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學界多年以來一直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8個字加以概括。
董仲舒所總結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認同。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建議，並加以實施。
公元前136年，漢武帝下令置儒家五經博士，罷免其他諸子、傳記博士，定儒術為一尊。公元前124年，又為五經博士置弟子員。此為古代太學之始。
自漢武帝始崇尚儒經，經學的昌盛，推動了學校教育的發展。至東漢時期，班固在《東都賦》中以“學校如林，庠序盈門”讚其盛況。
兩漢時期絕大多數皇帝，或在太子階段，或在幼年即位之後，都有接受教育的經曆。按儒家古製，太師、太傅、太保均為國君之師，合稱“三公”。漢代君權大為強化，“三公”之職遂演化成最高的榮譽虛銜，而且不輕易授人，經常空缺。
皇帝經常聘請某些學者名流入宮給他講授儒經，如桓榮、桓鬱、桓焉祖孫三代，先後分別為東漢前期6個皇帝講授《尚書》。
漢代的太子太傅及其副職太子少傅，仍保持著作為太子教師的身份和職責。太子太傅、少傅均由當世名儒或通才擔任，例如叔孫通、張良、周勃、匡衡、師丹、桓榮等。這些人因當過太子的老師，極受尊崇，後來多有升至相位者。
除太子太傅和少傅外，其他學有專長者也可被皇帝派遣教授太子。如漢元帝時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博士張禹以《論語》授太子。桓榮先以議郎身份入宮授太子，後來才被正式任命為太子少傅。
在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基礎上，漢代皇帝中好經學、能講論者不乏其人。如漢明帝通《尚書》、《春秋》；自撰《洪範五行章句》進行講授。經學已成為最高治國者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素養，在太後代替年幼的皇帝督理朝政時，也要補習經學。
縱觀兩漢時期，學校製度分官學和私學兩類：官學有朝廷官學和地方官學之分；私學又分經師講學和書館。
朝廷官學即太學。漢武帝時置博士弟子50人。博士弟子入學資格，一由太常選拔“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二由郡國選送優秀者。漢平帝時，規定元士的子弟也可入學。東漢質帝時，又規定自大將軍至600石官吏都可送子弟入學。太學學生名額代有增益。西漢成帝時增至3000人，東漢順帝時增至30000餘人。
東漢時出現了專門為貴族子弟設立的學校。公元66年，漢明帝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的子弟開設學校，又稱“四姓小侯學”，設五經師教授，均是選擇“高能之士”充任。後來招生範圍擴大到功臣子孫，學校名聲很大，連匈奴貴族也派遣子弟前來留學。
太學教師皆由博士充任。西漢時期以名流升任，東漢選博士要經過考試。太學以儒家“五經”為教學內容。
西漢末年，出現古文經與今文經之爭。今文經以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古文經晚出，以戰國時期古文字書寫。同時，經文的字句、篇章及解說也有差異。今文經得到朝廷的支持，太學所準立的皆今文經博士。古文經隻在民間私學中傳授。
兩漢時期，書籍甚少，學者難得，訓詁句讀皆賴口授，故博士講經重視傳授關係，形成師法和家法。比如某一經的大師，如得到朝廷尊信被立為博士，這個經師的經說便成為師法。弟子相傳，又別為章句，便成家法，故一經有數家。兩漢時期朝廷規定太學博士隻能依師法家法傳授，違背師法家法者則罷用。
太學博士的教學方式，除個別傳授外，還由高足弟子轉相傳授和集合弟子“大講授”等方式。太學注重考試，西漢時期每年考試一次，其方式是“設科射策”，類似今日的抽簽答問考試，分甲乙兩科，以區別程度的高低。經考試，發現有下材或不能通一經者，即令退學。
東漢桓帝時，改為每兩年考試一次，通過者授予官職，不能通過者允許繼續學習。因考試甚嚴，又無學習年限的規定，故有太學生童年入學而白首空歸者。
地方官學即郡國學，首創者為西漢景帝時蜀郡太守文翁。當時的蜀地文化落後，文翁為淳化民風，選派郡縣小吏至京師受業於博士，研習儒經，學成歸蜀，委以官職。文翁又在成都市中，修築學舍，招收下縣子弟入學。數年後，蜀郡為之一變，可與文化較發達的齊魯之地媲美。
