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啟後——教化之風1
秦漢時期是我國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國家確立與初步發展時期，其文教政策過程經曆了由秦代法治教育向漢代德治教育的轉變，完成了一個華麗轉身，由此奠基了其後古代社會文教政策的基調。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學及門閥家學雖然時興時廢，但尊孔崇儒學的漢化教育是其主流。隋唐時期，教育高度發展，尤其是在唐代，學校齊全，生徒眾多，不僅儒家教化及經學成就非比以往，科技教育也取得了了顯著成效，彰顯了封建社會教育的繁盛景象。
秦代法治教化的政策
公元前215年的秋天，秦始皇第四次出巡。秦始皇乘著車輦，在文武群臣的護衛下，浩浩蕩蕩地從碣石向東北的仙島前進。
隨著均勻的馬蹄聲，秦始皇不覺沉入對往事的追憶中，他回想起自己幼年在邯鄲時的老師，仿佛老人家就在眼前，雖說嚴厲，可令人欽敬難忘。
秦始皇想：我嬴政能有今日，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勞呢！
那位威嚴的老人第一次給秦始皇授課時，講的就是舜帝賜給大家的姓。他給秦始皇先分別講了“亡，口，月，女，凡”，然後再合成一個“嬴”字。第二天就要秦始皇背寫這個字。
秦始皇說：“老師，這字太難寫了！”
老師說：“什麼？一個嬴字就難住了！將來秦國要你去治理，難事多著哩，能知難而不進嗎？”說著就舉起了荊條棍懲罰他。
秦始皇已多年沒見過這位老師了，他聽說老人家已經去世了。
突然，車停了。前衛奏道：“仙島離此不遠，請萬歲乘馬。”
於是，秦始皇換乘了心愛的大白馬。過不多時，便到了島上。始皇環視渤海，胸襟萬裏，豪氣昂然，更加思緒萬千。待到他低頭察看眼前時，忽然下馬，撩衣跪拜起來。
隨從的大臣們見此情景，莫名其妙，也隻好跟著參拜。等皇帝站起身來，大臣李斯才問他為何參拜。
秦始皇深情地說：“眾位卿家，此島所生荊條，正是朕幼年在邯鄲時老師所用的荊條，朕見荊條，如見恩師，怎能不拜！”
後來，人們就把這個島稱為“秦皇島”。傳說島上的荊條為秦始皇敬師的精神所感動，皆垂首向下，如叩頭答謝狀。
秦始皇當上皇帝以後，還記得已去世多年的當年那位嚴格教誨過自己的老師，說明他有著尊師重教的良好修養，同時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秦王朝禮教的麵貌。
秦國自秦孝公用法家思想為指導，實行變法後，就把“公”和“忠”作為最高的道德規範。由於變法的勝利，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新秩序，所以自秦昭王起及至秦始皇統一全國，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觀念，逐漸被秦國管理者所重視。
秦簡《為吏之道》記載：
為人君則鬼，為人臣則忠，為人父則慈，為人子則孝；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
這說明“孝”道不僅已被承認，而且提到了與“忠”相輔的地位。
其實，秦始皇後，秦王朝推行的封建道德規範，主要不是以教育為手段，而是仍依法家的“立法化俗”的思想。事實上，秦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采取的所有措施，莫不與鞏固統一有關，而其指導思想，主要來自法家的“一統”理論，其教化政策因此表現出鮮明的法家特色。
秦代在文化教育方麵，將法家的法製思想發揮、推廣到極端的地位，采取了“書同文”、“行同倫”、“設三老以掌教化”、“禁私學”等一係列文教政策，使文化教育為鞏固中央集權服務。“書同文”、“行同倫”，這是秦始皇統一初年推行共同文字和規範社會倫理、行為習俗的教化舉措。
秦始皇統一後，為了消除戰國時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現象，丞相李斯建議秦始皇進行文字的整理和統一工作，將“大篆”和“古文”綜合改造，減省筆畫，使之簡單易寫，形成新的文字“小篆”，又稱“秦篆”。
為了推動“書同文”在全國範圍內的有效實施，秦王朝統一文字後，立即組織編寫字書頒發全國。
秦代“書同文”的文教政策，不僅使漢字走向統一、規範化、定型化過程中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對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具有重大貢獻，而且對維護政治上、思想上的統一，形成中華民族統一的文化心理也有不可輕視的作用。
