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峰造極——藥膳普及1
元朝非常重視醫藥理論，提倡蒙、漢醫的進一步結合和吸收外域醫學的成果，由飲膳太醫忽思慧所編著的《飲膳正要》為我國最早的營養學專著，收載食物203種，除了談到對疾病的治療，首次從營養學的觀點出發，強調了正常人應加強飲食、營養的攝取，用以預防疾病，並詳細記載了飲食衛生、服用藥食的禁忌及食物中毒的表現，頗有見解。
明清時期是中醫食療藥膳學進入更加完善的階段，幾乎所有關於本草的著作都注意到了本草與食療學的關係，對於藥膳的烹調和製作也達到了極高的水平，且大多符合營養學的要求。
忽思慧著書詳解飲食養生
元朝建立以後，蒙古人的飲食養生大致可以用“重管理、講衛生、多飲宴、愛喝酒、喜飲茶”來概括。
元朝將中央政府南移到大都即北京後，就將前代主要掌管朝會、祭祀、宴享、禦膳的宣徽院改造成了一個主要負責宮廷、王室、怯薛以及蒙古故土王公貴族等飲食起居的專門機構。
同時，在宣徽院內設立了一個專門負責糧食存儲、食品供應，“掌起運米曲諸事，領尚飲、尚醞局，沿路酒坊，各路布種事”的光祿寺。光祿寺的主管光祿寺卿，級別為正三品。光祿寺所屬的尚飲局、尚醞局在上都亦設有同等級別的辦事機構。
怯薛原是元朝皇家衛隊，具有護衛大汗、宮廷服役、行政差遣等多重職能，皆為世襲。入元以後，逐漸發展成為專門的內府結構，如供禦衣物的“速古兒赤”組成了侍正府，廚師“寶兒赤”則當了尚膳監的負責人。
因此，元朝皇帝日常飲食和宮廷宴會的管理，常常由怯薛和宣徽院所屬的專門機構分別或共同管理。為了保證皇帝的飲食安全和食品衛生，不僅在大都和上都的皇城內，都設置了專門的禦膳房、禦膳亭，而且為寶兒赤專門準備了生活起居的專用房間“庖人之室”。
除管理機構建設外，元朝宮廷對飲食衛生製度建設也十分重視。據馬可·波羅記載，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時，元朝宮廷就已經規定，給皇帝傳送食品的人，必須用麵紗或綢巾遮住自己的嘴巴和鼻子，以免呼出的濁氣影響食物的清潔衛生。
尚食局在為元廷皇室加工特製的麵粉的時候，專門發明了一種無塵磨麵的科學磨麵裝置，“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驢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侵”。據說這種將磨的麵與人畜分開的無塵磨麵裝置的發明者，是元代一個叫性瞿的能工巧匠。
元代忽思慧的成就在我國食療史與醫藥發展史上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他編撰的《飲膳正要》具有較高的學術與史料價值。
忽思慧長期擔任宮廷飲膳太醫，負責宮廷中的飲食調理、養生療病諸事，加之他重視食療與食補的研定與實踐，因此得以有條件將元文宗以前曆朝宮廷的食療經驗加以及時總結整理，他還繼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與名醫經驗中的食療學成就，並注意汲取當時民間日常生活中的食療經驗。正是在這神情況下，他編撰成了營養學名著《飲膳正要》一書。
首先是進食要合時宜。忽思慧認為，人的飲食養生，與其他養生保健活動一樣，也要與一年四季時光的流轉、氣候的變化規律相適應。他在《飲膳正要》“卷二·四時所宜”中說：
春氣溫，宜食麥，以涼之，不可一於溫也，禁溫飲食；夏氣熱，宜食菽，以寒之，不可一於熱也，禁溫飲食，飽食；秋氣燥，宜食麻，以潤其燥，禁寒飲食；冬氣寒，宜食黍，以熱性治其寒，禁熱飲食。
從上述記載中不難發現，忽思慧有自己獨特的見解，那就是絕不能無可變通地一味強調“春夏養陽，秋冬養陰”。因此，才有春天“禁溫飲食”，冬天“禁熱飲食”這樣似乎是互相矛盾的說法。
同時，忽思慧等蒙古宮廷醫生認為，與不同的食物有酸、甘、苦、辣、辛、鹹、澀等不同的味道一樣，不同的食物也具有不同的營養價值和養生作用。
忽思慧在《飲膳正要》“卷二·五味偏走”中明確指出：“酸澀以收，多食則膀胱不利，為癃閉。苦燥以堅，多食則三焦閉塞，為嘔吐。辛味熏蒸，多食則上走於肺，榮衛不時而心洞。鹹味湧泄，多食則外注於脈，胃竭，咽燥而病渴。甘味弱劣，多食則胃柔緩而蟲過，故中滿而心悶。”
因此，忽思慧主張無論哪一種食物，都不得攝入過量，更不能偏嗜偏食。因為“多食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則肉胝肋而唇揭。多食鹹，骨氣勞短，肥氣折，則脈凝泣而變色。多食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平，則骨痛而發落。多食苦，則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則筋急而爪枯。”
所以忽思慧指出，唯有兼收並蓄，平衡攝入“五穀為食，五果為助，五肉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和而食之”，才能“補精益氣”，有助身體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