瀟灑放縱上的海上畫派
上海原本是我國長江下遊、黃浦江西岸的一座集鎮，至元代，始建上海縣，隸屬鬆江府。由於其地位於長江海口，有利於中外交流，故能發展成為我國的一大港口。在這地區出現的著名畫家，如元代有任仁發、曹知白、方從義等，明代有董其昌、陳繼儒、莫是龍、孫克弘、趙左、沈士充等，均光耀畫史。
至乾隆、嘉慶年間，上海也發展成為商賈雲集的東南都會。由於這裏經濟繁榮、商業興盛、人文薈萃，吸引了眾多的書畫家先後遷居於此或常往來於此，藉這裏流通、興旺的市場以謀生計。
據《海上墨林》所記，清代旅滬書畫篆刻家就有669人，其中畫家300餘人，大部分為上海對外開放以後僑居上海及常出入於上海者。上海就如同一個巨大的磁場，吸引著全國各地尤其是江浙一帶的書畫家。
清代張鳴珂說：“道光、鹹豐間，吾鄉尚有書畫家橐筆來遊，與諸老蒼攬環結佩，照耀一時。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為生者亦皆於於而來，僑居賣畫。”各地畫家雲集滬上，逐漸形成了“海上畫派”。
海上畫派以活躍於上海的“海上三熊”和王禮、胡公壽、趙之謙等人為開派名家。
“海上三熊”中，朱熊為張熊所推服，然其作品現已希見。張熊工山水，尤擅花卉，並善作大幅巨製。吳昌碩讚其“丹青暮年轉奇特，彝鼎閑日供摩挲。”其晚年畫作凝重拙樸，出自其金石書法功夫。
任熊尤以人物畫擅名，效明末陳老蓮筆調，兼采清末費丹旭畫法，加以發展變化。其花鳥、山水亦有陳氏影響，花鳥工於院體並兼工帶寫，山水多作青綠、金碧，甚呈其能，對任薰、任頤影響很大。
王禮擅花鳥，兼工山水，遠取宋院體，近法惲壽平，並善作大畫。其作雖能古厚，但以清麗爽暢一路更顯其才華。如《花下雙雞圖》，雙雞用白粉，巨石用宿墨，絕妙入神。其以書法用筆與氣勢作潑彩花鳥，成功地開拓了一個新境界。其後，朱偁、任頤、虛穀、吳昌碩等皆有潑彩寫意花鳥之作，王禮實開風氣之先。
胡公壽的畫，以花草樹石為主，山水次之。所作《花果樹石圖》冊頁，全麵展示出他在多種題材上的表現能力。自題仿宋李成、白玉蟾，清鄭燮、張問陶等，皆不拘成法，自出新意。
胡公壽的山水畫如《白雲鎖山圖》，以淡墨大塊麵地暈染，水墨滲融，變化微妙，而又處處見筆，決非塗抹所能致。吳昌碩讚其“潑墨黑雲倒吹海，悲秋黃葉齊打門。一鶴梳翎有何寄，眾佛低首誰敢尊。”(廿六)道出了其畫之風格情調及其在當時的聲望與影響。
趙之謙書、畫、篆刻皆為一時之冠。其畫以花草樹石見長，並工山水，融書法筆意與金石刻鑄意趣於筆墨之中，特具內蘊，故能迥異時流。所作粗獷中見精到，細密時能寬鬆，其重彩大寫意花卉設色濃豔而用筆古厚，並將金石氣與文人氣在磅礴的氣勢中統一起來，為大寫意花卉畫開拓了新境界。
與上舉數人同時的名家還有周閑，與任熊友善，畫風相近，劉德六為禹之鼎弟子，善畫翎毛、草蟲、蔬果。畫僧真然山水、花鳥、禽獸兼工，在當時及對後世畫家有一定的影響。
晚清的海上畫派，其藝術精神、審美觀念與清代中期的揚州畫派有著一些基本的共同點，在筆墨及構圖、設色諸形式因素上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傳承性。他們以作書、作畫謀生為主旨，但又不甘心純為買主牽著走。其個性氣質及其對藝術本質的領悟，又要求他們表現自我。