為了使民眾在行為上規範，秦始皇又推行了“行同倫”的治國政策，以整合統一後的各國民眾。“行同倫”的目的在於改變原來六國貴族的不同民俗、道德和思想，教化民眾，使全國人民統一法度，統一思想。
這一政策雖屬專製國家對民眾強化管理的舉措，但它進一步融合當時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對於形成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狀態，增強民族凝聚力，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設三老以掌教化”，這是對民眾實施普遍的思想教化的政策。“三老”是一種鄉官，是中央集權統治機構的基層組織中的官職之一。
公元前211年，秦國將分天下為36郡，郡下有縣，縣下有裏、亭、鄉。基本上是十裏一亭，十亭一鄉，鄉設三老，掌管鄉民法製教育、耕戰教育和尊卑教育。三老由國家給予一定公職待遇。朝廷通過設置三老直接對一般民眾進行廣泛的法製教育和思想教化。三老與“行同倫”的政策相輔相成，構成從朝廷到地方的思想教化係統，鞏固了國家的統一。
對於私學，李斯認為，必須由政治上的統一再推進到學術上的統一，否則異說橫行，會危及並瓦解政治的統一。他指出，今天下已定於一尊，但各私家學派仍以自己的學說相傳授，以標新立異為高，特別是“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首”，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於是，李斯主張禁止私學。
私學是傳播學術思想的途徑，書籍是文化知識的載體，禁絕私學，就必然要取締在民間收藏流傳的各種文獻典籍。為了達到禁私學的目的，秦王朝通過刑法來強製執行，加大了對文化教育領域的治理力度。
秦代的博士製度也是秦代教育的重要內容。秦代沒有設置專門管理教育的職官，與教育關係相對比較密切的，當推博士。博士官在戰國時期已經出現，但尚無定製。秦統一後建立官製，博士才正式成為朝廷中的固定職官。
秦代的博士是指當時的博通古今之士。這些博士不專限於治六經，學術上有一專長即可得為之。秦代博士有不少是儒生，也有各種文學、方術之士。博士沒有專職行政事務，他們作為專家、學者，主要起谘詢、顧問的作用，都曾受秦始皇器重。
秦代博士是執掌《詩》、《書》和百家之語的，與教育管理關係密切。秦代的焚書禁令不施於博士執掌的書籍文獻，但在當時文化專製主義政策下，博士的講學和學術研究受到一定影響。
吏師製度是秦代培養官吏的主要方式。吏師製度雖然淵源於西周時期“學在官府”的教育管理製度，但它的指導思想卻出自法家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秦代禁絕私學，士民唯一可學的隻有國家的法令，教育者必然是執法的官吏。
李斯說：“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群禁”。他又明確指出：“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這些主張得到秦始皇的認可，成為秦王朝的一項基本文化教育政策。
秦王朝在統一六國之前，曾經在朝廷機構設有專門訓練吏員的“學室”。《秦律》規定：
非史子也，毋敢學學室，犯令者有罪。
“史”即在朝廷機構中從事文字工作的低級文吏。由此可見，秦代很早就存在“學室”，入學的弟子必須是“史”之子，學習的目的是培養為朝廷服務的文化官員。
秦代還專門製訂《除弟子律》，就學吏弟子的管理、任用辦法作了具體規定。秦簡有一篇《為吏之道》，據有關學者推測，這可能是學室中供吏師弟子學習的文化課本和政治課本。
秦王朝在政治方麵注重實效、功利，質樸而率直，不事虛浮，主動性極強；在教育方麵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同樣具有鮮明的法家特色。
秦文化在古代曆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它的這種政治文化和教育文化。顯而易見，由於秦代的教育政策及社會教化推行至極致，在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秦文化中，占據著不可或缺重要地位。
[旁注]
碣石 位於河北昌黎縣城北。有關碣石出處有兩說：一說在河北昌黎；一說在遼寧興城。考古工作者在孟薑女廟附近的孟薑女墳發掘出一些古代物品，證實昌黎是碣石真正的所在地。
