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悼公聽後，采納了魏絳的意見，使晉國與戎狄和平共處，維護了晉國和戎狄的安定。
胡服騎射促進民族融合
趙武靈王是戰國時趙國的一位奮發有為的國君。他即位的時候，趙國正處在國勢衰落時期，就連中山國那樣的鄰界小國也經常來侵擾，而在和一些大國的戰爭中，趙國常吃敗仗，有亡國的危險。
在韓、趙、魏三國中，趙國地處北邊，經常與林胡、樓煩、東胡等北方遊牧民族接觸，因此，對他們有著更多的了解。
在春秋至戰國時期，華夏傳統服裝是長袍寬袖，不便於騎馬射箭。而用來作戰的戰車十分笨重，隻宜在較為平坦的地方作戰，在複雜的地形中運轉十分不便，眾多的步卒也無力對付那奔馳迅猛，機動靈活的騎兵。
在和北方這些遊牧民族的接觸中，趙武靈王看到他們在服飾和兵器方麵有一些特別的長處：穿窄袖短襖，生活起居和狩獵作戰都比較方便；作戰時用騎兵、弓箭，與中原的兵車、長矛相比，具有更大的靈活機動性。
趙武靈王深有感觸地對手下說：“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兵來如飛鳥，去如絕弦，是當今之快速反應部隊，帶著這樣的部隊馳騁疆場哪有不取勝的道理。”
為了富國強兵，趙武靈王提出“著胡服”、“習騎射”的主張，決心取胡人之長補中原之短。可是“胡服騎射”的命令還沒有正式下達，就遭到國內許多皇親貴族的反對。反對的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為由，拒絕接受變法。
趙武靈王駁斥他們說：“德才皆備的人做事都是根據實際情況而采取對策的，怎樣有利於國家的昌盛就怎樣去做。隻要對富國強兵有利，何必拘泥於古人的舊法。”
趙國有一個很有影響的老臣叫趙成，是趙武靈王的叔父，他思想十分守舊，他不但反對服飾改革，而且在家裝病不上朝了。
趙武靈王心裏清楚，要推行改革，首先要打通叔父的阻攔。他為了說服趙成，親自到趙成家做工作，最終使他同意進行服飾改革。
趙武靈王衝破守舊勢力的阻攔，毅然發布了“胡服騎射”的政令。趙武靈王號令全國著胡服，習騎射，並帶頭穿著胡服去會見群臣。
他還親自騎馬彎弓並露宿草原。胡服在趙國軍隊中裝備齊全後，趙武靈王就開始訓練將士，聘請擅長騎射的胡人充當教練，讓他們學著胡人的樣子，騎馬射箭，轉戰疆場，並結合圍獵活動進行實戰練習。此外，還推廣了養馬、製革、設獸醫和籌辦草料等完整配套的製度。
在趙武靈王努力推動和親自教習下，趙國的生產能力和軍事能力大大提高，在與北方民族及中原諸侯的抗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從實施胡服騎射的第二年起，趙國的國力就逐漸強大起來。後來不但打敗了經常侵擾趙國的中山國，而且向北方開辟了上千裏的疆域，並設置雲中、雁門、代郡行政區，管轄範圍達到河套地區。
胡服騎射雖然是一場服飾方麵的改革，但影響卻是多方麵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實施促進了各地區，尤其是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漢人因為胡服勞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飾，胡人因漢人的服飾飄逸而穿上漢人的服飾。胡服騎射導致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遊牧民族的服飾融合，也縮短了趙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漢差異，胡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
胡服騎射轉變了趙地和少數民族的民風民俗，促進了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為以後的民族大融合和國家大統一奠定了心理基礎，進而推進了民族融合。
從軍事影響上看，在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後成為我國軍隊中最早的正規軍裝，以後逐漸演變改進為後來的盔甲裝備。
胡服的推廣，它不僅直接為趙國贏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對軍隊曆史的發展演化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開創了我國古代騎兵史上的新紀元，從此我國軍事史中除車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現了騎兵這一嶄新的兵種。
趙國新建騎兵在戰爭實踐檢驗中顯示出的巨大優越性，很快刺激了其他國家也發展這一全新兵種，馬拉戰車就此在戰場上被淘汰而改為運輸之用。
趙武靈王實行軍事變革的諸多成果，被秦國全麵運用，到漢代一度還發揮到極致。胡服騎射的實行，不僅使華夏民族建立起能夠同匈奴相抗衡的騎兵，在社會上也培養起彪悍驍勇的尚武風氣，漢武帝時代才能創造出世界軍事史上農耕民族以騎兵擊敗遊牧民族的奇跡。
[旁注]
林胡 又稱林人、儋林，為“林中胡人”的簡稱，生活於森林中，有著悠久的曆史與文化。戰國時代，北方遊牧民族統稱“胡”，其中主要為“林胡”和“樓煩”。 林胡活動地區為鄂爾多斯高原東部，包括伊金霍洛旗、東勝區和準格爾旗及東越黃河到晉北山地森林區。
東胡 我國東北部的古老遊牧民族。自商代初年到西漢，東胡存在了大約1300年。東胡、濊貊、肅慎被稱為古東北三大民族。東胡是一個部落聯盟，包括了當時族屬相同而名號不一的大小部落。
中原 是指以河南為核心延及黃河中下遊的廣大地區。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被古代華夏民族視為天下中心，曾長時間居於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中原地域隨著華夏民族的大融合，以及中原文明的擴展而有所蔓延。
河套地區 指黃河“幾”字彎及其周邊流域。河套地區自古以來就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及生活資源。河套周邊地區，包括湟水流域、洮水流域、洛水流域、渭水流域、汾水流域、桑乾河流域、、漳水流域、滹沱河流域，都具有比較好的自然環境條件，它們共同創造出燦爛的河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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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騎射前的華夏族服飾，既是每個人身份高低的標誌，也是不同民族身份的標誌。在胡服騎射以前，統治者以嚴格的等級服飾來顯示自己的尊貴和威嚴。
“習胡服”首先是為便“騎射”，也便利了人們的生產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這就強化了服飾的實用功能，同時，因其打破了服飾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飾的差別大大減小，自然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
自此以後，“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漢族居民不斷吸取少數民族的服飾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服飾文化。
趙武靈王雖並沒有強製百姓改穿胡服，隻在官吏、軍隊中強製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趙國百姓紛紛效仿。
以法治為核心的法家變革
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發生了大動蕩，麵對現實，以“法治”聞名的法家學派提出了變法主張。三晉是法家學派的主要發源地，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生或活動於三晉大地。
三晉中，最先實行變法的是魏國，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魏文侯是一位賢明的君主，他在位期間，尊重賢士，並任用有管理能力的人管理國家，各級官員各盡其職，使生產得到了發展。
麵對政治和經濟方麵不如意的地方，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主持變法，發展農業生產，實行以法治國。
李悝是戰國初期法家的始祖，著有《李子》32篇。在農政方麵，李悝根據魏國地少人多的情況，提出“盡地力之教”，規定必須同時播種各種糧食作物，以防某一作物發生災害造成大量減產，還教導農民努力耕作、勤於除草、抓緊搶收和在房屋周圍種植瓜果樹木，以達到富國富民的目的。
他還提出國家要在年成好時買進一些餘糧，年成不好時平價賣出，做到“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從而鞏固經濟，富國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