襦的領口常有變化，襦衫領型有：圓領、方領、直領和雞心領等。盛唐時期有袒領，即領口開得很低，早期隻在宮廷嬪妃、歌舞伎者間流行，後來連豪門貴婦也予以垂青。
唐代婦女下裳為裙。這是當時女子非常重視的下裳形式。製裙麵料多為絲織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別，通常以多幅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僅著抹胸，外披紗羅衫，致使上身肌膚隱隱顯露。這是我國古代女裝中最大膽的一種，足以想見當時婦女思想開放的程度。
唐代裙色多彩，可以盡如人所好，多為深紅、杏黃、絳紫、月青、青綠。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時間最長。石榴裙最大的特點，是裙束較高，上披短小襦衣，兩者寬窄長短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上衣下裙的“唐裝”，是對前代服裝的繼承、發展和完善。從整體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長曳地，使體態顯得苗條和修長。
由於溝通西域，外族服裝文化對唐宮產生的影響還反映在思想觀念上的變化。當時影響中原的外來服裝，絕大多數都是馬上民族的服裝。那些粗獷的身架、英武的男性裝束，以及矯健的馬匹，對唐代女性著裝意識產生一種滲透式的影響，同時創造出一種適合女著男裝的氛圍。
唐代女子跳出圍牆和男人並肩外出，到大自然中去觀賞風景、騎馬遊春，於是就有許多女扮男裝的場麵。經常能見到頭戴紗冪，身著男裝袍褲的俊俏女子與男人同行，並一時形成風尚。不論是出行圖景還是打馬球的場麵，新式著裝已經成為當時的創舉，這充分說明唐代女性在思想觀念上的變化。
唐代這種男裝化的女性服裝，史料中留下了不少記載。唐中宗李顯的長子李重潤墓門石刻，至今還保留著兩個戴烏紗襆頭，上著小袖寬領衣，下著波斯條紋錦鑲邊長褲，足著軟底鏤空錦鞋的女扮男裝形象。
唐代還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令唐代婦女耳目一新，以至於胡服熱狂風般席卷中原諸城，其中尤以長安及洛陽等地為盛，其飾品也最具異邦色彩。
盛唐以後，胡服的影響逐漸減弱，女服的樣式日趨寬大。到了中晚唐時期，這種特點更加明顯，一般婦女服裝，袖寬往往四尺以上。
唐代女裝除了襦裙服、女著男裝和著胡服外，在婦女中間，還出現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東壁壁畫上，有一個梳高髻、露胸、肩披紅帛，上著黃色窄袖短衫、下著綠色曳地長裙、腰垂紅色腰帶的唐代婦女形象，就是這種形象的代表。
唐代女子半露胸，並不是什麼人都可以效仿的，隻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開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取悅於人，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許半裸胸的。這種半露胸的裙裝有點類似於現代西方的夜禮服，隻是不準露出肩膀和後背。
唐代女服的裙子顏色絢麗，紅、紫、黃、綠爭奇鬥豔，尤以紅裙為佼佼者。街上流行紅裙子，不是現代人的專利，早在盛唐時期，就已經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豐富多彩，風格獨特，奇異多姿的“唐裝”充實了我國古代服裝文化，使之成為我國服裝史上的一朵奇葩，世人矚目。比如日本和服從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裝的精華，朝鮮服也從形式上承繼了“唐裝”的長處。
[旁注]
《武德律》 為唐高祖李淵在武德年間的624年製定和頒布的一部法律，其中包括服裝的律令。是唐朝立法的開端。它以隋代《開皇律》為基礎，增加“五十三條新格”內容製成，其篇目“一準隋開皇之律”，也分為12篇，對《開皇律》的流刑和居作的刑製作了一些修改。
唐三彩 是一種盛行於唐代的陶器，以黃、褐、綠為基本釉色，後來人們習慣地把這類陶器稱為“唐三彩”。唐三彩的誕生已有一千三四百年的曆史了，它吸取了我國國畫、雕塑等工藝美術的特點，采用堆貼、刻畫等形式的裝飾圖案，線條粗獷有力。
《唐六典》 全稱《大唐六典》，是唐代一部行政性質的法典。是我國現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張說、張九齡等人編纂，成書於738年，所載官製源流自唐初至開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禮，原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後世設六部即本於此。
馬球 騎在馬背上用長柄球槌拍擊木球的運動，所以又稱“打毬”、“擊毬”、“擊鞠”等。蒙古族民間馬上遊戲和運動項目，流行於內蒙古等地。相傳騎馬擊鞠的運動是唐代時從西藏傳入的，也有說是唐初由波斯即今伊朗傳入，稱“波羅球”,後傳入蒙古，相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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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酷愛胡舞胡樂，楊貴妃、安祿山均為胡舞能手，唐代詩人白居易在《長恨歌》中說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種。另有渾脫舞，枯枝舞，胡旋舞等，這些胡舞胡樂，對漢族音樂、舞蹈、服裝等藝術門類都有較大的影響。而唐代女子著胡服就是典型的例子。
關於唐代女子著胡服的形象或見於石刻線畫等古跡。較典型者，即為上戴渾脫帽，身著窄袖緊身翻領長袍，下著長褲，足登高腰靴。唐女著胡服，成為了那個時代的一大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