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詩人借石灰自比，表達了自己不畏艱險、勇於犧牲的高尚情操和不凡的抱負。
茶陵詩派是繼台閣體之後明代前期的又一個詩歌流派。針對台閣體的膚廓空泛，茶陵派以詩學漢唐相標榜，這種複古主張及其創作實踐，產生了一定影響。因代表詩人李東陽是湖南茶陵人而得名。它形成並活躍於弘治至正德年間的詩壇。李東陽的成就最大。
李東陽的詩論著眼於形式，強調詩歌的體製、音節、聲調、格律，忽視內容。因此，他寫的大都是抒發封建士大夫情懷的應酬題贈詩作，缺乏現實內容，形式典雅工麗，詩歌視野比“三楊”開闊，但未能完全擺脫台閣體的弊端。
[旁注]
《四庫全書總目錄提要》 編纂《四書全書》時，將“著錄書、“存目書”逐一撰寫提要，於1781年彙編成此書。共200卷。是內容豐富、較係統的研究古典文獻的重要工具書、解題式書目的代表作。
金陵 即南京。南京曆史悠久，有著6000多年文明史、近2600年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是我國四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都”、“十朝都會”之稱，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
翰林院 翰林院從唐代開始設立，初時為供職具有藝能人士的機構，自唐玄宗後，翰林分為兩種，一種是翰林學士，供職於翰林學士院；一種是翰林供奉，供職於翰林院。翰林學士擔當起草詔書的職責，翰林供奉則沒有什麼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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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適的一些詩給他引來了麻煩。他寫得詩多次有意無意地觸動和冒犯了明太祖朱元璋。高啟曾寫過一首《題宮女圖》的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這本是一首針對元順帝宮闈隱私的閑散之作，與明代廷毫不相幹，可朱元璋偏偏要對號入座，認為高啟是在借古諷今挖苦自己，所以記恨在心。
高啟在《青丘子歌》寫有“不聞龍虎苦戰鬥”的詩句，這又遭到了朱元璋的強烈厭惡。因為高啟寫這首詩之時，正是朱元璋率軍與強敵在“苦戰、苦鬥”之際，在朱元璋看來，你高啟作為詩人不來呐喊助威倒也罷了，竟然表示不聞不問。另外，高啟在詩中還有“不肯折腰為五鬥米”的句子，表示對做官毫無興趣，這也正是朱元璋所忌恨的。據說，高適的死就和這些不合皇帝的詩作有關。
複古徘徊的明代後期詩歌
明中後期，文壇上出現了許多文學小集團或文學流派，著名的有前七子、後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他們或同時並起，或先後相承，各自利用一定的文學傳統，提出一定的文學主張，表現一定的創作傾向，互相排斥，此起彼伏。
明代中期詩歌以弘治、正德年間的“前七子”和嘉靖中期的“後七子”為主要代表。前七子對當前文壇理學氣和太平氣彌漫的現象甚為不滿，認為這是造成詩歌情感匱乏和虛假的主要原因，因此主張詩歌超越宋人的說理，回到盛唐以情感為主的傳統中去。
前七子複古運動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包括邊貢、徐禎卿、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7人。前七子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這對掃除台閣體千篇一律、呆板單調的文風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前七子還把目光投向民間，認為“真詩乃在民間”。但是，他們把秦漢時期古文當範本，刻意模仿，從而滋長了文壇模擬剽竊的風氣，或以形式上的古奧艱深來掩蓋內容的貧乏淺薄，
雖然前七子的創作以擬古為主，內容相對貧乏淺薄，但是他們還是在兩個方麵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一是前七子由於自身的政治遭遇和幹預時政的勇氣，這使得他們的詩歌某方麵具有現實意義，如李夢陽的《石將軍戰場歌》、《自從行》；何景明的《玄明宮行》、《點兵行》等。
二是由於前七子的主情論調，在推崇盛唐詩歌的同時，也對情真意切的市井民歌非常重視，客觀上推進了市井民歌的發展。
明代嘉靖、萬曆年間，在文學上又出現了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包括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7人。
後七子的文學思想與前七子的文學思想一脈相承，他們進一步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從而將將擬古之風又一次推向高潮。
後七子中，以王世貞聲望最高，創作最多，影響也最大，其詩歌題材豐富，風格也較為多樣化，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複古的樊籬。
與前七子同時的江南一批畫家兼詩人，以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茅坤等為首的唐宋派出現在文壇，他們最早起來反對擬古文學運動，繼承南宋以來推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等唐宋時期古文名家的傳統，提出“文從字順”的主張來矯正前後七子的創作弊病。由於他們崇尚唐宋古文，因此稱為“唐宋派”。
唐宋派在當時看到了擬古派給文學帶來了危機，竭力反對文學複古，就這一點來說是進步的。歸有光，字熙甫，江蘇昆山人。他是唐宋派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作家。
詩歌並非歸有光所長，文集40卷中，存詩僅一卷，多寫人民生活的慘狀、官吏的貪婪怯懦、倭寇的肆虐橫行，如《鄆州行寄友人》、《海上紀事十四首》等。
明後期詩歌，在萬曆年間有了較大變化，那個時候複古運動已經漸漸消退，李贄，竭力反對前後七子的文學複古主張，提出了“童心說”。李贄認為，所謂童心，也就是赤子之心和真情實感，是一種未被道學禮教所蒙蔽的內在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