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壇最上方平台麵積32平方米，是受戒的場所。最靠西的一側有一尊高3.35米的釋迦牟尼漆金塑像，像前有10把硬木椅和一個紫檀木的雕龍供桌，體現了受戒儀式的“三師七證”的座位排列次序。
戒壇左前方有一座大鍾亭，位於6米多高的台基之上，原是地藏院的附屬建築。鍾亭為卷棚頂，4根支柱呈“八”字形叉開斜立，式樣別致。在亭內原掛有一口高3.2米，下口直徑2.2米的大鐵鍾，名叫幽冥鍾，主要供每年的7月30日戒台寺做地藏法會之用。
大鍾亭背後三麵環山，前方東望平原，居高臨下，毫無遮攔。由於三麵環山形成了一個天然巨大的共鳴箱，鍾聲經過震蕩共鳴，被環山反射而回，從東北側開口處衝出，因而可以傳得很遠，據說在20千米之遙的阜成門外八裏莊都能聽得見。
幽冥鍾後來已不複存在，改掛一口明景泰年間鑄造的銅鍾，鍾高1.6米，下口直徑0.9米，壁厚8厘米，鍾紐高0.3米。此鍾為八峰波形口，鍾紐為虹形雙龍頭蒲牢，鍾體上鑄有雲紋，銘為“大明景泰X年X月X日製”。此鍾原掛在戒壇大殿內，供舉行受戒儀式之用。這口銅鍾雖然比原來的大鐵鍾要小得多，但鑄造精美，工藝考究，線條流暢。
戒台寺的鍾聲在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清代的江寧織造曹寅，即《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曾寫下了一首很有名的詩，名曰《馬上望戒壇》：
白雲滿山誰打鍾？馬首西來路不逢。
據此相看如一夢，因緣還欠戒台鬆。
戒台殿後麵是大悲殿及左右廡的羅漢堂，殿中原有清乾隆年間所塑的五百羅漢像。
在戒台院的東南部，是清恭親王奕訢在1884年罷官後修建的“慧聚堂”。院內還有3棵逾百年的丁香樹。
戒台院東北方有塔院，內有1448年時的戒台寺住持知幻和尚重建的遼代法均和尚即普賢大師的墓塔，該塔初建於1075年，但年久失修有所損壞。塔為七層密簷磚塔，塔刹是一朵蓮花，塔身下部也采用了蓮花的托座，塔上有塔銘：
大遼故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壇主普賢大師之靈塔，大明正統十三年中秋日築壇知幻道孚重建。
在遼塔的南麵，還有一座建於同一時期用於埋藏法均和尚袈裟、食缽等物件的“衣缽塔”。
在戒壇院山門前的北側，有著名的“抱塔鬆”，抱塔鬆又稱抱浮圖，為金代所植。相傳它本是天上的一條神龍，被玉帝派下凡來守護法均大師的墓塔。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龍鬆怕墓塔被雷電擊毀，就撲身過去，伸出兩個大枝像人的雙臂那樣抱住古塔，形成古鬆抱塔的奇觀。
抱塔鬆長達5米的主幹，像巨龍一樣爬過山門前的矮牆，兩條枝杈扭轉著盤繞在台基下方法均大師墓塔的兩側，恰似巨龍伸出前爪護衛古塔。抱塔鬆旁有經幢3座，一座建於元，兩座建於遼。
曆史上戒台寺經常舉行盛大的宗教活動，因而逐漸形成京西重要的民俗活動。據《宛署雜記》載：
四月賞西湖景，登玉泉山遊寺，耍戒壇、趕秋坡、觀佛蛇。
明代每年農曆四月初八至十五，京西佛誕慶典的大型民俗活動共有5項，在門頭溝境內的3項中有2項在戒台寺，分別是農曆四月初八至十五的“趕秋坡”，農曆四月十二的“耍戒壇”。
趕秋坡是指戒台寺每年農曆四月佛誕慶典說法期間全國歌女舞女在戒台寺的大聚會。全國各地的歌女舞女都在這一時期聚集到戒台寺附近的秋坡，載歌載舞，比歌聲，賽舞藝，交流切磋，成為戒台寺廟會和京西民俗活動的一大特色。
[旁注]
