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教育製度的完備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執政階段。唐太宗開展了全麵的建設事業，在許多方麵為後世樹立了風範，開辟了領域，被後世奉為治世明君。
在這一時期，唐太宗曾於627年在門下省置弘文館，聚《經》、《史》、《子》、《集》4部書共20餘萬卷，精選天下著名儒者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等人以本官兼學士，以褚遂良為館主。館中不僅講論文義，商議政事，還傳授書法，教授經業。
639年，唐太宗在東宮設立了崇賢館，也就是後來改名的崇文館。自此，在13年左右的時間裏，在唐太宗等人的倡導和支持下，基本上形成了唐代以“六學二館”為代表的官學體係。
起初，唐代廷盡召天下經師老德者以為學官，廣建學舍1200區，大量增加學生員額。後又在屯營、飛騎等軍事建置中設學舍，並由博士教授。高昌、吐蕃以及高麗、百濟、新羅、日本等也都積極派遣子弟前來求學，學生總額達到8000餘人。
唐玄宗李隆基時是唐代學校興盛的又一個高潮時期。719年，唐玄宗敕令州縣學生選送“聰悟有文辭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那些貢舉落選而願入學者也可入四門學學習，這是後世貢舉入監之製的濫觴。
在這一時期還規定了學生補闕的製度。如國子監所管的學生由尚書省補，州縣學的學生由州縣長官補。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朝廷此時明確規定百姓可以任意設立私學，有願在州縣學寄讀受業者即非正式的寄讀生也可應允。在政策上為民間學術和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使不少學者從家學和拜師求教的私學中獲取了許多可貴難得的學識。
718年，置麗正書院，置文學名士徐堅、賀知章、張說等人為學士，在修書之餘亦行講讀之事，為後世書院教學提供了有益的經驗。725年，麗正書院改為“集賢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待遇頗為優厚。
至739年，朝廷敕今天下州縣於各鄉裏設立學校，擇師而教授，使當時的學校由州縣又進一步擴展到鄉裏，拓寬了教育的普及麵。
唐玄宗為了支持學校教育的發展，曾在753年敕令天下罷鄉貢之舉，規定不經由國子各學及郡縣學學習的學生不許參加選舉。盡管這一規定在兩年後取消，恢複了鄉貢之製，但其影響是積極的，對學校教育的發展有促進作用。
隋唐時期主要實行崇儒興學的文化教育政策，促進學校教育的發展。尤其是科舉製的創立，是封建選官製度的一大進步。衝破世家大族壟斷仕途的局麵，擴大了官吏的來源，提高了官員的文化素質，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因此，這一製度為曆朝沿用，影響深遠。
[旁注]
刑名 戰國時期以申不害為代表的學派。主張循名責實，後人稱為“刑名之學”。韓非把名辯學與法治緊密地結合起來，並使名辯學成為他建立和論證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的工具。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九品中正製 又稱“九品官人法”，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選官製度，是魏文帝曹丕為了拉攏士族而采納陳群的意見。此製至西晉時期漸趨完備，南北朝時期又有所變化。它上承兩漢時期察舉製，下啟隋唐時期之科舉，在古代政治製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封建社會三大選官製度之一。
進士科 隋唐時期科舉製度取士的科目之一。用分科考試的方法來選拔官員。隋代以後各朝代選拔官吏的主要科目。始於隋煬帝時，唐代科目雖多，而進士科特受重視。宋代以後其他科目多僅存空名，進士科遂成為科舉製度中的唯一科目。考試內容，自北宋時期雖屢變，而終於以經義為止。
弘文館 古代官署名。唐代置修文館於門下省，後改名弘文館，聚書20萬卷，為朝廷藏書之所，也為皇帝招納文學之士之地。同時集聚人才，開拓文化，功不可沒。
崇賢館 唐代官署名。唐太宗時置，屬東宮係統，後改稱“崇文館”。本為皇太子讀書之處。唐代在此設“崇賢館學士”，以侍講宮中。崇文館又是唐代的貴族學校。另外，崇文館也是宮內秘籍圖書校理之處，是一個大型的皇家圖書館。
麗正書院 唐玄宗時於718年設麗正修書院；724年在東都洛陽明福門外設麗正書院，第二年改稱“集賢殿書院”。置集賢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修撰官等官，以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等，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掌刊緝校理經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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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煬帝時，曾詔命天下諸郡繪製各地風俗物產地圖，編撰《諸郡物產土俗記》131卷、《區宇圖誌》129卷、《諸州圖經集》100卷。隋煬帝下令編撰的上述地方誌書，規模宏大，既是承前啟後的總結性著作，也是編撰全國性方誌圖經的開端，影響深遠。
