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啟後——教化之風2
南北朝時期的家學
門閥家學大體為門閥政治的產物，而家學本身又有其獨特的曆史淵源；兩者的合流，起始於漢代末期，成形於魏晉時期，至南北朝時期則趨於鼎盛，並漸次衰落。
魏晉之初的世家大族，大多為漢代末期的儒學高門。故其家學世業，也與此有血脈承傳的聯係。
如西晉潁川荀氏，其家學世傳，上承漢末大儒荀爽，子孫世傳學業，為西晉儒學高門。再如漢末大儒範陽盧植，其後代以儒學標榜門戶，其孫盧欽為西晉名儒，直至北魏，範陽盧氏仍為當世儒學大族。
此外，如東海王氏、河東衛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均為漢代末期以來世以儒業顯貴的門閥大族。其中，東海王氏家學流布最為深遠，直至南朝梁世，仍為最顯貴的門閥大族。除此之外，起家於東漢末年的泰山羊氏；起家於魏晉時期的陽夏謝氏，河東裴氏，均以儒學高門傳世，前後達數百年之久。
門閥家學的存在，旨在維係家族的世代特權和優越的文化地位。其對學術文化的世襲壟斷，不利於學術的發展和更新，不過，借助血緣的紐帶來延續學術文化的生存，並利用家族血緣的網絡來構築某種封閉性的文化堡壘，正與封建的家族政治相適應。
與此同時，因其是在動亂之中，利用家族的權力及穩定性，保護和延續學術文化的有效手段。而一旦經曆了動亂之後，門閥家族的特權削弱、家族的觀念淡薄，出現了有利於學術文化自由發展和生存的社會環境，在亂世之中一度仰賴門閥家學保存的學術文化，就會成為全社會範圍內學術文化全麵升華、融合的重要源泉。
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家學的發展，正是經曆了上述的過程。在曆經治亂更替的幾百年中，舊的世族集團在亂世之中衰落，一旦政局初見平寧，又在舊的廢墟中滋生出新的世族集團，而舊世族或在動亂中絕戶，或者重振門戶。門閥家學也相應地發生著類似的變化，一些舊的門閥家學衰落了甚至絕傳了，而新的門閥家學又滋生出來。
在這種新舊興廢更替的過程中，門閥家學經受了社會風雨的洗禮，社會化的因素，不斷擴大，並最終演化成為社會大文化的有機成分之一，而將家族文化與社會文化分離開來的那種血緣性隔膜，也日漸融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家學的內容頗為廣泛，其形式和特色各異，但總括而論，有以下幾方麵的內容或特色：
第一，門閥家族大多重視肅整家風，倡導忠孝為本的倫理觀。比如，臨沂王曇首為漢魏時期世代顯赫的名門大族。仕宋官至太子詹事、侍中，其門戶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為飾玩；兄弟分財，唯取圖書而已。再如，北魏時期博陵崔挺為魏晉時期的門閥大族，世尊儒家“重義輕利”價值觀。據說他的家族“三世同居，門有禮讓”。後因頻遇饑年，兄弟分家，彼此推讓田宅舊資，爭守墓田而已。
第二，儒學高門多以專經世傳。諸如：西晉時期河東大族王接，世修儒史之學，尤精於禮傳；會稽人賀場，為晉司空賀循的玄孫，其祖賀道力，精通《三禮》，其後子孫傳習《禮》學，並視之為家業。
第三，多有專守一技之長，而為世業。諸如：南朝時期宋琅琊大族王淮之，自高祖以來世任朝職，曾祖王彪之任職尚書令，練悉朝儀，從此家世相傳；南齊時期傅琰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大體家學所傳，有家世史官者，有祖傳醫藥者，有世習天文數術者，有父子並有琴書、丹青之藝者，也有書法、篆刻世家者。
第四，由於佛教、玄學的影響，南方門閥家族，也多成為文學玄談之淵藪。如江南望族出身的張鏡，其祖輩多以才學擅名，張氏兄弟5人，時稱“張氏五龍”。張鏡仕宋官至新安太守，名儒顏延之聽其言談清玄，深為心服。其侄張緒，被名儒袁粲讚有正始遺風。其家族中人張邵，張敷父子，好玄言，常常與名士宗少文談論。自晉代末期，吳國張氏，累世顯貴，並以玄談擅名，奉佛著稱。
至於文學世家，則有梁時彭城劉孝綽，其辭藻文章，多為後進所宗，兄弟、諸子70餘人，並能屬文。還有琅琊臨沂大族王筠，為漢魏時期名儒王朗、王肅的後代，累世以文才辭賦擅名。
值得注意的是：門閥家學在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兩個明顯的趨勢：
其一是在傳習家學世業的同時，廣泛地吸收、博采眾學之長，而不囿於祖業之舊學。比如，南朝時期宋大臣、著名天文學家、無神論思想家、名儒何承天，因其母為東莞大儒徐廣之姊，幼承母訓，得傳徐廣家學，同時廣求名師，儒史百家，莫不盡覽，並至廬山拜於慧遠禪師門下。
又如，北魏趙郡李孝伯，其家族世傳《鄭氏禮》、《左氏春秋》，李孝伯在少時傳父業的同時，又博綜群言。這種博學眾長的風氣是門閥家學得以更新的重要動因。
其二是門閥家族素有廣集圖書的傳統，這使得門閥家學得以廣泛地吸收古今社會文化的學術精華，並進一步社會化，開放化，同時也有利於保存學術文化遺產。比如，梁時王僧儒，出自名門大族，為漢魏名儒王肅的八世孫，嗜好墳典，聚書至萬餘卷，篤誌精力，於書無所不覽。
在門閥中人，類似王僧儒的藏書大家，為數甚多，不勝枚舉。這種豐富的藏書，為士族子弟提供了優越的讀書條件，這也是門閥家學得以興盛，並世傳不絕的重要原因。
門閥家學至南北朝後期漸趨衰落，但其根底雖敗，學業猶存，並逐步與官學及社會範圍內的私學合流，成為集大成之學的隋唐時期文化教育的重要源泉之一。
[旁注]