智周大師 （668年～723年）俗姓徐，濮陽人。唯識學者，玄奘的三傳弟子，慈恩宗的忠實信徒，有“釋門梁棟”之稱。他因厭倦城市的喧囂，於隋末來到北京馬鞍山隱居修行，並整修和擴建了寺院。名列《續高僧傳》，被尊為戒台寺開山祖師。
般若 梵語的譯音，或譯為“波若””、“缽羅若”，全稱“般若波羅蜜多”。意譯“智慧”，大乘佛教稱之為“諸佛之母”。般若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是指能夠了解道、悟道、修證、了脫生死、超凡入聖的這個智慧。這不是普通的聰明，這是屬於道體上根本的智慧。
度牒 政府機構發給僧尼以證明其合法身份的憑證，在唐代也稱為祠部牒，都是綾素錦素鈿軸，就是品官所用的綸誥，上麵詳載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齡、所屬寺院、師名以及官署關係者的連署。僧尼持此度牒，不但有了明確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時還可以免除地稅徭役。
先天八卦 又稱伏羲八卦，傳說是由七千年前的中華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氏觀物取象而作。先天八卦的卦序是：一乾、二兌、三離、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在八卦變過程中，首先是太極，其次是兩儀，接著是四象，最後是八卦，它們是宇宙形成的過程。
石獅子 我國曆來把石獅子視為吉祥之物,在我國眾多的園林名勝中,各種造型的石獅子隨處可見。古代的官衙廟堂、豪門巨宅大門前，都擺放一對石獅子用以鎮宅護衛。在我國的文化中，獅子更多的是作為一種神話中的動物，而不是現實生活中的動物，和麒麟一起成為我國的靈獸。
正覺 佛教中指修行的境界。正覺意指真正之覺悟，又作正解、等覺、等正覺、正等正覺、正等覺、正盡覺。正覺是等於佛而不是真正成佛，比佛差一級，正覺雖然覺悟沒錯，但跟佛還是不能相等。隻有證悟一切諸法之真正覺智者才能成佛，故成佛又稱“成正覺”。
藥師佛 全稱為“藥師琉璃光如來”，又有人稱“大醫王佛”、“醫王善逝”或“消災延壽藥師佛”，為東方琉璃淨土的教主。據佛教傳說，藥師佛行菩薩道時，所發之十二大願，每願都為了滿眾生願，拔眾生苦，醫眾生病，成佛後，他始終踐行著大願。
廡殿頂 又稱四阿頂、廡殿、廡殿、五脊殿。漢族傳統宮殿建築的屋頂中以重簷廡殿頂、重簷歇山頂為級別最高，其次為單簷廡殿頂、單簷歇山頂。佛殿、皇宮的主殿等重要的建築是采用重簷廡殿頂，是最尊貴的形式。
香樟木 樟科植物樟的木材。常綠喬木。產於我國長江流域以南各省，多生於低山平原。質地堅韌而且輕柔，不易折斷，也不易產生裂紋，擁有天然美麗的紋理和花紋，而且散發著濃鬱的特殊香氣，所製作而成的香樟木家具具有防蟲、防蛀、防黴、殺菌等功能。香樟木年份越久越珍貴。
寶頂 建築構件，用於封護攢尖頂雷公柱使不受雨水等浸蝕，所用材料多為金屬或琉璃，形狀有圓形、束腰圓形或寶塔形。具有豐富的裝飾性。皇家陵寢主人的墳墓高高隆起的土丘稱寶頂，底下是地宮。如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陵墓就建有寶頂。
幢 又作寶幢、天幢、法幢，在最初的用處是號令三軍，掌握進退，後被佛教應用。其用料和工藝各不相同。漢傳佛教一般僅用於莊嚴佛殿，用綢布做成圓桶狀，上麵刺繡花紋或佛像、菩薩像、天龍護法、佛經、咒語等；藏傳佛教則在多處應用，如在佛殿的屋頂上，樹立鍱銅鎦金的幢，在數公裏以外就能見到。
