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小說整體乏善可陳。當此艱難時世，有人倡言“新寫實主義”。“躲避崇高”，“分享艱難”。應運而生的這一類小說，可以說是正統文學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確，藝術追摹宏大；個別作家貌似解構正統，如王朔，實質上是一種“別裁”，一種補充。由於有著各種權力資源的支持，潛在勢力是雄厚的。但這時，一種相反的文學趨勢也起來了，就是所謂的“個人化敘事”。敘事的個人性，在這裏竟成了反社會的一個遁詞；正如有人標榜“女性主義寫作”，卻置換了整個源自西方用語中的自由、平等這樣帶政治學、社會學的內容，而從事個人題材的寫作，瑣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滿色情描寫。此時，又有所謂的“新生代”群體順次登場，批評家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瀾，呈崛起之勢。其實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會生活方麵的體驗，也缺乏文學訓練，浮囂有餘而堅實不足。
新世紀以來，又有人提出“底層文學的口號”。倘若能夠正視現實，關注底層，對於有著幾千年“瞞和騙”傳統的中國文學來說，應當是一種根本的轉變。但是，以我們的作家目前的素質和狀態，要高張並堅持一種現實主義的文學精神，並非輕而易舉的事。一些被稱為“大腕”的人物繼續編造冗長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難”作題材，也是隨意編織材料，違背生活邏輯；而且在主體方麵，也缺乏起碼的誠愛與同情。作品的“酷”，不僅僅在於技術上的冷處理。具有一定的底層生活經驗的作者，作品大多顯得粗糙，因此在總體上比起八十年代，中篇小說創作不見得有長足的進步。較為優秀的作品，有尤鳳偉的《小燈》和林白的《回廊之椅》，兩者對土改曆史都有顛覆性的敘述；描寫礦工生活的，有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農村題材的，有劉慶邦的《到城裏去》，胡學文的《命案高懸》，以及徐則臣寫農民工的“北漂”係列小說。另外，像薛藝溈的《通往天堂的最後一段路程》，鍾晶晶的《第三個人》，則以其哲理性和詩性，在眾多以故事性見長的小說中顯出一種罕見的雜色來。
近百年間，中篇小說從題材、主題、體式、技巧等各個方麵，不斷地有所開拓，有所發展。但是，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現象是，最早出現在現代小說上的《阿Q正傳》，至今仍然是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說來，當代小說雖然在敘述故事和刻畫人物等手段方麵，相對顯得嫻熟，但是，藝術個性並不突出。首先，表現在文學語言本身，就缺少個人筆調；在現實生活中，長期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個人性受到遏製，或許是根本的原因。同時，語言也缺少優雅的氣質，缺少精致，缺少韻味，這同長期推廣“工農兵文藝”，以文學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不無關係；擴而言之，同漢語語境遭到破壞，同整個社會語言的粗鄙化有關。在形式上，中國小說滿足於講述故事，講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說的那種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說的繁榮，從根本上說，有賴於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文學的繁榮。道路是漫長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嚐不可能說是開闊的。單就現代小說發展來說，從五四到現在也不過是一百年的曆史，具有經典性價值的作品極少，而真正堪稱優秀的作品也不會很多。在此，我們編選了這套《中篇小說金庫》，旨在集中這類具有較高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作品，以利於流播；反過來，也可以充作進一步滋養小說創作的一份泥土和養料。需要說明的是：其中有個別作品，編者並不認為屬於最優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認，它們自問世之後在文學界和讀書界中造成的影響，從文學社會學的意義上考慮，這也未嚐不可以算作是一種“含金量”，因此一並予以收入。
《金庫》分輯陸續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評家、文學史家及廣大讀者的大力推薦，以確保它作為中國現代小說的一個文本係統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