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子學為貴胄學校，太學則專收六品以下庶族地主官僚及平民子弟。這種區分士庶貴賤等級的學校製度從此在形式上正式確立，並一直延續了1000多年之久，成為古代封建社會的基本教育形態之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庶雙軌的學校體製建立之後，其發展並不穩定。這一點，與門閥勢力的消長有直接的關係。
東晉時期，經過多年的戰亂，門閥士族勢力遭到很大削弱，江左苟安之時，也未完全恢複，竟不能有效地控製國子學這樣一小塊專有的領地，以致庶族布衣竟不顧禁例，爭躋於其間，高門大族雖譏諷國學生員混雜，並自恃清高，卻又無能改變這種士庶爭奪官學位置的現狀。
晉宋時期，隨著庶族地主勢力的增強，其在教育領域，也多染指國子學。宋齊之間，國子學也興廢無常，勸課不廣，其教學成果遠在一般學校之下。梁武帝曾經開置五館，已是不分士庶，廣招生徒，而國子學雖然並存於世，其規模及影響竟遠在五館之下。
北朝時期官學最初未分雙軌，北魏時期道武帝建都平城，先立太學而無國子學，後來增設國子太學，其時生員貴庶混一，而且學製未分。明元帝在位時，將國子學改稱“中書學”，另立教授博士，但學校設置仍未分立。至太武帝時方在平城以東別置太學，並征辟範陽盧玄、渤海高允等名士，拜為中書博士，兼掌太學、中書學之教。
但此時北魏時期貴族大體是指鮮卑拓跋舊部及北邊部落氏族貴族而言，尚未歸化於魏晉以來傳統的門閥政治範疇之內，至太和改製時期，鮮卑貴族才逐步門閥化，並確定了族姓等級製度。與此相適應，北魏時期官學適應門閥製度的需求，正式確立了士庶雙軌的體製。
後來北魏時期邊鎮將領擁兵起事，從此，門閥大族多於戰亂之中顛簸離散。因此，從北魏孝明帝後期開始，士庶雙軌的官學體製已名存實亡，終至隋代也未曾改觀。
魏晉南北朝時期，州郡學校製度的建立和完備，主要是在十六國時期的後趙和北朝元魏政權中完成的。南朝的宋、齊、梁、陳雖有地方官學與中央官學並行於世，但沒有形成常規。
北魏時期基本統一了北方後，加快了鮮卑族漢化的進程，並重視恢複和發展朝廷及地方學校教育，以此作為漢化政策實施的重要組成部分。
466年，北魏獻文帝拓跋弘製訂出古代第一個郡國學製模式，其內容包括：
學校的規模與設置，按諸郡的大小分級排列；教師的錄用標準；學生的錄取標準與次序。
北魏時期天安學製的公布與實施，標誌著古代郡國學校教育製度的正式建立，從此，地方教育改變了先秦時期相對獨立於官方之外的狀態，開始在行政、設置及教學內容等方麵逐步地增加了官方統一控製的比例，這也是封建專製文化建設日趨發展的必然後果。
北魏時期，曆朝地方官學體製的設置，雖在形式、內容等方麵略有損益，但基本製式和性質大體不變。因此，北魏時期天安學製模式是古代封建社會地方官學的基本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天安學製強調儒家經典和恢複名教的地位，也反映了北方地區經曆了十六國戰亂之後，重建封建生活秩序、恢複儒家倫理觀念的曆史要求。這一要求，無疑也是推動社會文化建設的動力之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學的學校種類有所擴大，學科內容也更加豐富。這一點，與魏晉南北朝時期豐富活躍的社會文化現狀有直接的關聯。就學校種類而言，由於突破了秦漢時期以來單一的太學模式，魏晉南北諸朝時期官學類型不斷分化擴大。其數量也因勢消長，絕非兩漢之常規所能囿限。
這一情況同當時學術文化的活躍狀態、不同社會階層對文化教育的多方麵需求，有直接的關係；同時，胡漢文化的融合、帝王的雅好、國家政策的調整及和平環境的產生，均成為推動官學改進的力量。
五胡十六國時期，後趙於太學之下，又設宣文、宣教、崇儒、崇訓等小學19所，後秦除太學、國子學之外，又設逍遙院，專門從事佛經的研究與教學；同時，還在長安創建律學，召郡縣散吏，教授有關刑獄方麵的專門知識，這是古代最早的刑律學校。
宋文帝元嘉年間，設置玄學、史學、文學、儒學四館；宋明帝時期又設總明觀以統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當時儒、道、文、史、陰陽諸單科學校，屬於綜合性的研究學院，從而開創了古代綜合大學與研究院合為一體的先例。
