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將明思宗的性格缺陷及其表現列舉如下：
性情急躁。
明思宗的這一性格，在行動中的表現一方麵是勤於政事。思宗繼位之初，麵對的是一個病入膏肓的國家，他急於興利除弊，平息內憂外患。崇禎元年（1628）思宗就下詔說：“非盛夏祁暑，日禦文華殿與輔臣議政。”他確實也是這麼做的，而且很少懈怠。他總是事無巨細，事必親躬，親自處理各項政務，批答奏章。有一次，因為不舒服而臨時傳免早朝，他遭到了內閣輔臣的批評。崇禎既感激又羞愧，親筆寫了手敕，對輔臣進行褒獎。史書稱讚思宗說：“他在位十七年，勤於政事，雞鳴就起床，很晚才睡覺。”這一點，思宗和他的先祖朱元璋很相似，但是他的能力卻與之相差甚遠。
性情急躁的另一方麵表現就是急於求成。平心而論，思宗的急於求成是可以理解的，他想做一位明君，卻生不逢時，他不願看到祖宗櫛風沐雨換來的天下毀在自己的手裏，所以他要盡快挽回亡國的命運。但是他卻缺乏治國的本領，他沒有認識到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在於政府對農民的剝削太重，使他們無法生存，才揭竿而起。他仍然不斷加派“三餉”（遼餉、練餉、剿餉），加重人民的負擔，這無異於火上澆油，越燒越旺，終將成為燎原之勢。順天知府劉宗周上疏認為：“求治太急，不免於見小利而窺近功。”勸思宗免除薪餉，以籠絡人心。而思宗卻認為：“慢則糾之以猛。”不聽勸諫。麵對清軍咄咄逼人的攻勢，他一味主張進攻，他不懂軍事，又不會用人，使得前方統帥動輒掣肘，不能發揮自己的才能。當時明清雙方的態勢是：清強明弱，清軍處於攻勢，而明軍處於守勢。但是明朝後方地域遼闊，農業發達，易於籌集糧餉，應該采用持久戰術，避免與清軍決戰以保存實力；而清朝方麵雖然軍隊戰鬥力很強，但是地域狹小，又多以牧業為主，物資糧餉籌集困難，希望速戰速決。針對雙方的這種力量對比情況，寧錦副總兵祖大壽建議說：“清兵太強，難以與之硬拚，可用車營法，步步進兵，使清兵無機可乘，在慢慢逼迫清兵出塞。”薊遼總督洪承疇采納了這個建議，而思宗以師久無功，命兵部職方司郎中方若麒去催促進兵，結果全軍覆沒，洪承疇與祖大壽被俘。思宗一味進攻的主張正合了清朝的本意。
虛偽的節儉和真正的吝嗇。
思宗是個很虛偽的人。據史載：思宗曾把宮中萬曆時所儲藏的上等遼參在集市上賣掉，換回數萬兩銀子填補國用；一天在聽講官給他講學時，他的內衣袖子已破損，留在外麵很不雅觀，他不時地把袖子塞進去。其實，思宗的節儉並不是出於真心，他隻是為了給朝臣們裝裝樣子，從而贏得他們的同情，讓大臣們把自己的財產捐獻出來，以作國用。
思宗在位之時國庫銀兩所剩無幾，而他自己的內庫卻存有大量金銀，但是他卻不願拿出來。他知道皇親國戚擁有大量財產，便下令讓他們捐獻銀兩。他讓外戚武清侯李國瑞貢獻四十萬銀兩，李國瑞見數目巨大，死活不肯出，還索性耍起了無賴，將自家的房屋標價出售，家用器皿什物則拉到外麵變賣，以示一無所有。這令思宗怒不可遏，遂將李國瑞下獄，並剝奪了他的爵位。李國瑞不久便驚懼而死。大臣們紛紛抱怨崇禎不顧恩義親情，更聯合起來抵製募捐。思宗自己也感到後悔，便下令發還李家的財產。捐獻之事不了了之。
捐獻未能奏效，思宗又求助於戶部。大臣們都知道思宗內庫豐盈，反複上疏勸思宗拿出以充軍餉。這對於嗜財如命的思宗來說，無疑是要他的命，他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禦史李邦華單刀直入，他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附焉？”這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然而思宗卻始終不權衡出這其中的利弊。後來李自成攻占北京，從他的宮內搜出的白銀多達三千七百多萬兩。這麼多錢，足夠支付明軍三四年軍餉，若真是拿出來賑災助餉，恐怕明朝也不至於這麼快就滅亡了。
