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苑奇葩——民族醫藥2
結緣森林的彝族醫藥
彝族是我國雲南、四川、貴州、廣西等地具有悠久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諾蘇”、“納蘇”、“羅武”、“米撒潑”、“撒尼”和“阿西”等不同自稱。彝族曆史悠久，文化豐富多彩，古時候就對曆法和宗教信仰有著深刻的研究。
彝族醫藥起源於遠古時期，這個時期的彝族先民吃住都在森林中，並且多數住在樹上，故對植物有了最直觀和最粗淺的認識。也許正是由於這一曆史和自然發展的原因，彝族醫藥與植物結下了不解之緣。
當時彝族先民們一方麵處於惡劣的自然環境中以及麵對凶殘的野獸傷害，一方麵也處於自身疾病的折磨之中，在與自然災害及疾病的鬥爭實踐中，慢慢地積累了保護身體健康和提高體質的經驗，同時也發展了醫藥知識。
在母係時代的涼山彝族地區，常常以一種植物來代稱某個部落或部族，甚至有的山嶺等地名也來自植物名稱。如“達羅波”、“達日波”、“舒祖波”等，它們分別是黑色的闕山草、闕山草及生長杉樹的山。
彝族進入父係社會後，促進了社會和遺傳學的進步。此時，對植物的知識有了進一步的積累。彝族先民們在遷徙、放牧的生活中不斷地發現一些有毒的植物， “中毒”和“毒草”的概念是在彝族祖先采集野生植物和放牧生活中，出現了羊和人中毒的現象，加上口嚐身試積累而產生的。
毒草可以毒殺人畜，引起彝族先民的高度重視，於是他們對毒草進行辨認下了一番功夫，並且還對植物的毒性部位作了描述，如他們認為烏頭屬植物“毒藏在根上，花開在頭上”。
由於目睹了被毒草毒死人的慘痛情景，彝族先民們對毒草有著極為深刻的印象。並將之錄於書上，以指明毒草生長的地方以及毒性的部位，示於後人。
從公元初年至南詔建立之前這一時期，彝漢兩族醫藥相互進行了交流。彝族醫生使用的一些有效藥物也被漢族醫生所用，並且收錄進漢醫的醫書中，如名著《名醫別錄》就收載了不少彝族地區的藥物。
在《華陽國誌》、《水經注》、《說文》、《漢書》、《續漢書》、《博物誌》等書中、也都記載了一些彝族的藥物，宋代還有彝族地區的犀角、麝香進貢給皇帝的記載。
這一切，充分說明了彝族的醫藥交流，進一步促進了彝族醫藥的發展，同時也豐富了華夏醫藥的寶庫。
明代以前，彝族曆代對植物藥的記載非常零星、分散。1566年問世的《雙柏彝醫書》一書，將流傳在民間分散的大量植物藥收集起來，它雖然還不是專門的本草書籍，但其中所記載的彝族植物用藥之豐富，是前所未有的。
此書共有古彝族文約5000字，記錄了56個病種，87個處方，324味藥物。全書內容豐富，敘述較詳，以病症為綱進行編寫，所列病症、症狀或體征約有60種左右。有的直接以病名出現如瘧疾、蛔蟲、奶瘡等；有的則以病因命名，如蛇咬傷、菌子中毒、皮膚濕疹等；但多數還是對症狀的描述，以症狀為病名的，如老母豬風、惡心嘔吐、噎脖子等。
書中內容涉及臨床各科，其中屬內科者約20多種，屬外科者約16種，屬五官科者約有6種，屬婦產科者約有5種，此外，還有少數屬於骨科、神經科和兒科的。
《雙柏彝醫書》在一病一症下，少則一方，多則十餘方，也有一方通治數病的。全書列方劑243個，複方多於單方。複方由二三味或五六味藥物組成，未見10味以上的。
書中的治療法多種多樣，在內服外治的基本治法下又衍生出了多種治法，如外治的方法就有藥水外塗、濕布熱敷、藥渣外敷、針挑、拔火罐、小夾板固定等。某些病症還注明了禁忌，有的禁吃醃菜，有的禁吃雞肉、豬肉，尤其是禁吃母豬肉等，這些內容體現了當時的彝醫對疾病的產生、病情的進退、藥物的生克關係都有一定的認識。
《雙柏彝醫書》是對16世紀以前彝族人民醫藥經驗的總結。是內容最豐富的彝族醫藥專門書籍。彝族的醫藥經驗，多散在於各種經書、史書中，非常零星片斷。而《雙柏彝醫書》則詳細說明了多種疾病的治療藥物和使用方法。而這些疾病和藥物。都具有很強的民族性和地方性。