李斯 （約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在秦王政滅六國的事業中起了較大作用。秦王朝統一天下後，製訂禮儀製度。李斯政治主張的實施對我國和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奠定了我國2000多年政治製度的基本格局。
秦孝公 （公元前381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期秦國國君，諡號為“孝”。他重用商鞅實行變法，獎勵耕戰，並遷都鹹陽，建立縣製行政，開阡陌，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不斷增進農業生產。自此國力日強，為秦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秦簡 是戰國時期的秦國及後來的秦王朝遺留下來的簡牘總稱，於1975年底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的秦墓葬中出土。戰國時期和秦代，書寫主要利用竹木簡，沒有現在的紙張。秦簡的發現對於研究秦的曆史有著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對秦法律的研究，尤其重要。
方術 方術有兩種意思，一是指古指關於治道的方法；二是指古代用自然的變異現象和陰陽五行之說來推測、解釋人和國家的吉凶禍福、氣數命運的醫卜星相、遁甲、堪輿和神仙之術等的總稱。秦始皇信方士之說，派人求不死之藥，終無結果。
《秦律》 秦代法律的總稱。公元前356年商鞅變法時曾改李悝的《法經》為律，頒行秦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將秦律修訂，作為全國統一的法律頒行各地。秦二世即位後，又修訂了秦朝的律令。《秦律》的律文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生活等各個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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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準備在公元前213年執行郡縣製。這時，博士淳於越等人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製”，要求根據古製，恢複分封製，還拿出“祖宗之法不可變”之類的陳詞濫調。麵對淳於越等人的反對意見，秦始皇不但沒有處罰他們，還讓大臣們一起討論這個事情。
丞相李斯駁斥了淳於越等人的觀點，主張禁止百姓博士尤其是以古非今，誹謗朝政。同時，李斯又力陳郡縣製的好處，最後討論的結果仍然是執行郡縣製。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建議。
漢代德育教化的舉措
西漢代初期年，朝廷為複蘇社會經濟，信奉黃老之學，實行“無為而治”的“休養生息”政策。這時的儒家尚未受到重視，但一些儒家學者卻在積極宣傳自己的主張，為以後漢王朝製訂文化教育政策做了理論上的準備。
漢代初期儒生總結了秦王朝滅亡的曆史教訓，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取天下”和“守天下”的時勢任務不同，管理者采取的治術也應有所不同。他們認為，秦王朝的滅亡，是一味執行法家路線造成的。
漢代初期政治家陸賈，提出“逆取而以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的策略性建議。他認為對人民的領導，應以“教化”為主要手段，而不可單靠刑罰，因為刑罰隻能“誅惡”，不足以“勸善”，“勸善”要靠教化。
漢文帝劉恒時，政論家賈誼繼承陸賈的教化思想，進一步提出推行教化的關鍵是在各級官吏，因此主張“敬士”、“選吏”。選吏必須用士，用士之道則在於“敬士”。
漢武帝劉徹時，經學家董仲舒適應這一時期政治上統一的需要，把戰國時期以來的各家學說以及儒家各派，在《春秋》公羊學的名義下融彙起來，建立了一套“天人感應”的唯心主義思想體係。然後，他又表達了獨尊儒術的主張。
他說道：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宜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治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