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白富埒——宋元明清陶器2
有草原風格的元代陶器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國。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之意。1279年統一全國。
元朝的疆域空前廣闊，元代陶器也明顯具有草原民族的獨特風格，在器物器形上都新創燒了許多蒙古族特有的器物類型，創燒單色釉也比前代精美。
元朝設立了樞府專門管理燒造陶瓷器物，樞府燒出的陶瓷為甜白釉色，被後世稱為“樞府瓷”。並且此時對外貿易、中西文化交流頻繁，開始燒造大量外銷陶瓷。元代盛行大量燒造的青花瓷大多數就是提供外銷到中東眾多伊斯蘭國家。
元代在創燒眾多新品種時，並繼承和發展了宋代陶器風格，釉色肥厚圓潤，器形圓壯，很多地方都有明顯吸收漢文化特點，。
山西蒲州發現的元代陶製龍，體形碩大，長198厘米，寬50厘米，高70厘米，通體有施釉痕跡，但顏色已經剝落，除龍頭以外部位均有龍鱗，龍背頂部有波浪形的鰭，龍頭較長，龍嘴大張，青齒獠牙，下顎有須，龍目圓睜，腦後有鬃，但雙腳已經明顯缺失。龍腿強壯，身下有雲霧纏繞。
這件陶製的龍，實際屬於古代的琺華器，亦稱琺花器或法花器，是一種以藍、綠、黃、紫、白等多種釉色為基調的低溫彩釉陶器。
山西和景德鎮的琺華器在製作工藝上基本相似，主要區別於胎質和釉色，由於這兩種琺華器生產工藝的複雜和特殊，製作曆史的短暫以及其生產的地域相對較少，所以，能保存完好、流傳下來的產品並不多見，傳諸於世藏寶於民的精品更是鳳毛麟角。
這件陶製龍的胎質明顯為陶，因此判斷為山西所造琺華器。琺華器因產地和時代不同在胎質上也存在著明顯不同。
蒲州一帶出的，係元代末年之物，其胎純係土定胎，其釉純似玻璃釉，然仍係料質，其藍如深色寶石之藍，其紫如深色紫晶之紫，其黃質如金箔，惟比金箔色略深透耳，孔雀綠一色尤為鮮豔，垂釉之處亦不發黑，其釉上之綠比他釉另外透亮，與綠水一般，其底裏之綠與翠玉之菠菜綠同。
在裝飾技法上，這件陶製龍采用了壓模、捏塑、刻畫、貼花等傳統工藝手法，從審美角度上看顯得大氣質樸，同時，琺華器在釉色上多表現為鮮豔亮麗的琺翠、琺藍、琺紫，從此件陶龍殘存的釉斑上也可以看到。
該器型龍為元代龍的特征，龍頭扁長，龍目明亮，龍眉粗壯，龍角後伸，龍軀細長，氣勢凶猛，推測應有一對，分布於大殿屋頂的兩側，應為十分罕見的元代宮廷建築裝飾配件，對研究元代宮廷建築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元代陶器的胎子厚重，略顯粗糙，多灰黃色，施白色化妝土、釉子白中閃灰黃，有的欠精細光潤，黑彩多閃黃褐色。裝飾以素白瓷、白釉黑花為主。
宋代出現的在黑彩上劃紋飾的裝飾方法，元代也有，一般用於在魚、龍身上劃鱗片或在雁、鳳身上劃羽毛。也有黑釉鐵鏽花、白釉黑花上又罩低溫孔雀藍釉的，後者由於溫度較低，釉子極易肅秒。
白釉繪黑花陶器紋飾常見的有龍鳳、雲雁、魚藻、卷雲、花卉、嬰戲、人物故事、花鳥、詩句等。
元代雜劇盛行，產生了大量的陶塑作品。河南焦作元代墓發現的雜劇陶俑，呈各種說唱舞蹈形態。其中一件穿戴蒙古式袍帽和氈靴，腰係皮帶，頭略右傾，一手向上，一手下向，腰作扭動，神情專注地作踏步舞蹈。