《雙柏彝醫書》的出現，說明了16世紀中葉彝族醫藥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證明當時主要以行醫為業的彝族醫生已出現了。他們在治療疾病過程中，已經有意識收集本民族的醫藥知識，並將之歸納、整理為專門的藥方專書。
另外，《雙柏彝醫書》不僅概括了醫藥知識，又具有指導人們行醫治病的作用。它所記載的病種是彝族地區常見病、多發病；它所收錄的藥方和治療的方法是彝族人民迫切需要的。
正因為如此，它才在很困難的環境下，輾轉傳抄，流傳了400多年而不失。有研究彝族醫藥的學者把《雙柏彝醫書》的發現稱之為“彝族醫藥史研究中的第一次重要發展。”
15世紀中葉，明代本草學家蘭茂著成《滇南本草》，成為我國第一部中醫理論與少數民族醫藥經驗相結合的地方性本草專著。在此之前，曆代書籍對民族藥物雖有收載，但都不如蘭茂所收集的規模大、藥品多，尤其是西南地區的民族藥物。
《滇南本草》中不僅記錄了藥名，並考證弄清植物及產地，還盡量將當地各民族中的用藥經驗歸納進書中。彝族的許多藥物也記入了。如芸香草、老鸛嘴、鵝掌金星草、韭葉芸香草、救軍糧、橄欖、甘蔗等。
《指路書》又名《人生三部曲》，彝族語稱《卓莫蘇》，據推測成書年代在明末清初之際。此書屬彝族喪葬儀式唱誦的經書，內容主要講死者的祖先某人曾在何地生息。“指路”是給死者的靈魂指明道路，把死者的靈魂從當地沿著遷徙來的路線送回彝族祖先的發源地。
但是，書中記載了大量的醫學理論，對彝族男子生平活動的描述及對婦幼保健，人體發育，胎產的認識運用唯物主義的思想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到了清代，對於植物藥的運用就更加廣泛了。彝族的《獻藥經》中說：“植物皆配藥，蔬菜皆配藥”。明確記載了草果、紅果、生薑、胡椒、老母豬趕伴草等藥用植物的主治功效。
《獻藥經》中記載了很多的醫學理論，其中內容涉及內科、婦科、兒科、外科、傷科、胚胎、采藥，藥物加工炮製等。其中內科記載了18種病證及其治療，如冷病瘦病、落水得病、哮喘病、寒熱往來病、瘴氣病、眼花目眩病、中毒身體消瘦病、哼病、嚎病、呃逆病等。
婦科疾病中記載了不孕症、性淡漠等。外科疾病主要記載了癩病、癢病、癰疽的症狀及治療。傷科疾病中主要記載了跌打損傷及犬咬傷的治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獻藥經》中關於胎兒在母體中的發育描述甚為生動：
古時人獸不相同。一月如秋水，二月像塵草葉，三月似青蛙，四月像四腳蛇，五月如山壁虎，六月始具人形，七月隨母體轉動，八月會合母親的氣息，九月生下母親懷中抱。
這段描述，十分具體地闡述了胎兒的發育過程，並且提出了孕育中的生命在三四個月時開始四肢分化，在臨產前一兩個月時產生同母體精神上聯係的觀點。
《獻藥經》還有一個較為明顯的特點，就是藥物相互配合，以提高療效。書中認為凡藥用的植物、動物、家畜、五穀等，都可用來相互配合使用，藥物配合十分廣泛，隻要是對病情有效的藥物都可以進行配合。這充分說明彝族醫生此時已從單方向複方邁進了一步，這無疑是彝族醫藥發展的一個新起點。
除此之外，著名醫家趙學敏在《本草綱目拾遺》中，也記錄了一些彝族藥物，證明此期彝族醫藥應用的廣泛性。
由於彝族居住的地方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藥材十分豐富。據《西昌縣誌·產業誌》記載，當時西昌附近年產藥材數萬千克並大量運往川、滇二省及內地。
涼山地區不僅藥材豐富，其中名貴藥材也是引人矚目的。豐富的藥材資源奠定了彝族醫藥的基礎，使彝族古老的醫藥得以不斷發展完善起來。
彝族善用動物藥起源於原始時代，在長期和野獸接觸的過程中，先民對動物的認識也隨之增長，它對後來彝族醫藥的發展，特別是動物藥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彝漢兩族醫學的相互交流，彝族地區的動物藥越來越受到漢族及其他民族的重視。《名醫別錄》就記載了彝族地區的牛黃、麝香、犀角、露蜂房等動物藥，並明確地記錄了這些動物藥的產地、性味、功能、主治。