《紅樓夢》 原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又名《情僧錄》、《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還淚記》、《金玉緣》等，夢覺主人序本正式題為《紅樓夢》。章回體長篇小說。本書前80回由曹雪芹所著，後40回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我國古代“四大名著”之首。
袈裟 意譯作壞色、不正色、赤色、染色。指纏縛於僧眾身上之法衣，以其色不正而稱名。製作時先把布截成小片，而後縫綴，像一塊塊的田，故又名福田衣、割截衣，也稱作慈悲服、無上衣、離塵服、解脫服等。是僧人最重要的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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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戒台寺為中心構成的佛教藝術古跡群，是北京西郊一道亮麗的風景，給人們留下了無數神奇的傳說和美麗的遐想。
古跡群東南15千米石佛村的摩崖造像群，是北京地區規模最大的摩崖造像群；東1千米古香道路邊有一塊巨石刻有“阿佛”兩個明代大型摩崖刻字；原慧聚寺的一部分因有泉水勝景而分出一座“玉泉寺”即“西峰寺”；離寺500米處有一座建於明代的精美漢白玉石牌坊，它也是戒台寺的外大門；寺院西麵極樂峰的山洞鱗次櫛比，其中部分山洞在明代被改建成了石窟寺，也是當年戒台寺高僧靜修之地；東南側的外塔院鬆柏蒼翠，寶塔高聳，是明清兩代戒台寺高僧安息的地方。
白帶山麓的雲居寺
雲居寺位於北京西南房山區白帶山西南麓，始建於隋大業年間。601年，隋文帝在諸州高爽清淨之所建舍利塔，北京西南白帶山上的智泉寺也奉安了舍利，建造了舍利塔。
隋煬帝大業年間，智泉寺靜琬秉承其師南嶽天台宗二祖北齊慧思大師的囑咐，深感法滅危機，為有效保護佛藏，發願刻石藏以不朽。
靜琬刻經之舉受到了大隋朝野的支持與響應，611年，隋煬帝臨幸白帶山附近的涿郡，皇後蕭氏施絹千匹以助靜琬，於是朝野上下爭相為靜琬刻經施舍財物。
靜琬時期所刻石經至少有《華嚴經》、《法華經》、《金剛經》等9部，最初刊刻的《華嚴經》藏於白帶山雷音洞左之第8洞，《法華經》等則嵌刻於雷音洞內的石壁上。從此在白帶山開創了石經刊刻事業，因此白帶山後世又稱石經山。
到唐代貞觀年間的631年，為了刻經的需要，在白帶山下大規模修建廟宇，並把原智泉寺重新命名為“雲居寺”。
在唐代最早的一部誌怪小說集《冥報記》中，對雲居寺的這段機緣有詳細的記載：
靜琬早就有建寺的打算，但由於缺乏木材一直未能如願。事有湊巧，631年6月，一夜大雨，引起山洪暴發，上遊河岸崩塌，數千株巨大的鬆柏順流漂至白帶山下，於是靜琬招來工匠，在當地百姓的幫助下，利用這些木材建起了雲居寺。
雲居寺創建時形成了三院格局：即東峪雲居寺，又稱東雲居寺、東峪寺或東域寺，在石經山以東；西峪雲居寺，又稱西雲居寺、西峪寺或西域寺，在石經山以西，即後世之雲居寺；中峪雲居寺，又稱中雲居寺、中峪寺或中域寺。
此外，石經山上以華嚴堂為中心，形成了石經寺，又稱雲居上寺、雷音寺。在距雲居寺不遠的岩上村，還有專供刻經的磨碑寺。
此後，雲居寺的刻經事業曆經玄導、僧儀傳至惠暹、玄法，尤其在盛唐開元、天寶年間為房山刻經的全盛時期，因為得到了唐玄宗的八妹金仙長公主的大力支持。
730年，唐玄宗經金仙公主奏請，頒賜新舊譯經4000餘卷，作為刻經底本，命長安崇福寺沙門、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智升親自負責運送至雲居寺。