思宗假裝節儉的另一個目的就是想為群臣做個“表率”，讓大臣們也節儉、清廉。他似乎很天真，認為大臣們都是傻子，就他自己聰明。他不知道官員貪汙腐敗的真正原因是政治製度使然，而決非簡單的道德問題。明朝官員的俸祿是曆朝罕見的，正二品的尚書，一個月也隻不過六十一石，還不到一百兩銀子。官員們除了要想維持正常的開支外還要打點上司。大清官海瑞為其母做壽時，隻能買兩斤豬肉。後來海瑞被任命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禦史時，為了置辦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變賣家產。可見在明代做個清官是多麼難。在這種超級低薪的條件下，官員們為了生存就不得不貪汙受賄。思宗不弄清官員貪汙受賄的深層原因，卻簡單地企圖用儒家道德來約束和要求大臣，而他自己卻擁有大量的私人財產，還接受四方官員的進貢。這令人感到非常不公平，人們也不會響應他的號召。
性格多疑。
思宗性格多疑，表現在行動中就是對各級官員都不信任，經常更換官員職位。在崇禎朝的十七年裏，思宗一共任用過五十多位內閣大學士，而整個明代內閣大學士也不過一百六十餘人。六部和都察院的長官更換也同樣頻繁，像走馬燈一樣令人眼花繚亂。他共任用過吏部尚書十二人，戶部尚書八人，兵部尚書十七人，刑部尚書十六人，工部尚書十三人，都察院左都禦史一百三十二人。結果換來換去，仍然沒有換出任何一個讓他滿意的人選來。
思宗對於前線領兵作戰的高級將領，同樣是懷疑和猜忌，不能不說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後用過袁崇煥、楊嗣昌、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熊文燦、陳新甲等人率兵分別同後金以及農民起義軍作戰，但這些人卻幾乎沒有一個得到了善終，不是被思宗處死就是戰死或被俘。
是非不分。
明思宗是非不分的表現之一就是不會用人。他繼位之初改革用人製度，非進士也可以入閣參政，盡管做到不拘一格，但是所用之人卻少有賢能之士。他銳意求才，卻不知孰為賢人，所用皆貌似忠誠實則是奸邪之人，既不能團結百官，也不能在危難之時有所作為，補益時局。以內閣大臣（宰相）為例，思宗在位十七年，共有五十多人出任閣臣，而真正有才能又為人正直的人卻寥寥無幾，如劉鴻訓、錢龍錫、孫承宗、文震孟等人，但卻不為思宗所重用。閣臣中大多是一些碌碌無為之輩，而受到思宗重用的是那些為正直之士所恥而與之為伍的人，如周延儒、溫體仁、薛國觀、王應雄、陳演等，他們膽小怕事，不思進取，渾渾噩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崇禎也任用了一些人才，但是他因為急躁，偏狹，多疑，或用之不專，或刻薄寡恩，或嚴刑隨其後，使得所用之人難以施展才能。內閣與督撫動輒得咎，處於不斷變動之中，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治局麵。
另一個表現就是濫行誅殺。崇禎在十七年，死於他手下的高級官員不計其數，僅輔臣（宰相）就有一人、尚書四人、總督七人、巡撫十一人，侍郎以下的官員更是無數。薊遼總督袁崇煥之死成為千古奇冤。到了崇禎後期，一向渴望登科入仕的士大夫們甚至認為拜相入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得罪這位喜怒無常的皇帝，轉瞬之間就會一命嗚呼。
反複無常。
這一點在行動中的表現就是，他三番五次地罷免宦官，又重新起用宦官。崇禎元年（1628），也就是他清除閹黨的同年，他重新起用宦官監軍、鎮守、掌管部務。崇禎八年（1635）八月，他又下令撤各道監視太監。崇禎九年（1636）清軍南下，思宗再派宦官鎮守、督師，武將也要聽從宦官調遣。崇禎十三年（1640）三月撤各鎮內臣，次年停止內操，不準內臣（宦官）幹預外政。十五年（1642）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十七年（1644）二、三月，思宗最後一次起用宦官督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