於是，他們的藝術創作在兩者之間謀求統一，將自我追求與審美趣味結合起來，融為一體，從而使其作品既在一定程度上迎合買主的趣好，同時又以自我藝術情懷影響著欣賞者，謀求“為他”與“為我”的有機結合。他們的藝術實踐成果，反映了商品社會藝術創作的既得功利意識與個性審美觀念必然合一的趨勢。
“揚州八怪”的繪畫表現個性與兼顧買主口味，常常是以個性為第一位的。懷才不遇、官運不順導致他們既賣畫，也借畫來發牢騷，以泄憤憤不平之氣。
而海派畫風則因上海市場之盛而興，畫家們迎合買主口味往往是積極主動的，他們的革新創造是緣市場需求促成，而個性追求的加強，往往是在出了大名之後。
如任伯年的早、中期作品，精心、周到而甜美，表現為雅俗共賞的風格，作畫多，購畫者也多，至晚期積蓄甚巨後賣畫便不肯輕易出手了。此時其畫風常表現為潑辣、恣肆、逸筆草草，如所作的《放牛圖》、《騎驢圖》及《楊柳八哥圖》、《蒼鬆鷓鴣圖》等，可見其自我意識居上而隨心所欲的新境界。
此時的所謂“文人畫”，其藝術取向和題材內容的世俗化，與職業畫家的文人化，這兩種創作傾向的合流，形成了海上畫派與揚州畫派明顯不同的新的時代藝術特征。
從繪畫的表現技巧及審美情趣上來看，此時的文人畫對金石氣的追求達到了新的高度。追求金石氣的畫家，是一些在書法上崇尚碑學、用心於金石考據甚至兼擅篆刻的畫家。
這在“揚州八怪”的金農、鄭燮、高鳳翰等人的繪畫中已有一定的表現，而在海派畫家趙之謙、虛穀、吳昌碩、王震、陳師曾等人的作品中成為更自覺的追求，吳昌碩的成就尤為高峰之巔。
海派畫家來自四麵八方，繪畫基礎、師承淵源各有路數，但多曾取法明末與清代前輩畫家如陳洪綬、八大山人、石濤和“四王吳惲”、“揚州八怪”，可貴在有承皆善變，不甘心重複前人麵目。此外，在寫真藝術中又可見民間畫法與院體畫法的交合影響。
在有所承傳的基礎上，他們重視寫生，並致力於西洋畫法的融合。通過寫生直接描寫大自然與社會生活，由此提煉、升華，創造出新的繪畫藝術及其意境，從而使其藝術具有鮮活生動的時代氣息，並開拓出新的題材、新的表現形式與技巧。
花鳥畫清代以來持續興盛，至海派畫家筆下更出新格。人物畫亦有新的發展，尤其寫真藝術可謂清代以來成就最高，說明這兩個畫種甚合市民階層的審美趣味和藝術市場的需求。
在海派畫家的筆下，花鳥畫所描繪的花草樹木與鳥禽魚蟲豐富多彩，他們追求大自然的蓬勃生機，同時傾注了自己熱愛自然、熱愛生活的真摯情感，寄寓著對生活的美好願望，反映了藝術家與欣賞者的共同理想。
寫真則直接描寫時人，任熊、任頤、虛穀的傑作不僅奪形，而且得神，在寫生能力與技巧上對前人曾鯨、禹之鼎、羅聘等人的寫真藝術可謂一大發展。
他們的人物畫或描寫現實生活，或取材曆史故事、民間傳說，以及福、祿、壽、禧、鍾馗、道釋之類，世俗之至，但藝術表現上卻能亦俗亦雅，內涵文人學養，決不可與民間畫工之作同日而語。
相比之下，山水畫不夠景氣。在海派畫家中雖然有少數人兼涉山水畫，並且能突破前人，創造新境，但未能形成一股潮流，未能給時代以強烈的震撼。這時的守舊派畫家如顧沄、楊伯潤、吳穀祥、林紓等人不用說，即便海派畫家們作山水，大多也未能盡脫四王末流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