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錦紋由雪花的自然形態加工成多麵放射對稱的裝飾形態，寓“瑞雪兆豐年”的吉祥含義。
鳥銜花草紋多為鸞鳳、孔雀、大雁、鸚鵡等禽鳥嘴中含著吉祥的瑞草、瓔珞、同心百結、花枝等，有的作飛翔式，有的作棲立式。
幾何紋有龜甲、雙距、方棋、雙勝、盤絛、如意等形式。隋唐時期紋樣造型豐腴、主紋突出，常用對稱構圖，色彩鮮麗明快。至五代時期，這一紋樣漸趨寫實細膩，如當時成都蜀錦有長安竹、天下樂、雕團、宜男、寶界地、方勝、獅團、象眼、八搭韻、鐵梗襄荷等，這些花式名稱，宋代繼續流行，並對明清時期織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外還有散點式小簇花、小朵花，此紋樣是取花葉的自然形做成對稱形小簇花，作散點排立，流行於盛唐；穿枝花也稱唐草紋，以波狀線結構為基礎，將花、花苞、枝葉、藤蔓組合成富麗纏綿的裝飾紋樣，流行於唐、宋、明、清。
在上述這些流行的紋樣圖案中，波斯薩珊王朝時期的那種以聯珠綴成的圓圈作為主紋的邊緣，圓圈內常填以對馬紋、對鳥紋、對鴨紋，也有填以波斯式的豬頭紋和立鳥紋的紋樣圖案，被稱作聯珠紋。
聯珠紋是3世紀興起的薩珊波斯王朝流行一種裝飾性程式化傾向的紋章藝術，隋時傳入我國，唐代很是盛行。《北史·何稠傳》上說，隋初波斯來獻波斯錦即聯珠紋緯錦，隋文帝命工藝家何稠仿製，何稠仿製的比波斯的還好。到了唐代成為唐錦中最具特色的紋飾，數量也最多，它比同時期其他紋錦類織物的總和還要多，大量外銷，名噪一時。
聯珠紋常常是與團窠紋相結合使用，團窠紋就是現在所稱的團花。這是唐代絲織中的一種新產品。這種以圓形為單位元素的裝飾圖案，也是從波斯圖案為基礎發展而來的，包括人形，動物和形式化葉飾之作的圓形元素。常見於供王室所用的絲織品中。
聯珠團窠紋這類紋樣多采用對稱處理的方法，圓圈內的紋樣形式，有我國自己的傳統圖案，也有受外來影響的圖形，在圓圈中可以描繪裝飾性的花朵，也可以填充珍禽瑞獸或人物紋樣。但以聯珠紋做邊飾，這是這種紋樣的主要特征。
團窠聯珠紋樣成為唐絲綢紋樣的主流。它表現在絲綢上有華貴，飽滿的形式感。現出土可見的此類紋樣有聯珠“貴”字紋錦，聯珠熊頭紋錦，聯珠鹿紋錦，聯珠騎士狩獵錦等等。
根據對波斯紋樣的吸收與發展，唐人又創造出了帶有波斯風格的新樣式。此種紋樣稱為“陵陽公樣”。據唐代繪畫理論家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卷10記載，唐太宗時，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竇師倫組織設計了許多錦、綾新花樣，如著名的雉、鬥羊、翔鳳、遊麟等，這些章彩奇麗的紋樣不但在國內流行，也很受國外歡迎。因為竇師倫被封為“陵陽公”，故這些紋樣被稱為“陵陽公樣”。
“陵陽公樣”圖案是在西方紋樣的基礎上保持了我國紋樣四方連續等傳統形式，用環式花卉或卷草代替聯珠紋，以我國傳統動物主題代替西方神話造型。它突破了六朝來傳統的裝飾風格，又吸收了外來營養，富有獨創性。以團窠為主體，圍以聯珠紋，團窠中央飾以各種動植物紋樣，顯得新穎、秀麗。這一圖案很好地展現了華夏土地的文化和藝術魅力，在我國整整延續了數百年之久。
[旁注]
媒染劑 通過某種媒介物上染於織物而達到染色目的的所用的物質。可分為天然媒染劑和合成媒染劑，前者是在減壓條件下，蒸發濃縮含水的芭蕉植物花瓣的精練物至於製成；後者主要有硫酸鋁銨鉀明礬、鐵明礬等。我國古代常用的媒染劑有茜草染紅和礦物染黑等。
敦煌石窟 又名莫高窟俗稱千佛洞，被譽為20世紀最有價值的文化發現、“東方盧浮宮”，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現存已編號洞窟492個，存有北涼至元代的壁畫4.5萬多平方米。壁畫內容有佛像、佛經故事、古代神話，供養人、裝飾圖案。金碧輝煌，絢麗奪目。
唐錦 唐代絲織品。因唐錦變經絲顯花為緯絲顯花，故又稱其為緯錦。其做法為用多種色緯分段換梭法織錦，也有用打緯器將緯絲打緊、打密，使所織的錦花紋突出，紋錦豐富多變，色彩絢麗典雅。唐錦紋飾主要有聯珠團窠紋、寶相花紋、瑞金錦、對稱紋、散花紋、幾何紋以及穿枝花、寫生型團花等。
行台 魏晉至金代尚書台或尚書省臨時在外設置的分支機構。“台”指在中央的尚書省，出征時於其駐在之地設立臨時性機構稱為行台，又稱行尚書台或行台省。有行中書省即行省，行樞密院即行院，行禦史台即行台，分別執掌行政，軍事及監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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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師綸是唐代絲織工藝家和畫家，曾研究過輿服製度，精通織物圖案設計，被唐政府派往盛產絲綢的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他在繼承優秀傳統圖案的基礎上，吸收中亞、西亞等地的題材和表現技法，洋為中用，創造出寓意祥瑞，章彩奇麗的各式新穎綾錦，在當時極為流行，被譽為“陵陽公樣”。
“陵陽公樣”樣式多采用成雙對稱法，布局合理，造型美觀，影響範圍甚廣。如唐永徽四年的對馬紋錦，和對獅、對羊、對鹿、對鳳等紋樣，都是其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