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處的水泥路上停了兩輛囚車。下來一群治安員，他們悄悄靠近爛尾樓。不知是誰警覺到了，叫了一聲治安隊來了。治安員還在一樓，睡在三樓的人都醒了過來，他們開始四散逃躥。有的往樓下跑，有的往樓上跑。往樓下跑的，有些被守在門口的治安仔抓住了，有膽大的衝破了治安仔們的包圍圈，跳過那高高的垃圾堆，逃進樓後山坡上的樹林裏。我看見我和李中標開始往樓上跑，像兔子一樣快。三下兩下就躥到了樓頂。樓梯口有一間小房子，小房子邊上靠著一把梯子。1994年的王端午和李中標像猴子一樣順著梯子爬上小房頂，然後將梯子抽了上去。這時，阿喜也跑到了樓頂，可梯子已經被抽上去了。她哭著喊，老鄉，把梯子放下來，讓我上去。王端午和李中標兩人將身子緊緊貼在小房頂上，沒有吱聲。下麵還陸續跑上兩個人，他們看見樓梯抽上去，轉身跑了，阿喜沒有往下跑，還站在那裏哭著哀求說，老鄉求求你們把梯子放下來。王端午和李中標都沒有動。這時，有治安仔追到了樓梯口，將阿喜帶走了。
我再沒有見過阿喜，不知她被抓後會經曆什麼。關於這段經曆，我後來在小說和散文中都有過描述。隻不過，我的描述，和我收腳印時所見有些出入。在我的小說和散文中，小房頂上有許多人，而不隻是我和李中標兩個，另外，那將梯子抽上去的人也不是我和李中標，而是別人。我在文中還說，我不知道那個女孩叫什麼，而事實是，那個女孩叫阿喜。我們認識，說過話。甚至於，在那樣艱難的找工途中，我還曾經暗暗喜歡過她。當然，這喜歡止於和她說上兩句話後，心裏會有些喜悅。重回現場，讓我很難受。我的難受，不隻是在於悔恨當初為什麼沒有向阿喜伸出援手，而是在於，許多年來，我用文字將自己打扮成了一個膽小者和受難者，為自己做了開脫，時間久了，真的以為那天晚上的情形是如同我的散文和小說中所描述的那樣。我不止一次說過，記憶是不可靠的。我的記憶欺騙了我。或者說，我選擇性地遺忘了一些東西。而現在，當我開始收腳印，回到我的1994年時，我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我為1994年的我惡心。我們完全可以向阿喜伸出援手，但我們沒有這樣做。阿喜並沒有因此而恨我們，她要是恨我們，完全可以告訴治安員，這小房子頂上有人。
那一晚，治安隊收獲頗豐，兩輛囚車塞滿了人。看著那閃著警燈遠去的囚車，趴在小房頂上的1994年的我和李中標這才坐了起來。
許久，李中標說：我們剛才應該讓阿喜上來的。
我突然捂著臉失聲痛哭起來。
女士們先生們，你們看，這些腳印就是那天晚上留下的。
您問我被治安隊抓了會怎麼樣？你們知道孫誌剛嗎？那個從湖北到廣東打工的大學生，他就是因為沒有暫住證被治安隊抓了，後來活活被打死了。
你說這是個案？可是我要說，這不是個案，這連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你們知道東莞木頭鎮嗎，那裏有個收容站，從1993年到2003年，十年時間，官方數據是，這個收容所收容了80萬人次。而當時全國有多少間這樣的收容站？共收容過多少人？恐怕是一個再也無法查實的數據。他們都是這共和國的公民，他們行走在自己的國土上，可是他們要用一紙暫住證來證明自己有在自己國土上行走的自由。我是中國公民，卻要在中國的土地上暫住，你們難道不覺得荒唐嗎？好，我們承認，當時的暫住條例，有曆史的原因，問題是，時至今日，每當地方的治安情況下降時，總會有人提出重新辦理暫住證。2006年5月8日，醫學專家鍾院士在廣州街頭被搶手提電腦，警方出動百餘警察在十天後破案。鍾南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治安狀況嚴峻和目前沒有有效管理無業遊民直接相關。在收容製度存在的時候，盡管有不該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廢除收容製度，也是有問題的。這可不是我在編故事，你們現在上網，還能查到當時的報導。看看，連科學院院士，政府號召公民學習的道德模範都如此思維，可以想見一般的老百姓會怎麼想了。
各位女士們先生們，捫心自問，你們是否也和鍾院士有過相似的想法呢？
其實不單是你們，就是年輕一代的外來者，對於當年的深圳，對於收容，也是無法想象的。我一直認為，深圳，或者說廣東，或者說，中國這三十年的快速發展，是建立在原罪之上的。所有的成功者都是有罪。當你們並不了解中國的所謂人口紅利的真相時，你們這些學者專家們，並未經曆過改革初期南方的煉獄時，你們所有的談論都是無知的，是可笑的。這樣的話，我曾經對夏天說過，可是她反駁了我，她認為我太偏激。我隻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我所有的思考與評判，隻基於一個標準，那就是人道主義的標準。夏天提醒我，應該去木頭鎮收容所將我留在那裏的腳印收回。她說她希望我講一講在收容所的往事。於是我努力想去到收容所，去收回那些遺落的腳印，可我卻總是去到別的地方。我對夏天說，要不，我們周末去一趟木頭鎮收容所吧。去看看今天的收容所變成了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