在惠暹和玄法刻經時，雷音洞及其左右各洞藏經已滿，於是又在雷音洞下開鑿兩洞，將所刊刻石經藏於此洞內。玄法時期於唐開元末年開始刻造玄奘所譯長達600卷的佛經《大般若經》，754年刻至163卷。
在此期間，靜琬的第三代弟子惠暹對雲居寺進行了第一次重修。金仙公主奏請唐玄宗，將雲居寺四周東接房南嶺，南逼他山，西止白帶山，北限大山分水嶺的大片山場劃給雲居寺作為刻經費用。
雲居寺僧人為了感念金仙公主之德，特於白帶山頂的石塔上刻下銘文，這座石塔世稱“金仙公主塔”。此塔為筍狀四麵小石塔，通高3.67米，其下部由四塊漢白玉石板豎砌成方形龕狀塔身，龕門浮雕拔券，門兩側各浮雕金剛力士一尊，上部為七重寶簷，寶珠刹，造型酷似西安小雁塔和雲南大理三塔。金仙公主塔至今仍完好地立於白帶山頂。
“安史之亂”爆發後，房山的刻經工作也未停止。自789年至809年，受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的施助，用了20年左右，續刻了《大般若經》300卷前後至412卷的100餘卷，終唐之世，這部600卷的《大般若經》續刻至第520卷左右。
唐武宗登基後，主張廢佛，雲居寺被迫停廢，後雖得恢複，但唐末至五代的戰亂使石經刊刻被迫停頓下來。
到了940年，後晉開國皇帝石敬瑭劃燕雲十六州歸入遼人版圖，在遼皇室的支持下，雲居寺開始轉機，再度興盛。
964年，雲居寺住持謙諷和尚對雲居寺進行了大規模修複，共修建大小廟宇70餘間，使唐末五代以來“風雨之壞者及兵火之殘者”得以修複，並且擴大了雲居寺的規模。
謙諷和尚與遼官員朝議郎行右補缺王正合力倡導，雲居寺廣聯僧俗，結千人邑會，成為我國古代為寺院募捐的社會宗教組織。對於謙諷組織的千人邑，南宋史學家王正在《重修範陽白帶山雲居寺碑》中記載：
春不妨耕，秋不廢獲。立其信，導其教，無貧富先後，無貴賤老少，施有定例，納有常期，貯於庫司，補茲寺缺。
1027年，涿州刺史韓紹芳遊覽白帶山，發現了刻經始末，乃奏請遼聖宗耶律隆緒恢複刻經，遼聖宗賜普度壇利錢為刻經經費，又委派瑜伽大師可玄提點鐫修，勘訛刊謬，補缺續新，重啟遼代大規模刻經。
韓紹芳先補刻了《大般若經》中殘損的10卷經文，接著又開始從521卷刻起，續刻了《大般若經》的最後80卷。
1041年9月，涿州刺史劉湘承襲前任韓紹芳續刻《大般若經》至第600卷，計經碑240條，最終完成此經的鐫刻。
《大般若經》的刊刻曆經唐至遼代共計300年時間，共刻石1512條，是《房山石經》中最多的一部。
此後，至1057年雲居寺刻完全部《大寶積經》120卷，計經碑360條，至此完成4大部佛經，它們是：《華嚴經》、《大涅槃經》、《大般若經》和《大寶積經》。
遼代的早期刻經均藏於藏經洞內，後由於各洞已滿，至遼大安年間的通理大師時開始改單麵刻經為兩麵刻經，並由大板改為小板，大字改為小字。通理師徒所刻的4000餘片經碑和道宗刻經碑180片，均暫時放於山下。
由於藏經洞已滿，自遼代起，雲居寺僧人在雲居寺南塔所在塔基的南側建起一座石經地宮，用以珍藏遼金時期所刻的《契丹大藏經》10082片。
隨著幽州地區社會的穩定，遼人開始恢複石經刊刻。在遼重熙年間至大安年間，雲居寺建起了北塔和南塔。
北塔又稱羅漢塔，建於遼重熙年間，為寺僧文密化錢3萬餘緡而建。北塔造型極為特殊，是樓閣式、覆缽式兩種形式相結合的塔。塔的下部為八角形須彌座，上建樓閣式磚塔兩層，其上置覆缽和“十三天”塔刹，完全是一個早期的喇嘛塔。曆經千年滄桑，北塔仍以其雄偉的英姿成為雲居寺的象征。
後世修繕北塔時，塔基上所鑲的200餘塊有“諸法因緣生，我說是因緣。因緣盡故滅，我作如是說”銘文的佛偈磚朽壞，需要去舊換新，但是苦於沒有替代品，工程無法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