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代通史 4.
曆代典章製度—文獻通考
南宋時期，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廷鸞家出生了一個男孩，取名馬端臨。馬端臨的父親是個博學的人，也曾任過國史院編修官和實錄院檢討官，在曆史文獻的收集和整理方麵有很深的造詣。
馬端臨自幼天資聰慧，且有良好的家學條件。家中藏書豐富，父母對他的教育也極其嚴格。他很小就在母親的指導下讀書，7歲即能誦讀“四書五經”。稍大他益發勤奮好學，長期仿效南北朝著名文學家袁峻讀抄經史的做法，每天堅持抄書50頁，天天如數完成，沒有完成，決不休息。
十多歲時，馬端臨就遍讀了宋代以前的曆代史學。他如此勤奮地博覽群書，不僅使他具備了淵博的學識，練就了堅實的文字表述功底，還為他日後編寫《文獻通考》積累了大量資料。
馬端臨20歲時高中榜首，被授承事郎一職。不久之後，其父馬廷鸞因反對奸臣當道，受到排擠而離職回鄉，馬端臨亦隨父回鄉，侍奉父親。
1279年，南宋為元所滅，馬端臨以隱居不仕進行消極抵抗。當時，投降元政府並擔任吏部尚書的留夢炎曾招馬端臨出來做官，他沒有答應，他想將畢生的心血傾注在著書上麵。
馬端臨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他平素很注重學問的積累和資料的搜集整理，認為這是治學的重要門徑。他認為，修史的目的在於考察曆代興亡盛衰的緣由，為執政者提供經驗教訓，這就必須對曆代王朝的典章製度做一番考訂工作。
從早年起，對於以往的史學家及其著作，馬端臨特別推崇唐朝杜佑的《通典》和南宋鄭樵《通誌》。
馬端臨在潛心研究曆史的過程中，發現自班固的《漢書》至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斷代史和通史，都詳於理亂興衰的記載，而略於典章製度的記述。他認為“理亂興衰”史對於後世固然有很大的借鑒作用，但“典章製度”的置廢對社會興衰的影響和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他帶著這一觀點反複深入地研究我國每一部典章製度專史。
馬端臨在唐杜祜的《通典》中領悟到：曆代典章製度不盡相同，也不迥然相異，它們之間有明顯的承襲關係，後世的典章製度變革是在承襲前朝乃至古代典章製度的基礎上進行的。
潛心研究的心得使馬端臨立誌編寫一部自上古至南宋的典章製度專史。1273年，馬端臨開始準備，1290年，開始纂寫，直至1300年始告完書，取名《文獻通考》，同年刊行問世。在《文獻通考》的編撰過程中，馬端臨也得到了父親的悉心指導。
《文獻通考》這部書共348卷，有24個門類，分別為：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係、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書中詳細記述了自古至宋的25個朝代的各種典章製度的興廢沿革和利弊得失，每個門類和每卷之後都有文字精約的按語，闡述各個時期各種典章製度的興立和廢止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治興衰的影響。
全書敘事條分縷析、評述精審透徹、資料豐富翔實，是一部極有參考價值的曆史名著。它與唐朝杜祐編著的《通典》和南宋鄭樵編著的《通誌》合稱“三通”。
“三通”是舊時應科舉考試者必讀之書。《文獻通考》是“三通”中內容最豐富、記述時間最長、考證最精深的一部，因而被曆代史學家譽為“三通”之首。
馬端臨編著的《文獻通考》效法杜祐的《通典》體例，而又有創新和發展。他認為《通典》的“綱領宏大，考訂賅洽”，應取此精華，效而師之；《通典》分類不盡明晰，應補其不足；《通典》選材欠精，須補正之列。
《文獻通考》在《通典》類目的基礎上作了兩大係列改進：一是增加了“經籍、帝係、封建、象緯、物異”5個門類，使之更加全麵；二是將“田賦、錢幣、戶口、職役”等門類從“食貨”中抽出，升格後與“禮、樂、兵、刑”並列為類目，即由子目升為一級篇目，使其更係統、更縝密。
《文獻通考》類目安排的科學性，充分體現了馬端臨“師古而不泥古”的治學態度和嚴謹治學的精神。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所寫“按語”是其書的精華。馬端臨通過“按”來抒發自己的見解。通過“語”介紹各家之說，指出典章製度的來龍去脈。馬端臨的“按語”是其父“先公曰”的繼承和發展，集中了父子兩代人的智慧，在《文獻通考》中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多有鑒古以警世之意。
《文獻通考》材料較《通典》翔實，體例較《通誌》嚴謹，於宋代製度尤為詳備，因而是政書中最有價值之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曰：
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瞻實為過之，非鄭樵《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