另一陶俑服飾簡單，頭戴便帽，左手執樂器，右手兩指叉於口中，作呼哨狀，似口技表現。俑像成功地表達了賦性樂觀豪放的蒙古族人民的性格。雕塑手法簡潔，形象生動逼真，富有生活情趣。是元代陶塑的代表作。
元陶器的器型較大，多碗、盤、罐、瓶、枕、盆、扁壺、玉壺春瓶、高足碗等。
元代的一件黑陶大碗，口徑17.5厘米，高6厘米，大氣而拙樸。
趙集區會龍鄉閻廟村發現的元代陶香爐，工藝精細，造型古樸。爐兩邊有對稱的神態活現的小狗作爐耳，下有3隻鼎形虎腿，爐體著綠瓷釉已大部脫落，僅凹陷處尚存。爐高15厘米，口徑9厘米，腹徑11厘米，係元代祭祀用品。
元朝統治者依靠鐵騎奪取天下，但元代馬的雕塑作品卻很少，所以陶器中的陶馬就顯得彌足珍貴。有一件元陶馬，高20.6厘米，長25厘米，灰陶質，馬頭飾籠套，雙耳豎立，頸刻畫長鬃，尾粗長，四足直立於長方形托板上。
另外，河南省焦作市元代古墓發現了完整彩繪陶“車馬出行儀仗隊”，共有陶俑、陶馬、陶車81件，均為彩繪陶，以粉、紅、綠為主，色澤鮮豔，組合為一套完整的“車馬出行儀仗隊”。 同時還有陶倉、陶幾等陶明器。
陝西省戶縣元代賀氏墓的陶俑，有男侍俑、女侍俑、儀衛俑、騎馬俑、牽馬俑、胡人騎駝擊鼓俑、牽駝俑等，總數近60件。侍俑通座高30至33厘米，騎馬俑通高約45厘米。
賀氏墓女侍俑頭綰雙辮髻，上身著窄袖左衽短襖，下係長裙，作捧盒侍奉狀；男侍俑頭發分披，身穿窄袖右衽長袍，作籠袖搭巾侍立狀；儀衛俑戴襆頭，身著盤領窄袖長袍，腰束革帶，足蹬短靴，左臂曲舉，作吆喝姿態。
塑工最佳的是一組騎馬俑，有的頭綰發辮，有的戴寬沿氈笠，或佩腰刀，或背箭箙，足踏馬鐙，左手提韁扶鞍，右手甩開，作揚鞭催馬狀，刻畫了蒙古族諳熟騎術、崇尚射獵的生活習俗。
賀氏墓還發現有牽馬俑，俑高34 厘米，馬高37 厘米。灰陶、模製。牽馬俑頭戴圓形帽，束辮垂至肩頭，身穿長袍，腰間束帶，右手曲至胸前，左手向一側伸出，似在牽馬起程。陶馬背負行囊，行囊以繩索捆實。兩件雕塑品巧妙地組合在一起，有著濃厚的生活氣息。
賀氏墓的這批元代陶俑，以藝術手法寫實、造型比例勻稱而著稱。
元代陶俑的製作一般都較粗率，這是因為，一方麵紙製明器的繼續流行，另一方麵則是深受蒙古族喪葬習俗的影響。蒙古族素以深埋不墳為傳統，所以一般不用俑來隨葬，隻有部分漢族和少數契丹族官僚仍以陶俑隨葬。
元代陶俑主要發現於陝西和四川，陝西以西安曲江池西村段繼榮夫婦墓、長安縣韋曲村賀氏墓、寶雞元墓等發現的元俑為代表。
陝西元俑都為深灰胎，不上釉，在技巧和製作方法上尚有一定的藝術水準，風格寫實，種類有男女侍俑、騎馬俑、駱駝俑、馬俑等，大部分俑的形象為蒙古族人和胡人。
在陶俑的組合上，五代、宋時頗為盛行的四神俑元代已消失，人物麵貌多具有少數民族及域外文化色彩。
[旁注]
成吉思汗 孛兒隻斤·鐵木真，蒙古帝國奠基者，尊號“成吉思汗”。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最大功績就是統一蒙古草原， 1206年春天建國稱帝，此後多次發動對外征服戰爭，征服地域西達中亞、東歐的黑海海濱。
孔雀 孔雀這種鳥一直是十分尊貴的象征，在東方的傳說中，孔雀是由百鳥之長鳳凰得到交合之氣後育生的，與大鵬為同母所生，被如來佛祖封為大明王菩薩。
