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詩》分內外兩篇，每篇分上、下兩卷，共4卷。內篇是詩歌原理，其中上卷討論詩的發展，下卷討論詩的創作。外篇為詩歌批評，主要評論詩歌創作技巧。
關於詩的發展，葉燮主張文學是在不斷進化的。在《原詩》的第一部分，他論述了詩歌在各個時期的盛與衰，他試圖對我國古典詩歌史作出全新的評價。
葉燮把詩歌的曆史比作一條河，從中區分出“源”與“流”。“源”就是我國最早的詩作《詩經》中的305首詩。詩歌的“流”又分成“盛”與“衰”、“正”與“變”等不同的階段。
葉燮認為，詩歌的曆史是盛與衰這兩個階段相互交替的過程，詩歌在這個曆史進程中，將不斷向更好、更豐富多樣的狀態進化。
葉燮指出，詩歌在形式和內
容上如果固守某些正統的體係，
必然會由呆板而變得陳舊過時。相反，變化的時代則是真正的創造時
期，最終會給詩歌帶來新的興盛。他認為：
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汙。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為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
在這段論述中，葉燮以時代以及詩自身的發展這兩個條件出發，論述了詩的進化，解釋了“正”與“變”是如何相互需要的。在此，葉燮在繼承與革新、古與今的統一關係上，提出了比較全麵的看法。
在明代時，擬古主義者們將某一時代的詩歌奉為最高典範，進行“臨帖式”的模仿。到了清代初年，仍有“模棱漢魏，貌似盛唐”的不良詩風。於是，葉燮在《原詩》的開始，就對擬古主義者濫用陳言、一味模仿古代的聖賢提出強烈駁斥：
俞嚐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為禍，必有出於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
栩然俎豆俞所斥之陳言，以為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
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為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喔咿，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嘰而卻走耳。
在評價我國詩歌史時，葉燮秉持了與袁宏道、李贄、錢謙益，以及王士禎等學者極為相似的立場，認為詩歌在每一個時期都有各自的優點，而不像明末清初的一些詩歌流派那樣，隻推崇唐、宋的詩歌。
關於詩的創作，在《原詩·內篇下》中，葉燮先提出了詩歌創作的基本要素，那就是胸襟、材料、匠心和文辭。
在如何學會作詩這個問題上，葉燮認為僅僅靠熟讀古詩是不行的。他用一個比喻解釋了他的觀點。他說詩歌創作如同蓋房子，要經過5個不同的步驟，即奠基、集材、匠心、設色、尋求變化。而且，葉燮認為，第一步奠基最為重要。葉燮借用杜甫的說法，提出寫詩的基礎是“胸襟”。葉燮十分推
崇杜甫，是因為杜甫有悲天憫人的“胸襟”，那就是，杜甫在詩歌中
大量流露的儒家的惻隱之心，以及對國家和人民的關心，也因為杜甫
的寫作技巧和獨特匠心。葉燮認為，基礎打好之後，就必須去收集材料，當然是質量最好
的材料。他這樣寫道：
則夫作詩者，既有胸襟，必取材於古人，原本於《三百篇》、《離騷》，浸淫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為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剝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