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古興學——開科舉士1
唐代末期及五代時期，群雄割據，政局紊亂，雖然朝代更替頻繁，但崇儒之風和經學雕印不比前朝遜色。五代時期各朝設置學校，雕印經書，獎掖明經人才非常普遍，在隋唐時期及宋遼金元代之間起著極為重要的中介作用。
古代教育在北宋初年，興起了大規模的興學運動。範仲淹和王安石重視教育的社會地位，主張通過振興教育來帶動全社會的變革，代表了中華文明優秀的重教傳統。元代朝廷對民間辦學形式采取了積極的政策，反映出教育對促進民族團結的非凡作用。
五代時期儒學和經學
在五代各朝中，後唐對學校教育較為重視。923年，後唐莊宗李存勖曾設國子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分掌教育之事。
927年，後唐明宗李嗣源時的太常丞段頤請博士講經，試圖振興文教。第二年正月，敕令宰相崔協兼判國子祭酒之職。崔協上任後奏請每年隻置監生200名。這200名監生有投名者，先令學官對其考試，根據其學業深淺程度，再議定收補之事。
後周世宗柴榮時期，朝廷在大梁天福普利禪院重新營建國子監，並營建學舍，成為後來宋代國子學的所在地，而在當時並無大的建樹。
五代之時，官學微弱，學館、書院等教學形式頗為發達，這類學校雖為名儒隱居講習之所，學習空氣比較活躍，但基本崇尚的還是儒家思想。
比如後晉時期學者竇燕山於私宅附近建有40間的書院，聚書數千卷。他還在家裏辦起了私塾，延請名師教課。有的人家因為沒有錢送孩子到私塾讀書，他就主動把孩子接來，免收學費。《三字經》寫道：
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
這是對竇燕山教書育人的讚揚。
五代時儒家私學發達的原因首先在於治國者的提倡，科舉考試的導向作用；其次是由於經學較之文學及其他學科易學，易於中舉升官；再有儒學發展到唐末五代已向簡易與實用的方向發展，其思想內容已從文人雅士向平民百姓滲透。
因此，發展與振興儒學在唐代末期及五代時期有官方和民間廣泛的社會基礎，也有良好的物質條件，其思想內容雖是保守的，但在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卻有著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五代時期雖興替頻繁，但學校和科舉都保持著，而且各自運轉自如。後梁取消了製科，在進士考試中詩賦、雜文、策論等也時有更易，但是，與經學教育有關的諸科，如“五經”、“九經”、“三禮”、“三傳”、明經、開元禮、童子科等，反而有了起色。
據文獻記載，五代存世的52年間，雖然朝代更易，但“五經”、“九經”、“三禮”等諸科，中選者動輒以百人記。原因是在承平之時，士人鄙視帖書墨義，朝廷也賤其科而不取，而喪亂以來，為士者往往從事帖誦之學，能夠舉筆成文者十分罕見，朝廷也隻好以“五經”、“九經”、“三禮”等諸科為士子進取之途。
五代時期經學教育較之隋唐雖無大的發展，但興建學館、書院和雕印經書，則是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五代時期經學教育和明經科的發展是由時代所決定的。五代諸朝都很重視儒家經典的印行、傳布和經學教育的發展。當時我國的印刷業和造紙業均有較大的發展，使作為教育重要媒介的書籍得以大量地印刷和流傳。學者除廣泛從事抄寫之事外，還普遍傳閱各種刻本。
書籍流傳的速度快，範圍廣，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學教育的恢複和發展，特別是帝王和重臣提供經書版本並主持經書的印行，更使經學圖籍傳播天下。
據《舊五代史·晉書》記載，晉高祖因喜好《道德經》，即命雕版印行。沈恬的《夢溪筆談》也記載：
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為版本。
又據《爰日齋叢鈔》記載：
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資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九經》，蜀主從之。
這些記載，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經學書籍雕印盛況。
當時除了大量印行《五經文字》和《九經字樣》等經學教科書，還刊印了《經典釋文》等經學參考書或輔助教材。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經學教育的普及。
雕版印刷術創始於隋唐之際或更早，而其大發展和應用於教材印製主要在五代時期。五代之初，主要是印詩集、韻書和佛經等。自後唐平蜀，受其雕版印經的啟示之後，儒家經典便在國子監中開始刊刻，和唐代的石經相參照，學習者可以在任何地方研讀儒家典籍，而不必非要到京師抄寫石經。
五代時期經學書籍的雕印，為學人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尤其為經學在民間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也使儒家經學在魏晉時期以後的又一次大動蕩中，依然保持其優勢地位，更對後世宋學的開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旁注]
三傳 是解釋《春秋》的三部書，就是《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左傳》也叫做《春秋左氏傳》或《左氏春秋》，相傳是春秋、戰國之際的左丘明所撰。《左傳》以《春秋》為綱，博采各國史事，編次成書，敘事明晰，繁簡得宜，保存了較豐富的曆史資料。
石經 是古代刻於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經籍和佛道經典。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刻儒家經籍的石經有七種：漢代的熹平石經，三國時期的正始石經，唐代的唐開成石經，五代時期後蜀的蜀石經，北宋時期石經，南宋時期石經和清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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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晉時期學者竇燕山十分注重對子女的教育。竇燕山的妻子連續生下了5個兒子，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培養教育兒子身上，不僅時刻注意他們的身體，還注重他們的學習和品德修養。在他的培養教育下，5個兒子都成為有用之才，先後登科及第。
當時的馮道，後來被稱為古代大規模官刻儒家經籍的創始人，他曾賦詩一首說：“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這裏所說的“丹桂五枝芳”，就是對竇燕山“五子登科”的評價和頌揚。
北宋時期的興學運動
古代教育在北宋初年，出現了一些重大變化，這些變化直接左右了北宋時期教育的發展和演變，為大規模的興學運動提供了各種有利條件。
北宋初年，朝廷改變了以往間接讚助民間辦學的做法，而是直接管理和資助、興辦地方州學，將重要藩府的州學正式納入官學的體製之中，並逐步形成了若幹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地方教育中心。同時，朝野對科舉之學的指責日益公開和普遍，並要求施行切實的改革措施。
上述的變化，已顯示出北宋初期興學的到來，具有客觀必然的曆史依據，並標示出有待於進一步深化的興學主題。
在這種情況下，範仲淹首開先河，主持推動了北宋時期第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興學運動，史稱“慶曆興學”，它是當時“慶曆新政”的重要內容之一。
範仲淹作為倡導興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慶曆興學之前，就對北宋時期教育所麵臨的問題及其弊病，做了思想和實踐方麵的認真探討，並提出了一係列針砭時弊的建設性主張。
早在主持南都府學教席時，範仲淹就上書執政大臣，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的治國之策。重名器就是要慎選舉，敦教育，通過恢複製科，改革常科考試，選用具有特異才幹的人才。主張通過興辦學校、養育群材、移風易俗，來實現天下大治的目的。範仲淹的這些主張，為其後的慶曆興學提供了指導方針，並在輿論上做了必要的準備。
1043年，範仲淹在主持新政大局的同時，積極籌劃興學，當年9月奏上的《條陳十事》，作為慶曆新政的綱領，其中前4項都與科舉教育的改革有關，說明教育改革在新政中占有至關重要的位置。其後，朝廷正式下詔興學，揭開了慶曆興學的序幕。
在範仲淹的推動下，慶曆興學的措施，主要是改革科舉考試方法，再就是在州縣立學，選部屬官或布衣宿學之士為教授，規定士必須在學校習業300天，方許參加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