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斐然——明清詩歌2
清初遺民詩和中期詩理論
清代初期，由明代入清代的很多知識分子割不斷故國之情，忠實地恪守著民族氣節，他們的詩哀故國、悲往事、望恢複、明誌節，這批詩人代表詩人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錢謙益、吳偉業等。
顧炎武，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顧炎武的詩多傷時感事之作。詩平實不尚藻飾，是“主性情、不貴奇巧”的學者詩，持重、沉鬱、蒼涼的風格中可見杜甫詩的神韻。
黃宗羲，學問極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他的詩強調抒寫現實，如《周公瑾硯》：
剩山殘水字句饒，剡源仁近共推敲。
現中斑駁遺民淚，井底千年恨未消。
詩中亡國之恨，故國之思，不加遮攔地溢出筆端。
王夫之的詩後人評其為“含婀娜於剛健，有《風》、《騷》之遺則”。王夫之最推崇屈原，並承繼了其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和以美人香草寄托比興的藝術風格。
王夫之的《正落花詩十首》之一詩中五六句脫化於屈原《橘頌》中的“受命不欠，生南國兮”的語句，用花去香消樹仍青青來表明自己誌節不改，浩氣長存。
清代初期詩風多樣，其中能左右詩風，影響遠播的詩人是錢謙益、吳偉業。錢謙益，在明末清初詩壇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編有廣羅明代詩歌的《列朝詩集》，並在《小傳》部分通過對各家的褒貶、評論闡發自己的詩歌主張。
錢謙益不僅重視唐詩，也重視宋詩，由此開了清人宗宋的風氣，成為明清詩歌變化的一大轉折。他的詩將唐詩與宋詩的特點結合在一起，善於用典，富於辭藻，善於抒情，長於近體，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
錢謙益能以《後秋興》13組124首詩與杜甫《秋興八首》協韻唱和，學杜甫而不拘泥，足證其藝術造詣之深。
吳偉業，早期的詩歌顯得較為清麗，而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大動蕩中，他寫的詩歌多以重大曆史事件為背景，更多地關心具體個人在曆史中的命運。
《圓圓曲》是吳偉業的歌行體詩，通過名妓陳圓圓與吳三桂的悲歡離合，描寫吳三桂降清導致明代滅亡的重大曆史事件，將風情萬種的兒女私情與波譎雲詭的重大政治事件結合在一起。
詩中對陳圓圓曲折坎坷的經曆充滿了同情。“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對吳三桂雖有婉曲的嘲諷，卻又帶有頗多的同情。像《圓圓曲》這樣的詩，用七言歌行寫成，兼具“初唐四傑”和白居易詩歌的神韻，深情婉轉，韻味悠揚。
除《圓圓曲》外，吳偉業還寫有《永和宮詞》、《琵琶行》、《雁門尚書行》等七言歌行，一直被世人傳誦。
在清代初期詩壇上，“南施北宋”也是有影響的詩人。“南施”，即施閏章。施閏章，對百姓的疾苦感觸至深，詩中的誠摯同情溢於言表。他還寫有工於寫景的詩。這些詩作自然流暢，繪聲繪色，景象萬千，頗具盛唐王維、孟浩然的風度。
“北宋”，即宋琬。宋琬一生坎坷，連遭大難，寫下的詩歌多反映被逮捕、被關押的生平遭遇，其感慨時世和悲苦怨懣之詞充斥詩篇。他五七言古體篇幅嚴密，淳雅凝練，格調蒼茫。
王士禛，在清代初期詩人中最著名，倡導 “神韻說”， 即在詩歌的藝術表現上追求一種空寂超逸、鏡花水月、不著形跡的境界。王士禛遵從“神韻說”，他的詩追求淡遠空靈、委婉蘊藉的風格。
王士禛早年的成名之作《秋柳》4首表現出意旨朦朧，情境悠遠的特點，而《秦淮雜詩》二十首更是得到人們的競相傳寫。
清代中葉，詩壇湧現了很多著名詩人，其中成就和影響最大的為性靈派詩人，代表詩人為袁枚，此外，還有持“格調說”詩人沈德潛、持“肌理說”的詩人翁方綱。
袁枚，,他論詩主“性靈說”，“性”即性情、情感，“靈”即靈思、靈趣。他的4000餘首古今體詩作，就努力體現了其性靈說的美學追求。
袁枚主張作詩要有真性情，要有個性和詩才。性情是詩的根本，性情以外本無詩；性情要表現出詩人獨特的個性，作詩不可無我；詩人必須有才，“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
袁枚的詩歌創作有顯著的特色，創作了許多真實動人、靈趣盎然、清新活潑的性靈詩，不僅是當時詩壇的異軍別派，也對近現代詩歌的新變產生了影響。
袁枚的即景抒情的旅遊詩真率自然，清新靈動，此外，袁枚還有大量的詠史詩，借昔人往事，抒自己懷抱，發針砭之言，歎古喻今。
沈德潛，他論詩標榜“格調說”。所謂“格”，指詩歌體製上的合乎規格；所謂“調”，指詩歌的聲調音律。
沈德潛的“格調說”推崇唐詩，重視體製格調，決定了他在詩歌風格上尊崇雄豪壯闊的境界。他對 “神韻說”提倡的清遠衝淡的詩風很是不滿，而對杜甫的“宏才卓識，盛氣大力”給予高度稱讚。
沈德潛認為在作詩的態度上，必須“一歸於溫柔敦厚”，“怨而不怒”；在作詩方法上，必須講究比興、“蘊蓄”，不能“發露”。
翁方綱，他論詩主“肌理說”，宗法宋詩，強調寫詩重在讀書，有學問，有方法。翁方綱的“肌理說”對矯正“神韻說”的虛渺、“格調說”的空套有一定的意義，但過分強調學問在創作中的作用，忽視作家的才情和活生生的生活，也使他的詩論沒有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