們的意誌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必去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