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事與願違，放榜時柳永竟然名落孫山。他沮喪憤激之餘，寫下了傳誦一時的名作《鶴衝天》，宣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仁宗初年的再試，考試成績本已過關，但由於《鶴衝天》詞傳到禁中等到臨軒放榜時，仁宗以《鶴衝天》詞為口實，說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給黜落了，並批示：“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
再度的失敗，柳永真的有些憤怒了，他幹脆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從此無所顧忌地致力於民間新聲和詞的藝術創作。
官場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詞人柳永，使他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作領域得到充分的發揮。當時教坊樂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調，都請求柳永為之填詞，然後才能傳世，得到聽眾的認同。
柳永創作的新聲曲子詞，有很多是跟教坊樂工、歌妓合作的結果。柳永為教坊樂工和歌妓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裏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於坊曲，不至於有太多的衣食之虞。
柳永憑借通俗文藝的創作而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表明宋代文學的商品化開始萌芽，為後來“職業”地從事通俗文藝創作的書會才人開了先河。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記載：“柳永為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餘仕丹徒，嚐見一西夏歸朝官雲：‘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
51歲時，柳永才被賜進士出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稱“柳屯田”。
後來，柳永由於仕途坎坷，由追求功名轉而厭倦官場，沉溺於旖旎繁華的都市生活，作為北宋第一個專心作詞的詞人，成為北宋一大詞家，在詞史上有重要地位。
柳永擴大了詞境，佳作極多，不僅開拓了詞的題材內容，而且寫作了大量的慢詞，發展了鋪敘手法，促進了詞的通俗化、口語化，在詞史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為人放蕩不羈，終身潦倒，因此尤長於抒寫羈旅行役之情。
柳永的許多篇章用淒切的曲調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實感人。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詞家，著有《樂章集》。描寫羈旅窮愁的，如《雨霖鈴》、《八聲甘州》，以嚴肅的態度，唱出不忍的離別，難收的歸思，極富感染力。
柳永不僅從音樂體製上改變和發展了詞的聲腔體式，而且從創作方向上改變了詞的審美內涵和審美趣味，即變“雅”為“俗”，著意運用通俗化的語言表現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調。
[旁注]
通判 我國古代官名。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稱。宋初，為了加強對地方官的監察和控製，防止知州職權過重，專擅作大，設“通判”一職。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輔佐郡政，可視為知州副職，但有直接向皇帝報告的權力。知州向下屬發布的命令必須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
汴京 即開封，又稱東京、大梁、汴梁，簡稱汴，有“十朝古都”、“七朝都會”之稱。開封是清明上河圖的原創地，有“東京夢華”之美譽，是當時世界最繁華、麵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教坊 我國古代舞樂機構。唐高祖置內教坊於禁中，掌教習音樂，屬太常寺。714年，又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技，教習俗樂，以宦官為教坊使，後遂不再屬太常寺。此後凡祭祀朝會用太常雅樂，歲時宴享則用教坊俗樂。
葉夢得 宋代詞人。字少蘊。曆任翰林學士、戶部尚書、江東安撫大使等官職。晚年隱居湖州弁山玲瓏山石林，故號石林居士，所著詩文多以石林為名。作為南渡詞人中年輩較長的一位，葉夢得開拓了南宋前半期以“氣”入詞的詞壇新路。葉詞中的氣主要表現在英雄氣、狂氣、逸氣三方麵。
西夏 曆史上由黨項人在我國西部建立的一個政權。1038年，李元昊建國時便以夏為國號，稱“大夏”。又因其在西方，宋人稱之為“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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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佳作極多，許多篇章用淒切的曲調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實感人。他還描繪了都市的繁華景象及四時景物風光，另有遊仙、詠史、詠物等題材。
柳永發展了詞體，留存200多首詞，所用詞調竟有150個之多，並大部分為前所未見的、以舊腔改造或自製的新調，又十之七八為長調慢詞，對詞的解放與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
柳永還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他的詞講究章法結構，詞風真率明朗，語言自然流暢，有鮮明的個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間口語寫作大量“俚詞”，下開金元曲。
柳詞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於音樂美。他的詞不僅在當時流播極廣，對後世影響也十分巨大。
韓琦勇擔三朝社稷之臣
韓琦，字稚圭，自號贛叟。1008年出生在世宦之家，其父韓國華任泉州剌史時生下韓琦。韓琦3歲父母去世，由諸兄扶養。
史載韓琦“既長，能自立，有大誌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
1027年，韓琦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1034年月遷開封府推官。1035年，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1036年，拜右司諫。
韓琦在擔任諫官的三年時間內，敢於犯顏直諫，諍言讜議，“凡事有不便，未嚐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70餘疏”，尤其以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
當時災異頻繁，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韓琦連疏4人庸碌無能，痛陳宋朝80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結果4人同日罷職。韓琦一時名聞京華。
韓琦還嚴厲抨擊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官場腐敗作風，建議宋仁宗先從朝廷內部“減省浮費”、“無名者一切罷之”。名相王曾稱讚他說：“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