朝儀 是古代帝王臨朝的典禮。按規定：天子麵向南，三公麵向北以東為上，孤麵向東以北為上，卿大夫麵向西以北為上，王族在路門右側，麵向南以東為上，大仆大右及大仆的屬官在路門左側，麵向南以西為上。朝儀之位已定，天子和臣子行揖禮，禮畢退朝。
玄學 是對《老子》、《莊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說。產生於魏晉時期。是魏晉時期的主要哲學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現的一種哲學、文化思潮。魏晉玄學使古代哲學的概念以及這些概念間的關係的探討大大發展起來，盡管許多概念在以前的思想中也使用過，但魏晉時期玄學家卻給了他們以新的意義。
墳典 古代典籍。三墳、五典的並稱，後轉為古代典籍的通稱，包括“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古書。“三墳”指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之書；“八索”乃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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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時期官員崔挺尊奉儒家重義輕利的價值觀。他在地方任職時，掖縣有個人，年過90歲，腳踏板輿來到州治。自稱少時曾經充任林邑吏卒，得到一塊美玉，4寸見方，很有光彩，自己把它藏在海島，至今已有將近60年了。今天欣逢清明之治，自己願意把它奉獻官府。
崔挺派船隨他去取，這塊寶石果然光彩照人。但崔挺說：“我雖然德不比古人，還是不能以此玉為寶。”最後不肯接受，上表把玉送到了京城。被時人讚為兩袖清風的楷模。
隋唐時期的儒學教化
隋唐時期儒學教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教化製度的創立方麵，其足以影響後世教育的發展。
隋文帝楊堅非常重視振興學校。為了管理各級各類學校，他曾特設國子監，作為教育的行政領導機構。國子監初名“國子寺”，593年改為“國子學”，607年又改為“國子監”，從此一直為後世所沿用。
在當時，國子監設祭酒一人總管國家教育事業，在行政上不隸屬太常寺，是獨立的最高教育機構。通常，在祭酒之下設主簿、錄事等專職人員，負責統領各級各類官學。可以說，這是古代曆史上首次設立的專門教育行政部門，也是專門設置教育負責官員之始，在古代教育的曆史發展中，這是個了不起的進步。
在國子監控製下，首先發展健全的是以國子學為首的中央官學係統。除有傳統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外，隋代首創了書學、算學和律學等專科類的中央官學，形成了所謂的“六學”係統。
開皇初，隋文帝頗為倡導文教，設國子寺，使強學待問之土畢集，京城聚集的人來自四麵八方，負笈追師，不遠千裏，其中以齊魯趙魏學者尤多，其講誦之聲，道路不絕。
隋文帝晚年，轉而喜好刑名說，同時又發現國學雖然學生頗多，但徒有名錄，空度歲時，在601年廢天下學校，隻存國子學一所，有學生72人。
隋煬帝楊廣即位後，複開庠序，使國子學和郡縣學之盛超過了開皇初年，形成了隋代第二個興學高潮。在當時，遠近儒生紛紛前來，並被組織起來互相辯論學術問題。一名高級官員給他們排列名次，上報隋煬帝。因此許多寒士得以重振門庭；典籍研究盛極一時，南北的傳統兼容並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隋煬帝時的藏書量是古代曆代最多的，大興城和洛陽建有大藏書殿，而最終的成果則是規模宏大的秘書省，在洛陽藏有珍本，藏書總數達37萬餘卷。
隨著士族門閥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魏晉時期選官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製已無法繼續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後，廢除九品中正製，開始采用分科考試的方式選拔官員。隋煬帝時，正式設立進士科，典定科舉製度，古代科舉製度正式誕生。這是古代曆史上極其重大影響極其深遠的大事。
當時的進士科以考政論文章為主，選擇“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說隋煬帝優先考慮的是個人的品質而不是文才。他注重個人品質的選拔人才的政策，為唐代初期培養了大批的強毅正直的人才。
唐代初期，便大力發展文教事業。唐高祖李淵即位時即下令國子置生72員，取三品以上子孫；太學置生140員，取五品以上子孫；四門學置生130員，取七品以上子孫。在地方官學中，將郡縣之學分為三等，上郡學生60員，中下郡則各50員；上縣學生40員；中縣30員，下縣20員。至於對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還在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以教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