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處的水泥路上停了兩輛囚車。下來一群治安員,他們悄悄靠近爛尾樓。不知是誰警覺到了,叫了一聲治安隊來了。治安員還在一樓,睡在三樓的人都醒了過來,他們開始四散逃躥。有的往樓下跑,有的往樓上跑。往樓下跑的,有些被守在門口的治安仔抓住了,有膽大的衝破了治安仔們的包圍圈,跳過那高高的垃圾堆,逃進樓後山坡上的樹林裏。我看見我和李中標開始往樓上跑,像兔子一樣快。三下兩下就躥到了樓頂。樓梯口有一間小房子,小房子邊上靠著一把梯子。1994年的王端午和李中標像猴子一樣順著梯子爬上小房頂,然後將梯子抽了上去。這時,阿喜也跑到了樓頂,可梯子已經被抽上去了。她哭著喊,老鄉,把梯子放下來,讓我上去。王端午和李中標兩人將身子緊緊貼在小房頂上,沒有吱聲。下麵還陸續跑上兩個人,他們看見樓梯抽上去,轉身跑了,阿喜沒有往下跑,還站在那裏哭著哀求說,老鄉求求你們把梯子放下來。王端午和李中標都沒有動。這時,有治安仔追到了樓梯口,將阿喜帶走了。
我再沒有見過阿喜,不知她被抓後會經曆什麼。關於這段經曆,我後來在小說和散文中都有過描述。隻不過,我的描述,和我收腳印時所見有些出入。在我的小說和散文中,小房頂上有許多人,而不隻是我和李中標兩個,另外,那將梯子抽上去的人也不是我和李中標,而是別人。我在文中還說,我不知道那個女孩叫什麼,而事實是,那個女孩叫阿喜。我們認識,說過話。甚至於,在那樣艱難的找工途中,我還曾經暗暗喜歡過她。當然,這喜歡止於和她說上兩句話後,心裏會有些喜悅。重回現場,讓我很難受。我的難受,不隻是在於悔恨當初為什麼沒有向阿喜伸出援手,而是在於,許多年來,我用文字將自己打扮成了一個膽小者和受難者,為自己做了開脫,時間久了,真的以為那天晚上的情形是如同我的散文和小說中所描述的那樣。我不止一次說過,記憶是不可靠的。我的記憶欺騙了我。或者說,我選擇性地遺忘了一些東西。而現在,當我開始收腳印,回到我的1994年時,我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我為1994年的我惡心。我們完全可以向阿喜伸出援手,但我們沒有這樣做。阿喜並沒有因此而恨我們,她要是恨我們,完全可以告訴治安員,這小房子頂上有人。
那一晚,治安隊收獲頗豐,兩輛囚車塞滿了人。看著那閃著警燈遠去的囚車,趴在小房頂上的1994年的我和李中標這才坐了起來。
許久,李中標說:我們剛才應該讓阿喜上來的。
我突然捂著臉失聲痛哭起來。
女士們先生們,你們看,這些腳印就是那天晚上留下的。
您問我被治安隊抓了會怎麼樣?你們知道孫誌剛嗎?那個從湖北到廣東打工的大學生,他就是因為沒有暫住證被治安隊抓了,後來活活被打死了。
你說這是個案?可是我要說,這不是個案,這連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你們知道東莞木頭鎮嗎,那裏有個收容站,從1993年到2003年,十年時間,官方數據是,這個收容所收容了80萬人次。而當時全國有多少間這樣的收容站?共收容過多少人?恐怕是一個再也無法查實的數據。他們都是這共和國的公民,他們行走在自己的國土上,可是他們要用一紙暫住證來證明自己有在自己國土上行走的自由。我是中國公民,卻要在中國的土地上暫住,你們難道不覺得荒唐嗎?好,我們承認,當時的暫住條例,有曆史的原因,問題是,時至今日,每當地方的治安情況下降時,總會有人提出重新辦理暫住證。2006年5月8日,醫學專家鍾院士在廣州街頭被搶手提電腦,警方出動百餘警察在十天後破案。鍾南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治安狀況嚴峻和目前沒有有效管理無業遊民直接相關。在收容製度存在的時候,盡管有不該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廢除收容製度,也是有問題的。這可不是我在編故事,你們現在上網,還能查到當時的報導。看看,連科學院院士,政府號召公民學習的道德模範都如此思維,可以想見一般的老百姓會怎麼想了。
各位女士們先生們,捫心自問,你們是否也和鍾院士有過相似的想法呢?
其實不單是你們,就是年輕一代的外來者,對於當年的深圳,對於收容,也是無法想象的。我一直認為,深圳,或者說廣東,或者說,中國這三十年的快速發展,是建立在原罪之上的。所有的成功者都是有罪。當你們並不了解中國的所謂人口紅利的真相時,你們這些學者專家們,並未經曆過改革初期南方的煉獄時,你們所有的談論都是無知的,是可笑的。這樣的話,我曾經對夏天說過,可是她反駁了我,她認為我太偏激。我隻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我所有的思考與評判,隻基於一個標準,那就是人道主義的標準。夏天提醒我,應該去木頭鎮收容所將我留在那裏的腳印收回。她說她希望我講一講在收容所的往事。於是我努力想去到收容所,去收回那些遺落的腳印,可我卻總是去到別的地方。我對夏天說,要不,我們周末去一趟木頭鎮收容所吧。去看看今天的收容所變成了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