南朝齊國時間最短，但也廣開武校，並置學士館，其辦學形式，也有獨到之處。梁武帝在位期間，除置五館教授五經之外，又置集雅館，以招遠學；又建士林館，廣納學人。
北朝時期官學，多承漢魏遺風，兼采江左風情，而又自成一體。北魏官學除太學、國子學之外，又開皇宗學和四門小學。
皇宗學的建立，把皇室子弟的教育正式納入到官學教育的體係之中，是對先秦時期朝廷保傅教育的重大改革。這一改革的成果，也說明對於皇室子弟進行漢文化教育，是太和改製期間的一項重要的政策措施。
四門小學的設置，雖然沒有詳細的史料說明其內容，但確實開創了古代四門學的先例，當是一種庶人教育的初級學校。同時，北魏時期伴隨佛、道勢力的消長，一度設置崇玄署，這雖然不屬學校類型，但也內設仙人博士，專掌道教禮典與研究。
此外，北魏時期還設有太史博士、律博士、禮官博士、太醫博士、太卜博士、方驛博士，這些博士雖不盡以教學為專職，但多於常職之外，兼負傳授專業知識，培養專業人才的職責。這種現象是古代職業技術教育的主要官方形式，被隋唐時期以來曆代承襲。
北周時期官學的設置，帶有明顯的複古傾向，並對魏晉時期的傳統，給予大膽的否定。以皇室子弟學校為例，即完全仿照《禮記·內則》建製：虎門學為天子路寢之門學，也即內學；路門學則為燕朝之外的路門之學，相當於西周的門塾之學，也即《內則》所謂的“外傅”之學。這種完全模仿西周舊典的學校建置，也是北周時期管理者標榜自我承運西周正朔、服色，強化正統地位的政策內容之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學種類的分化與學科內容的擴大，具有混合一體的關係，即學校的設置與學科的設置，尚未分解成兩個獨立的，或相互包孕的概念；在這種意義上，一個新學科的建立，就意味著同一專科學校的出現。
學校類型和學科門類的擴大，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學術文化事業多方麵發展的成就，也體現了當時文化學術的多元性特色，並促進了社會文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為完備的唐代官學體製和學科文化建設，奠定了曆史基礎。從這種意義看，魏晉南北朝時期實為古代官學的飛躍發展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學的經營和辦學手段，具有多樣性的特點，為後世官學教育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先例。官學經營頗具特色的主要有：後趙、宋、齊、梁和北魏的官學。
後趙石勒有功於教育者，一是擴大了小學的名目，反映其辦學形式的多樣化；二是頒定了郡國立學的詔令；三是采用了分科教學的形式。
南朝時期宋文帝崇尚文治，元嘉興學，設置四學，既不拘常規，因人而立。這種辦學形式，可謂對教師遷就備至，既有禮賢下士的因素，但也反映了當時辦學觀念的靈活多樣。
南朝梁武帝辦學也頗具有特色。梁武帝所設五經博士，本為漢魏傳經，但不同的是，梁武帝將五經分設五館，這是古代官學史上最早的經學專科學校，在辦學形式上也大大突破了漢魏舊學模式。
齊武帝於485年興學，因世家大族出身的國子祭酒、臨沂王儉精通禮學，諳究朝儀，遂省總明觀，將學士館開辦於王儉家宅。這種門閥家學與官學合流的形式，在古代官學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齊官學的衰敗和門閥家學對官學的兼並。
北魏時期辦學是其漢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相應，北魏時期官學也以此漢化政策為辦學的宗旨。比如為學生授官品之待遇，就反映了北魏時期辦學並不完全拘於漢學的傳統，因勢而設，注重實際的特征。
魏晉南北朝政權，雖然多於戰亂中建成，但仍然將視學、養老、釋奠作為官學的古老傳統，其宗旨在於昌明政教法令，顯示帝王養賢尊德、重視文教的意願，對全國教育的發展具有法定的指導和示範作用。