漢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郡國學日見推廣。郡國學設郡國文學官充任教師，其別名有文學祭酒、文學師、文學椽、文學主事椽，郡國學學生則稱文學弟子。
東漢時期郡國學更盛，不少郡守皆熱心於創辦學校。尤引人注目的是，除中原地區外，當時的邊陲之地也辦了學校。創辦地方學校的目的，在於通過儒家經學來宣傳孝悌仁義等封建道德，以改造民間風俗。
兩漢時期地方學校，對地方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中華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經師講學是漢代教育的另一種重要形式。經師講學，其中有居官教授，而大多數為一代名儒自立“精舍”，隱居教授。《漢書》、《後漢書》的《儒林傳》以及其他列傳中，記載甚多。
東漢時期經師講學之風更是盛況空前。一些經師鴻儒，及門弟子和曆年著錄的門生，常有數百、數千之眾，乃至萬人以上。求學者也不顧背井離鄉，遠行千裏，負笈尋師。在私人精舍中，師生關係尤為親密，學生對師長恭敬禮讓。
兩漢經師講學之所以興盛，一方麵是受國家“以經術取士”的影響；另一方麵私人講學思想束縛較少。太學博士多專一經，墨守章句，少有撰述，而私人講學常兼授數經。
東漢時期經師，有的不僅精通儒經，還兼及天文、曆法、算學、律學等知識的傳授。比如：何休“善曆算”，鄭玄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郭躬通“小杜律”，鍾皓“以詩、律教授門徒”。
東漢時期，除經師私人講學外，民間還有傳授科學和技術的教育如名醫華佗以“刳破”即外科手術和針灸傳授弟子。涪翁著《針經脈診法》傳於弟子。樊英、段翳、廖扶等精通星占、天文，皆傳弟子。
兩漢時期兒童識字習字的場所叫做書館，也稱“書舍”。書館教師稱為“書師”。當時練習的字書最早起於西周時期《史籀篇》，秦始皇時期，李斯、趙高、胡母敬分別編寫《倉頡篇》、《爰曆篇》和《博學篇》，漢代初期民間書師將此三篇合一，統稱《倉頡篇》。經西漢時期學者揚雄、東漢文學家班固等人的增刪，至東漢時期編成《急就篇》，內容涉及農藝、飲食、器用、音樂、生理、兵器、飛禽、走獸、醫藥、人事等方麵的應用字。
漢代兒童，約八九歲入書館學習，年限不定。習完字書後，即進而學習《孝經》、《論語》，以做學經前的準備。入書館學習需交納很多學費，並非貧家兒童皆可入學。
漢代地方教化活動進一步製度化，地方官學的興辦，就是為了樹立行為準則和典範，引導民眾崇德、循禮、進學。漢代在邊遠落後地區興辦學校，起到了移風易俗的作用。
漢代選拔和鼓勵賢才也是推進教化的重要措施。尚賢使能的作用並非隻是為了朝廷有得力的人才可用，更深遠的影響表現在它可以鼓勵天下之人都來效法賢才，力求上進，從而改善社會風尚。
漢代通過“鄉舉裏選”的途徑來發現和薦舉賢才已形成製度。選士的各個科目，既有一般品的要求，又有各自特定的學識和行為標準，對誘導人們修德、成才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但選士畢竟名額有限，非多數人所能及。漢代又設立了“孝”、“悌”、“力田”等榮譽稱號。“孝”指孝順父親，“悌”指尊敬兄長，“力田”指努力耕作，這些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社會條件下最基本的道德行為準則。而獲此類稱號者，享有免除徭役的待遇，還能獲得朝廷賞賜。這些人一般仍在當地生活和勞動，因而對周圍人的影響更大。
漢代從鄉、縣到郡國的行政機構中，都有專門負責教化的官吏，這就是“三老”。三老由當地“有修行，能率眾為善”的德高望重者擔任。
公元前205年，漢高祖劉邦下詔說道：
舉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複徭戍。
就此將三老這一職掌提高到縣一級層次上。至東漢時期又有郡三老和諸侯王國三老的置。
三老的具體工作，除隨時對民眾行思想道德教育外，“凡有孝子順手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三老盡到教育民眾循禮德、改善風化的責任，國家有表彰。
和孝悌力田一樣，三老也是一種享受優待的榮譽稱號，同時又負有教化鄉民的職責。如果民風不正，則三老有失職之咎。自漢代始，教化之務已初步形成製度。
