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後，小說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識分子一樣，經曆了長達三十年的思想改造過程；而創作，隸屬於這一過程而基本上成為被改造的產物，一些著名小說家停止了小說創作，如進入領導階層的茅盾、巴金；而沉默，如沈從文；而改變作風，如老舍。“解放區”作家一路高歌猛進，柳青的長篇《創業史》名重一時，還有趙樹理的《三裏灣》、《鍛煉鍛煉》等，；然而到了後來，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這樣的語境中產生的小說，主題基本上是“寫中心”的，因此很難具備優秀的品質，中篇的數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現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題有所開拓。其中，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有代表性的。年輕作者是嚴肅的，敏銳的，小說揭露官僚主義者的醜惡，閃耀著一個“少布”的理想主義的光芒。宗璞的《紅豆》，忠實於對校園知識分子愛情生活的描寫，無意中涉入禁區。但是，這些頗有“離經叛道”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銷聲匿跡。像路翎、丁玲這些出色的小說家，在“肅反”及“反右”的鬥爭中，先後遭到整肅，給中國文學帶來很大的傷害。
至七十年代末，一場浩劫過後，社會思想包括文學思想活躍一時，一批作家解除了荊冠，恢複了寫作的權利；另一批青年流放者從農村歸來，正式練習筆耕，小說家隊伍於是迅速壯大。這時，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讀物及文學經典，包括現代小說被介紹進來，大型文學刊物紛紛創刊，這就給中篇小說的繁榮準備了溫床。
繼“重放的鮮花”之後，一批帶有創傷記憶的作品問世，其中有《天雲山傳奇》、《犯人李桐鍾的故事》、《大牆下的紅玉蘭》、《綠化樹》、《一個冬天的童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敘述知青生活的小說不斷湧現，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數把上山下鄉運動當成一場人生劫難來描寫，像張承誌的《北方的河》、《黑駿馬》這樣作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回顧，表達對土地和人民的靈魂的皈依者為數極少。王小波屬於明顯的異類，他的《黃金時代》表現“文革”的禁錮與荒誕，想象大膽、奇特，在形式上具有很大的獨創性。至於阿城的《棋王》，體現一種道教傳統文化的逍遙心態，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說開始向現實生活掘進，一類著重於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寫技術知識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寫農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類傾力表現中國麵臨的社會變遷，包括農村的責任承包，城市的企業改製，等等。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和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可以作為代表。此間，一批描寫民俗，表現人性的作品出現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等，另外還有一些無法歸類的小說。
比起三十年前，這個時期中篇小說的數量陡增，題材變得更加豐富多樣，然而在主題的發掘方麵，多滿足於形象地複製意識形態結論，整體風格“溫柔敦厚”，缺乏作家個人判斷的獨立性和社會批判的深刻性。關於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長期以來形成的“歌頌”與“暴露”二元對立模式，對現實中的黑暗麵、矛盾與衝突的複雜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觀意識往往與現存秩序相妥協。即便如此，喧嘩一時的中篇小說，仍然顯示出為五十年代以來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說界的風氣很快便宜了被稱作“思想解放運動”時期所確立的關於人的曆史命運的悲劇主題，出現了一種形式主義的傾向。在此期間，有兩大創作現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尋根文學”，即從現實生活中尋找人類學、文化學的源頭。從表麵上看，“尋根”是現實問題的深化，實際上大多數作品都脫離了現實政治，否棄了對現實體製的實質性追詢，公式化、符碼化。王安憶的中篇《小鮑莊》，在國民性的探尋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飽滿的汁液，指著一路的文學中少有的佳作。還有一個現象是“先鋒小說”，皆在形式上做實驗，內容相對單薄，有不少西方現代主義的贗品。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個別小說活躍著新的思想元素，如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但是大體上，這些實驗小說頗類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領異標新，多少豐富了中國小說的敘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