當時著名的地理學家裴世矩，在奉敕去張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時，收集了有關西域的山川、風俗等資料，撰成《西域圖記》，書中有地圖，有記述，還有穿著民族服裝的各族人的彩繪圖，是地理學名著。
隋唐時期的經學成就
在隋唐時期教育之中，經學是權威學科，其內容主要是儒家思想。所製教材與吏學、文學、語言文字、考據、訓詁、倫理、教育等，均有極為密切的聯係。
隋唐時期學者明克讓著《孝經疏》一部，辛德源撰《集注春秋三傳》、《楊子法言法》，蕭威著《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40卷，張衝著有《春秋義略》、《孝經義》、《喪服義》、《論語義》等近30卷，牛弘修撰《五禮》，勒成百卷，劉焯撰《五經述議》等，為當時的經學教育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教學參考書或輔助教材。為後世的經學研究和經學教育拓寬了發展之路。
在隋唐時期經學教育和研究中，湧現出了如馬光那樣的“三禮”權威和房暉遠那樣的“五經”名家，經學教育已具備相當的規模和水平。
隋唐時期，著名學者王通在私人教學中對經學有較大的發展。他曾仿照孔子的做法開展私人教學，著《續詩》36篇、《元經》31篇、《易讚》70篇，其弟子記其演說彙成《文中子》一書。
和以往的經學教育不同，王通的教學推重《易經》。他教育學生注意鑽研和探討天、地、人的本質和相互間的聯係。其思想不僅在當時，而且對唐代末期、五代時期乃至宋元時期之學均有深遠影響。
唐代以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等方麵的振興和繁榮都需要經學者進一步的發展。唐高祖時，詔置州、縣、鄉學，在國學立周公、孔子之廟，高祖親事釋奠之禮。
唐太宗為秦王時，便在秦王府設文學館，招名儒房玄齡、杜如晦等18人為學士，共議天下大事。及即位，尊經學、興教化，在弘文毆集4部書20餘萬卷，並在殿側開弘文館，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敬、於誌寧、蘇世長、薛牧、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18人為學士，分班講論經義及文史，評論朝政，每至夜分乃罷。
628年，唐太宗下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大征天下儒士為學官，規定學生凡通一經以上者，即任用為官吏，以顯示其尊崇儒經、大興文教的政策。
647年，又詔以曆代經學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範寧、賈逵22人配享孔子廟庭。
這些舉措，表示對曆朝各派經學的普遍關注和兼容，為唐代經學的發展創造了一個較寬鬆的環境，在政策上避免了經學內部的分裂與爭鬥。
在傾聽各家名儒的講論之後，唐太宗為了將異說紛紜的經學統一起來，詔令國子祭酒孔穎達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共180卷，後於653年頒行全國。其間，曾有國子博士馬嘉運等對《五經正義》提出修改意見，使其書更加完善。自《五經正義》頒行之後，各級學校均以此為教材，每年科舉考試也以此為標準答案。
作為教材，《五經正義》偏重訓詁考據而輕視思辨和發揮。雖在一定程度上給教學、記誦、考試等帶來便利，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五經正義》一直受到執政者的重視，在唐代乃至後代的經學教育和科舉考試中一直占據獨尊地位。
唐人在教材選擇中反映出一種“務實”的和鑽研的精神。如在“三禮”之中，《五經正義》首先選擇的是曆來不被重視的《禮記》。它的內容更接近日常的社會生活，包括禮節、禮義、禮製、日常生活守則、孔子及儒家言行、儒學論文、時令、史料及多方麵的內容，內容廣泛、語言樸實，適應麵也廣。
其中的儒學精神更易為人們所接受，幫助人們具體細致地獲取多方麵的知識，了解儒家對人生、理想、教育、生活細節等的思考。
唐代將《論語》、《孝經》、《爾雅》等儒學教材也抬到了“經”的高度。唐玄宗時已在“禦撰”的《大唐六典》中規定，在教學過程中和科舉考試時，均要重點考“五經”，並要求兼習《論語》和《孝經》。
至唐文宗時，朝廷任長於經術的鄭覃為宰相，並奏議，刻“九經”文字於石，仿漢魏舊製，立石經於長安國子監，世稱“唐開成石經”。
在唐文宗時，石經內容增至12種，除加入《論語》、《孝經》而外，還增加了《爾雅》。這三部書入“經”，對唐代的經學教育有較大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