晉代諸帝多躬講《詩》、《書》、《孝經》、《論語》，親臨太學釋奠祀孔。南朝宋文帝也重視釋奠、視學禮儀，並因襲晉製，由太子釋奠國子學，講授《孝經》。其後，齊、梁、陳諸朝朝廷，也多有視學釋奠活動。北魏朝廷十分重視養老、釋奠禮儀以此標榜名教，倡勵儒學。
這一時期視學、釋奠、養老活動的頻繁舉行，既反映了當時政局變化多端的一個側麵，也正反映了管理者力圖撥亂反正，重建儒家倫理秩序的努力。從中也能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並恢複了漢代“以孝為本”的倫理教育傳統。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學，逐步形成並確立了中央官學的雙軌體製，郡國學校製度逐趨完備，學校種類和學科門類擴大，辦學形式靈活多樣、不拘常格，重視國學的視學、養老及釋奠禮儀。這些發展變化，上承秦漢，下啟隋唐，在古代官學史上具有一定的意義。
[旁注]
五胡 兩晉南北朝時期，伴隨著晉代朝廷的衰落與南遷，原居北方的少數民族紛紛南下，與漢族比鄰，並先後建立了15個北方政權和一個西南政權成漢。由於這些政權主要是由匈奴、鮮卑、羯、氐、羌5個少數民族所建，史稱“五胡十六國”。
門閥 是門第和閥閱的合稱，指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門閥製度是古代曆史上從兩漢時期至隋唐時期最為顯著的選拔官員的係統，其實際影響造成國家重要的官職往往被少數姓氏家族所壟斷。唐代逐漸被科舉製度所取代。
國子學 是封建時代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晉武帝於276年始設，與太學並立。國子學與太學，名稱雖異，曆代製度也有變化，但俱為最高學府。唯當兩者並設時，國子學之教育對象乃屬於更高級統治者之子弟。國子學一般設有博士、掌教、助教、直講等職員。
鮮卑 鮮卑族是繼匈奴之後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遊牧民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影響最大的少數民族。屬阿爾泰語係通古斯語族，興起於大興安嶺。鮮卑族起源於東胡，在秦漢之際，退保鮮卑山，以山為號。隋唐時期，鮮卑作為民族實體和政權實體逐漸減弱，融入其他民族之中。
四門小學 國立學校名。北魏孝文帝於496年置四門小學博士，專門麵向皇族子弟的皇宗學。作為皇宗學的延續，四門小學在北魏末期並沒有真正發揮作用。北齊時期循北魏時期製度，設國子、太學、四門學，至唐代四門小學逐漸演變為大學性質的中央學校，不再針對宗室子弟，轉為麵向低級官僚子弟及一般百姓。
正朔 漢武帝時候和太初曆直至今天的夏曆，都用夏正。古時改朝換代，新王朝常重定正朔。雖然漢以後朝代很少改正朔，但改年號，頒曆法仍然是天子體現皇權的重要手段。舊時稱曆書為皇曆，蓋因曆書必由皇帝所頒。直至近代，曆法正朔，仍被視作是政權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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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王朝的第六位皇帝，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親政後推行漢化改革，史稱“孝文帝改革”。他的改革中有涉及習俗方麵的內容：一是建行大典的明堂，開辦太學，征求典籍，並定禮樂；二是在洛陽建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大興儒術，重用儒生，以爵賞獎勵學士。
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使胡漢兩族的血統、宗教、言語、風俗，和習慣等，從此徹底溶入於漢族的集團中，對各族人民的融合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