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班哈特可以算是最懂得怎樣去適應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的女人了。五十年來，她一直是四大州劇院裏獨一無二的皇後——是全世界觀眾最喜愛的一位女演員。後來，在七十一歲那年她破產了——所有的錢都失去了——而她的醫生、巴黎的波基教授告訴她必須把腿鋸斷。事情是這樣的，她在乘船橫渡大西洋的時候碰到了暴風雨，摔倒在甲板上，使她的腿傷得很重，她染上靜脈炎，腿痙攣，那種劇烈的痛苦，使醫生覺得她的腿一定要鋸掉。單位醫生有點怕去把這個消息告訴脾氣非常壞的莎拉。然而，莎拉看了他一陣子，然後很平靜地說：“如果非這樣不可的話，那就隻好這樣了。”這就是命運。
當她被推進手術室的時候，她的兒子站在一邊哭。她朝他揮了揮手，高高興興地說：“不要走開，我馬上就回來。”在去手術室的路上，她一直背著她演出過的一幕戲裏的一句。有人問她這麼做是不是為了打起她自己的精神，她說：“不是的，是要讓醫生和護士們高興，他們心中的壓力可大得很呢。”
手術完成、健康恢複後，莎拉·班哈特還繼續地環遊世界，使她的觀眾又為她癡迷了七年。
“當我們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以後，”爾西·麥可密克在《讀者文摘》的一篇文章裏說，“我們就能節省下精力，創造出一個更豐富的生活。”
沒有人能有足夠的情感和精力，既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實，又創造一個新的生活。你隻能在這兩者之間選擇一個，你可以在生活中那些無可避免的暴風雨之下彎下身子，或者你可以抗拒它們而被摧折。
我在密蘇裏州我自己的農場上就看過這樣的情景。我在農場種了幾十棵樹，起先它們長得很快，後來一陣冰雹過去，每一根細小的樹枝上都堆滿了一層厚重的冰。這些樹枝在重壓下並沒有順從地彎下來，卻很驕傲地硬挺著，最後在沉重的壓力下折斷了——然後不得不被毀掉。它們並不像北方的樹木那樣聰明；我曾經在加拿大看到過長達好幾百英裏的常青樹林，從來沒有看見一棵柏樹或是一株鬆樹被冰或冰雹壓垮。這些常青樹知道怎麼去順從，怎麼彎垂下它們的枝條，怎麼適應那些不可避免的狀況。
日本的柔道大師教他們的學生“要像楊柳一樣的柔順，不要像橡樹一樣的挺拒。”
你知道汽車的輪胎為什麼能在路上支持那麼久，忍受得了那麼多的顛簸嗎？最初，有的人想要製造一種輪胎，能夠抗拒路上的顛簸，結果輪胎不久就被軋成了碎條；後來他們做出一種輪胎來，可以吸收路上所碰到的各種壓力，這樣的輪胎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們在多難的人生旅途上，也能夠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顛簸的話，我們就能夠活得更久些，並能享受更順利的旅程。
如果我們不吸收這些，而去抗拒生命中遇到的挫折的話，我們會將碰到什麼樣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簡單，我們就會產生一連串內在的矛盾，我們就會憂慮、緊張、急躁而神經質。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拋棄現實世界的不快，退縮到一個我們自己所幻想的夢幻世界裏，那麼我們就會精神錯亂、心神失調了。
在戰爭時期，成千成萬滿懷恐懼的士兵，隻有兩種選擇：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或在壓力下崩潰。讓我們舉個例子，說的是威廉·卡賽流斯的事。下麵就是他在紐約成人教育班上所講的一個得獎的故事：
我在加入海岸防衛隊後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這邊最可怕的一個單位。他們叫我管炸藥。想想看，我——一個賣小餅幹的店員，居然成了管炸藥的人！光是想到站在幾千幾萬噸tnt頂上，就把一個餅幹店的店員的骨髓都要嚇得呆住了。我隻接受了兩天的訓練，而我所學到的東西讓我內心更加充滿了恐懼。我永遠也忘不了我第一次執行任務的情形。那天又黑又冷，還彌漫著濃霧，我奉命到新澤西州的卡文角露碼頭。
我奉命負責船上的第五號艙，和五個碼頭工人一起工作。他們身強力壯，可是對炸藥卻是一無所知。他們正將重達兩千到四千磅的毀區炸彈往船上裝，每一個炸彈都包含一噸tnt，足夠把那條老船炸得粉碎。我們用兩條鐵索把毀區炸彈吊到船上，我不停地對自己說：萬一有一條鐵索滑溜了，或者是斷了，噢，我的天呀！我可真是害怕至極。我渾身顫抖，嘴裏發幹，兩條腿發軟，心跳得幾乎從胸中蹦出來。可是我不能跑開，那樣做就是逃亡，不但我會丟臉，我的父母也會跟著我丟臉，而且我可能因為逃亡而被槍斃。我不能跑，隻能留下來。我一直看著那些碼頭工人毫不在乎地把毀區炸彈搬來搬去，心裏總是想著船隨時都會被炸掉。在我擔驚受怕、戰戰兢兢了一個多鍾點後，我終於開始運用我的普通常識。我跟自己好好地談了談，我說：“你聽著，就算你被炸死了，又怎麼樣？你反正也沒有什麼感覺了。這種死法倒痛快得很，總比死於癌症要好得多。不要做傻瓜，你不可能永遠活著的，這件工作不能不做，否則就要被槍斃，所以你還不如做得開心點。”
我這樣跟自己講了幾個鍾點，然後開始覺得輕鬆了不少。最後，我克服我的憂慮和恐懼，讓我自己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