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雞 善打善鬥而著稱的珍禽，又名打雞、咬雞、軍雞。兩雄相遇或為爭食，或為奪偶相互打鬥時，可置生死於度外，戰鬥到最後一口氣。後演變成一種娛樂遊戲。我國是世界上馴養鬥雞的古老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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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岱喜歡山水，癖於園林。這正是晚明文人名士標榜清高，避世脫俗的一種方式。無論山水，還是園林，張岱都崇尚清幽、淡遠、自然、真樸。
這種審美意趣和追求，反映在他的小品中。他認為“西湖真江南錦繡之地。入其中者，目厭綺麗，耳厭笙歌。欲尋深溪、盤穀，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當以西溪為最。”
他認為古跡的一亭一榭，一丘一壑，布置命名，既要體現主人的儒雅學問，又要體現他的藝術個性和意趣情韻。這種見解和態度正是張岱的山水小品所追求的美學品位，也是他品詩論文的標準。
繼承並發展的清代散文
曆史進入清代，受到幾千年文化熏陶的清代文人，一方麵很好地繼承了前朝的文化傳統，一方麵又將自己的創新融入進去，似乎又創造出新的繁榮。
清初散文大致可分為“文人之文”和“學者之文”兩大類，文人之文以侯方域、魏禧、汪婉為代表，當時的人稱他們為“清初三大家”，其中侯方域被推為第一。
三人繼承了唐宋散文的文風傳統，尤以韓愈、歐陽修古文為宗，各以不同的藝術方法抒發自己的思想情感，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
侯方域少年即有才名，才思敏捷，才氣逼人，擅長作詩，尤其擅長古文，著作有《壯悔堂文集》10卷，《四憶堂詩集》6卷。侯方域的散文以傳記成就最高，影響較大。
侯方域的傳記類文章常取用小說的表現手法，喜用小故事和典型細節傳神寫照，形成一種清新奇峭的風格。著名的人物傳記是《李姬傳》、《馬伶傳》等。
這些作品塑造的形象婉轉動人，語言暢達雅麗，敘事簡要，另外，侯方域的論文、書信的成就也較大，或義正詞嚴、酣暢飽滿，或纏綿悱惻、聲情並茂。
學者之文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黃宗羲是經學家、史學家，他注意繼承傳統，卻又反對模仿，他主張寫文章以抒發性情為主。他的散文剖析犀利，說理透徹，語言質樸，其成就主要體現在記敘文上。
顧炎武注重經學研究，反對空談。他非常重視民族氣節，是個有著強烈愛國心的人，寫了很多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他的散文代表作有政論《郡縣論》、《生員論》；亭台記有《複庵記》以及雜論《誇毗》等，文章語言樸實，含蘊深厚，具有強烈的現實性。
王夫之是明末的舉人，喜歡讀書寫作，精於經學、史學、文學、天文、曆法、數學、地理等。他的散文創作主要長於史論與哲學論文，著名的有《讀通鑒論》、《宋論》、《知性論》等。
這些文章精思獨到，在思想上閃耀著戰鬥的光輝，風格縱橫捭闔、博辯宏肆、文筆雄健。此外，記序雜文《船山記》、《自題墓誌銘》等也十分有特色，具有較高的藝術性。
清中期，桐城派占據了散文的霸主地位。桐城派人數最多，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由於先後有三位領導人物都是安徽桐城人，因此稱之為桐城派。代表人物為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後三者被稱為“桐城三祖”。
戴名世可以說是桐城派的先驅，曾隱居桐城南山，人稱南山先生。之所以說他為桐城派的先驅，是因為他的散文創作道理正是稍後的桐城派所遵循的路線。他關於散文寫作的見解包括了桐城派觀點的萌芽。
戴名世寫有人物傳記、雜文小品、山水遊記等，文筆自然揮灑，以自然平淡見長。他的雜文抒憤寫意、酣暢淋漓、尖銳潑辣；敘事文，字裏行間充滿濃摯的情感；山水遊記，空靈超妙，給人超脫之感。
“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槐、姚鼐文風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他們都注重章法的嚴謹、用語的雅潔，敘事寫人善於抓住典型細節渲染、摹畫以傳其神，偏於追求陰柔之美，但他們的不同之處也很明顯。
方苞的散文理論主要是提倡“義法”，義就是內容，法就是形式。對於內容，方苞要求醇正，對於形式，他講究布局、章法、選辭、造句，提倡古樸簡約，要求語言雅潔，反對俚語和儷語。代表作有《左忠毅公逸事》、《獄中雜記》等。
劉大櫆的散文比方苞活潑，講究辭藻，風格雄奇，且富有感情，但蘊含的義理不如方苞的文章，內涵不深，底蘊不足，題材也不夠豐富。
姚鼐是桐城三祖中成就最顯著的，是桐城派的領袖、核心人物。1763年，姚鼐考中進士，曆任山東、湖南副考官、刑部侍郎、《四庫全書》編修官等。他廣收門徒，影響更為長遠。
姚鼐的散文創作風格偏向陰柔，以韻味取勝，於簡潔嚴謹中力求悠閑舒緩，平淡自然。他擅長序、記、碑、傳及書一類的寫作，形象性較強，比方苞和劉大櫆的文章更有文采。《登泰山記》、《遊眉筆泉記》、《李斯論》等都很有特色。其文法考究，語言雅潔，敘事寫人，富有神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