彝族先民所使用的動物藥中，有一部分藥後世得到普遍使用，如熊膽、蛇膽、野雞膽、野豬膽、羊膽、牛膽、狐狸膽、蝙蝠膽，以及鷹肉、猴肉、虎肉、熊肉、野雞肉、牛肉、羊肉、蛇肉、雞蛋等。
成書於明代的《明代彝醫書》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彝族醫藥專著。其中不僅詳細記錄了各種疾病的治療和藥物的使用方法，還記載了各種動物藥的膽、油、骨、血、肝、肉、腎鞭等藥用部分，以及蟲類藥物等。較其他彝族醫書記載述詳盡確切。可見彝族對動物藥的認識是十分廣泛的，而且擅長運用動物藥。
彝族先民不僅有自己豐富的藥物資源，也有自己獨特的治療特色。
如涼山地區巫師稱為“畢摩”，畢摩又有教師之意，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同時也兼通醫藥，運用醫藥知識作為補充。如有的畢摩念經後，往往要病人喝一碗各種草熬的“神湯”，有的畢摩還能進行按摩、采藥等醫藥活動。
有的畢摩並常采用熏、洗、蒸等三種外治方法治療風濕性關節炎，癱瘓，瘧疾等病。其熏法多用於病程較短者，蒸法多用於病程較長的慢性病患者。
有的畢摩在運用酒吹法治無名腫毒、癤腫、淋巴結腫大、蛇咬傷等症方麵積有一定經驗。其法為口含白酒噴吹腫脹處，時間半小時至兩三小時，以達到疏導淤血、氣通血行和消毒的目的。
在彝族民間，廣泛存在一些擅長醫藥的普通群眾，他們的醫藥經驗來自家族內部口耳相傳，並主要在家族內部使用。以經驗醫學為主，融采藥、製藥、治病、配方等多項工作於一身。
當時，彝族醫生配藥時不用秤，藥物分量也無一定之規，主要以醫生的經驗為依據。他們對當地出產的動植物藥有本民族的稱呼，例如稱麝香為“勒舍”，熊膽為“峨節”，大黃為“勒烏”，車前草為“吾莫迭補”等。
彝族醫生並且具有本民族積累的特殊用藥經驗，如用“阿衣”、即冬葵引產催生，用“衣布阿節”、即多毛隱翅蟲治淋巴結核，都拉解烏頭毒，“拉莫各爾”等菊科三七治風濕關節疼痛，其他還有“伊斯”、即貝母止咳，猴骨治肺病，蛇膽消瘤，熊膽治腫塊，野豬腎通尿結石等。
彝族習慣采集新鮮的植物葉、根或根皮，加少許水或鹽舂爛、揉搓、搗絨後，敷於傷患處。例如將“斯赤列”、即忍冬科接骨木的根皮舂爛，再加其他藥物敷治骨折，將“爾吾”、即壩子花順在掌心揉搓，以其汁搽塗蜂叮處等，其習用植物藥多達數百種，並能區別各種草藥不同部位的特殊功效。
由於長期生活於高山林區，自然環境惡劣，造成的刀傷、箭傷、跌傷、蛇傷等外傷機會較多，故彝族醫生多長於治療外傷。例如以麝香治蛇傷、熊膽治牙痛、紫花地丁止血、接骨丹治骨折等。
彝族醫生對於風濕、疥瘡、瘧疾、肺病、胃病、痛疾、難產、淋巴結核等治療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在治療上也有多種辦法。
藥物複方，在彝族醫藥中也時有使用。如以“赫得布”、即地攏豬為主，配以大豆、燕麥、豬油、清油調製的軟膏治療淋巴結核，在彝區通用。
又如以“吾莫迭補”、即車前草、野蒿子“契厄”、仙鶴草“厄什阿馬”、 地蜂包“尼尼契”4種熬水吃治腹瀉消化不良等。
在疾病的預防方麵，彝族群眾從實踐中已體會到，選擇住地時，應避開疾病流行區和毒草叢生之地。並對麻風病人實行遷居獨住，死後火葬或牛皮包裹深埋，對染病牲畜亦實行深土埋葬，或以整個家支搬家遷居以躲避疫病等。並用女貞、野八角、岩擅香等熏“鬼”進行空氣消毒殺菌，以阻止麻疹、傷寒、瘧疾等傳染病流行。
清代末期之後，彝漢兩族醫藥交流日益增多，彝族醫藥善於吸收漢族醫藥的營養，逐漸擺脫過去單方單藥，隻憑經驗的傳統格局，使彝族醫藥有了突破性發展，為彝族醫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旁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