玉壺春瓶 又叫玉壺春壺，它的造型是由唐代寺院裏的淨水瓶演變而來。基本形製為撇口、細頸、圓腹、圈足。玉壺春瓶的造型定型於北宋時期，在當時是一種裝酒的實用器具，後來逐漸演變為觀賞性的陳設瓷。
四神 也叫做四象，四靈。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由於五行學說盛行，所以四象也被配色成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在我國古代中另一個主要表現就在於軍事上，在戰國時期，行軍布陣就有“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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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氏墓是元代賀賁、賀仁傑、賀勝祖孫三代墳塋，陶俑係墓中的隨葬品。墓裏的陶馬並不高大，屬蒙古馬種。在生活中蒙古馬雖不及青海、新疆、阿拉伯馬高大，但卻是最能吃苦耐勞，在惡劣環境中，可供長途跋涉的良駒。
蒙古和元代騎士常把自己命運和馬聯係在一起。蒙古人常喜歡繪製一匹帶著翅膀的駿馬為旗幟，隨風飄揚，以天馬行空來象征時運的飛騰。又常以“中途失馬”來比喻人生的最大不幸。
在元代看守皇帝和蒙古大汗坐騎的大臣，是皇帝和大汗最信賴的人，他們可以在朝中出任重要官職。騎士和將軍對於給他牽馬垂鐙的人則視為生死與共的心腹。
在元代墓葬中以牽馬俑當做隨葬品如同殷商時期用禦車侍者殉葬一樣，都是為了將最信任的人帶到另一個世界為自己服務。
四大名陶興起的明清陶器
明代承襲兩宋特別是南宋以來商業貿易的飛速發展，明代的商業非常發達，民間也因此變得富裕。
清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陶器與明代一脈相承，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空前發展，形成了我國古代陶器史上的最後一個高峰，有“明有粗陶、清有紫陶”之稱。
這時最著名的就是成就了我國的四大名陶，即紫砂陶、坭興陶、建水陶和榮昌陶。
紫砂陶是指用江蘇省宜興丁蜀鎮北黃龍山產的陶土即紫砂泥製成的陶器。
我國是茶的國度，古代梅堯臣、蔡襄、蘇東坡這些大文豪都留下了一些詠茶名篇、名句。其中梅堯臣的“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堪稱千古絕唱，講的就是用紫砂陶壺烹茶。
到了明代，飲茶的方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沏茶的程序也更加講究：
探湯純熟便取起，先注少許壺中，祛湯冷氣，傾出，然後投茶，茶多寡宜酌，不可過中失正……兩壺後又用冷水湯滌，使壺涼潔，不則減茶香矣。
烹茶演變為沏茶，對茶壺的質地要求就相對高了，通過千百年來的實踐，人們發現，用紫砂壺泡茶，茶味雋永醇厚，由於紫砂壺能吸收茶葉汁，用的時間愈長，泡出的茶水味道就愈好。
於是，紫砂陶器中的主要器具紫砂壺也就應運而生，製作紫砂壺的高手、名家、大師也就一個個走到曆史的前台，他們的名字和業績與紫砂壺的興衰交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