漢代在文化教育政策上，從漢代初期的推重“黃老之學”，過渡到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宏觀政策的正式確立，完成了一個曆史性的大轉變。從此以後，“獨尊儒術”政策成為後世曆代君主所奉行的文教總方針，對後世封建文化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旁注]
黃老之學 戰國時期的哲學、政治思想流派。傳說中的黃帝和老子為創始人，故名。黃老之學始於戰國時期盛於西漢時期，是漢代初期政治上的指導思想，在社會上居於支配地位。他假托黃帝和老子的思想，實為道家和法家思想結合，並兼采陰陽、儒、墨等諸家觀點而成。《史記》稱其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安期生等。
董仲舒 （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漢時期思想家，儒學家，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他把儒家的倫理思想概括為“三綱五常”，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從此儒學開始成為官方哲學，並延續至今。他的著作彙集於《春秋繁露》一書。
太學 古代的大學。太學之名始於西周時期。始設於京師。其後曆時六七百年，是屹立在世界東方的第一所國立中央大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堪稱古代教育史上的奇葩。
五經 指儒家的五聖經，即《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易》教潔靜精微，《書》教疏通知遠，《詩》教溫柔寬厚，《禮》教恭儉莊敬，《樂》教廣博易良，《春秋》教屬詞比事。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儒教國家化由此謂開端，長期作為官方指定的教科書，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無可替代。
文翁 （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01年），西漢時期官史。漢景帝末年為蜀郡守，興教育、舉賢能、修水利，政績卓著。文翁在蜀地興辦漢代地方官學，功德垂於青史，被譽為“古代教育史上一顆明星”。
鄭玄 （127年～200年），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他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使經學進入了一個“小統一時代”。著有《天文七政論》、《中侯》等書，共百萬餘言，世稱“鄭學”，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後人紀念其人建有鄭公祠。
[閱讀鏈接]
董仲舒自幼天資聰穎，少年時酷愛學習，讀起書來常常忘記吃飯和睡覺。其父董太公看在眼裏急在心上，為了讓孩子能歇歇，他決定在宅後修築一個花園，讓孩子能有機會到花園散散心歇歇腦子。
第一年花園初成，但董仲舒捧竹簡，隻知閱讀。第二年花園建起了假山，董仲舒頭都不抬。第三年花園建成，全家在花園中邊吃月餅邊賞月，董仲舒卻又找先生研討詩文去了。董仲舒以三年不窺園的求知欲，遍讀了諸書，終成儒學大師。
魏晉南北朝的官學
東漢末年，時局動蕩，變化多端，官學的學製設置發生了越來越大的變化。尤其是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學紛呈百態，難以劃一；五胡諸國，南北六朝，自行其是，因勢造置，學製方麵也無一定成規。
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的官學雙軌體製，是由於門閥政治製度的進一步強化。當時的門閥士族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均占有獨特的地位，他們要求在現行的官學體製中擴大其文化優勢，而現存的太學不能滿足這種需求，於是，278年在太學之外另設國子學，從此太學與國子學涇渭兩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