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中的少數詩篇來源於民間，他們或寫饑寒之苦，或寫征夫之勞，敘事生動，描寫細膩。《采薇》是一首寫戍邊兵士的詩。詩的末章寫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詩句，融情於景，以樂景寫哀，哀景寫樂，倍增其哀樂，寫出了戍卒久役將歸的又悲又喜的真實情感。
《大雅》中有5篇史詩極富價值，它們是：《生民》、《公劉》、《綿》、《皇矣》和《大明》。這些祭祀詩所涉及的曆史，跨越了整個周族從產生到壯大再到立國的一個漫長時期，詩歌中有些人物和事件的發生遠在有史記載之前，因此在寫定這些長期流傳的部族故事中，帶有早期神話傳說中所特有的想象成分和傳奇色彩。
《頌》包括《周頌》、《商頌》、《魯頌》三部分。周代初期，人們心中的神靈觀念根深蒂固，祭祀是人們表示對神靈崇拜的重要方式，是人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祭祀禮樂由此也變得十分重要。
祭祀歌曲別人們集中收入在《詩經》“頌”中的《周頌》裏。這些宗廟祭祀詩主要是歌頌祖先的文治武功，讚美他們的美德善行。
《詩經》不但思想深廣博大，而且藝術成就卓越非凡，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詩經》藝術風格樸實自然，《詩經》主要產生於兩三千年前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北方人民由於自然條件較差，生活勤勞，養成了樸實渾厚的性格，他們的歌唱也就自然表現出重現實、重實際、重真情的思想特征。
《詩經》十分富於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詩經》中超過2／3的作品是以當時的現實生活為寫作素材的，它們真實地反映了當時500多年間的社會生活狀況，細膩地描繪了當時普通民眾的思想活動和感情世界。
《詩經》采用了多樣的藝術手法。《詩經》以古樸的四言詩為主，但並不拘泥於這種句式，而是富有變化，許多詩句常常衝破四言的定格，而雜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八言等。
《詩經》采用最多的藝術手法是賦、比、興。《風》和《小雅》多用“比”、“興”手法，《大雅》和《頌》用得較多的是賦。《采薇》就是用“賦”的手法寫成的。《氓》一詩中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
除了采用賦、比、興藝術手法外，《詩經》還適當地運用誇張、對偶、排比、層遞、擬聲等多種修辭格，使作品搖曳生姿，文采斐然。
《詩經》句式整齊，聲調和諧，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結構常采用疊章的形式，各章詞句基本相同，每章更換一兩個字以表示事物發展的順序和過程。這種分章疊詠、詞句複遝的表現手法，能形成一種一唱三歎的藝術效果。
《詩經》的作者善於選用陳述、感歎、問答、對話、肯定、否定等多種句式，借助句式的多樣變化，以恰當而完美的形式表情達意，無形中擴大了句的容量，增強了詩歌語言的表達效果。
《詩經》奠定了詩歌的優良傳統，成為我國傳統文學和藝術藏量豐富的寶庫，對後世的文學和藝術創作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啟發和誘導了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創作。
[旁注]
《論語》 記錄儒家創始人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書籍，相傳是孔子及其合作完成的。書中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論語》與《大學》、《中庸》、《孟子》、《詩》、《書》、《禮》、《易》、《春秋》並稱“四書五經”。
民歌 各個民族的傳統歌曲。每個民族的先民都有他們自古代已有的歌曲。民歌的特點是表達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意誌、要求和願望，具有強烈的現實性，是各民族文藝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宗廟 古代帝王、諸侯或大夫、士為維護宗法製而設立的祭祀祖宗的處所。天子、諸侯設立的宗廟一般設於門中左側，大夫設的宗廟一般的位置是廟在左而寢室在右。庶民則是寢室中灶膛旁設祖宗神位。
樂官 先秦時期的樂官是朝廷職官之一，在音樂教育、儀式歌樂、器樂演奏、音理論等重大活動中承擔著重要的職能。漢代以後，樂官是皇帝和官府的音樂機構，職責和先秦時期一樣。
史詩 敘述英雄傳說、歌頌英雄功績或重大曆史事件的敘事長詩，屬於一種莊嚴的文學體裁。史詩涉及的主題主要包括英雄傳說、曆史事件、民族、宗教等。史詩是人類最早的精神產品，對我們了解早期人類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四言詩 古代詩體的一種，指都是或基本是四字句寫成的詩歌。四言體盛行於西周時期。那個時候，無論是社會上層還是下層，是娛樂場合還是祭祀場合，四言詩是最流行的詩體。
賦、比、興 古代詩歌的基本手法，賦就是直接敘事，或抒情，或描寫。比，就是比喻，一般說，用來做比的喻體事物總比被比得本體事物更加生動具體、鮮明淺近而為人們所知，便於人們聯想和想象。“興”是指借用別的事物來作為詩的開頭，以引出所要歌詠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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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的作者的成分很複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製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
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最流行的說法有兩種，一種說法是周王朝派采詩人到民間收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另一種說法是：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收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收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