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為了振興太學，選用擁護新政的著名學者石介、孫複主持太學講席，並建立為太學法度，以改進太學教學及規章體製。同時還設立四門學，允許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學，擴大了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學深造的機會。
雖然慶曆興學隨慶曆新政而夭折，但它的成就和影響，仍不容忽視。
慶曆興學為地方辦學提供了合法的憑據，首開州縣廣興學校的先例，普遍激發起州縣地方興學的熱潮。在新政失敗後，州縣興學的成就仍部分保留下來，一些新政人士被貶到地方後，仍熱心創辦地方學校，使慶曆興學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擴大。
慶曆興學整頓和改進太學、國子學的教學製度，一批碩學名儒主講太學，結束了國子學、太學徒為遊寓取解而無教學之實的狀態，開創了北宋時期朝廷官學的空前盛況。而且新任主講們對於改變浮靡巧偽的士學風氣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並對全國各地的學校起到了積極的主導示範的作用。
慶曆興學的改革措施雖未保留下去，但其敢事更張的觀念衝破了因循守舊的積習，感召和影響了一代士風，實際開創了北宋時期社會和教育領域的一個變革的時代。
此外，範仲淹等人提倡經濟實學，力圖將學校教學、科舉取士和經世治國三者統一起來，形成一個以學校為主體、科舉考試為手段、社會需求為目的的新教育體製。其目標雖未能達到，但這是自科舉製度創立以來所麵臨的第一次來自教育領域的認真挑戰，對於改變學校附庸於科舉的狀況、強化學校的社會功能，都起到了曆史性的推動作用。
範仲淹的慶曆興學雖然失敗了，但要求興學和針砭時弊的精神對後繼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就是在這種精神鼓舞下，在宋神宗即位後不久，朝野上下就圍繞著學校和科舉如何培養、選拔人才的問題，再次展開爭論，並圍繞著這一主題，開始了一場內容更為廣泛、細致的變法運動。
主持和推進這一時期興學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學者王安石。他在1058年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圍繞著人才的教、養、取、任等中心課題，提出了根治北宋時期教育、科舉、吏治弊病的改革方案。
比如王安石認為，宋代時期學校存在弊病而不稱養士之職，如學官選擇不嚴，而且無真才實學；教學內容空疏無用，但講章句記誦之學，與社會實際需求脫節等。
王安石的激烈議論震撼朝野，雖然不能馬上被宋仁宗所采用，但卻為不久後的變法興學，做了必要的思想和輿論準備，實際起到了此後興學指導綱領的作用。
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大計，次年再次提出興學複古、改革科舉的建議，並得到了大多數朝臣的讚同。但圍繞著如何變法的具體問題，當時也產生了諸多歧義。
經過辯論，1071年2月，宋神宗下詔，命王安石改革學校科舉。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改革太學體製，擴建太學規模，實行三舍法。將太學內舍生名額增擴至300人，繼而增至900人。將太學生員按等差分隸於外舍、內舍、上舍，此即三舍法。生員依學業程度，歲時考試藝能，依次升舍。隨著三舍法的推行，太學規模也在不斷擴大。
二是改革人才選擇製度。對人才選拔製度的改革，首先是在科舉考試之外，又立舍選一途，其作用在於強化學校的職能，部分取代科舉的作用。
三是為了進一步統一士論，1073年設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三經義，由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尃霧同修撰。最後修成《三經新義》，由朝廷正式頒行學宮，成為官方考試、講經所依據的標準教材。從此，士子參加經學考試，必宗其說，進而有效地改變了經說紛異的局麵。
四是創建和整頓國子監、地方學校及各種專科學校。立國子生員額200人，並從太學分取解額40人以下。從此，國子監稍具教養之實。同時加強專科教育，以培養具有一技之長的變法人才，如恢複設置武學，設置律學，設置了醫學提舉判局，分為方脈科、針科、瘍科，培養醫學人才。地方官學的改進，主要是設置諸路學官，並為之撥充學田，從而在物質上提供了保障。
王安石主持的熙豐興學，推動了北宋時期教育事業的發展。從此，在朝廷和地方形成了一個學科、內容、形式相對完整配套的學校網絡。
從範仲淹到王安石，北宋時期的大規模興學運動，在學校製度方麵的創造性變革，在思想內容方麵敢事更張的精神、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風範，均被後人樹為楷模，對保存和振興古代的優秀文化，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旁注]
範仲淹 （989年～1052年），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教育家。1043年，與富弼、韓琦等人參與“慶曆新政”。主持推動了北宋曆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興學運動，史稱“慶曆興學”。著有《範文正公文集》。
慶曆新政 宋代仁宗慶曆年間進行的改革。1043年，範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宋仁宗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後來，慶曆新政失敗，範仲淹貶到鄧州、杭州、青州。
王安石 （1021年～1086年），曆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文集》等。
參知政事 原來是臨時差遣名目，唐太宗時以李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事始正式作為宰相官名。至宋代，則演變成一個常設官職。協助宰相處理中樞事務有兩種方式：一是幾位參知政通盤協助宰相處理各方麵政務；二是幾位參知政事各負責某一方麵政務。
[閱讀鏈接]
範仲淹出身貧寒,刻苦學習入仕後,不忘助人為樂,為社會做出奉獻。這種奉獻精神最生動地體現在他以俸祿購義田,設義莊,創義學等方麵。義學的支出皆來源於範仲淹所置義田的收益。義學經費的管理在其手訂的“義莊規矩”中有嚴格規定。
範仲淹設義田、義莊、義學，並對之進行有效管理，在教化族眾、安定社會、優化風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時，啟開了我國古代基礎教育階段免費教育的新風尚、新篇章。
兩宋時期的蒙學教育
古代的蒙學教育，是指連接於小學與學前幼童之間的一種啟蒙教育形式。它通過鄉校、家庭和社會教育，利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對兒童進行知識傳授和道德啟蒙。在這方麵，宋代取得了重要成就。
宋代蒙學的場所有鄉學、村校、家塾、舍館等，還有利用農閑季節專為貧民子弟設置的冬學。
宋代蒙學教育的一般目的和任務，是對兒童進行道德啟蒙教育，幫助孩子保養本真的天性，注重基本文化知識的傳播，注重養成正確的學習方法、態度和學習習慣，同時，也重視結合兒童的興趣和愛好。
在童蒙教育中,宋代理學家關於小學教育的主張，發生著廣泛的影響。在對兒童的道德啟蒙方麵，宋代學者認為，幼學之年的孩子，先要分別人品上下，向善背惡。
比如宋代理學家朱熹在《小學》中指出：
小學與大學的目的一致，是要“防其幼”，收放心，養德性，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是學習“做人的樣子”。
保養的孩子本真天性，是以孟子性善論為依據的。北宋時期文學家楊億在所著《家訓》一書中就曾明確指出：“童稚之學，不止記誦”；而是要“養其良知良能”。
所謂良知良能，就是相信兒童生來具有一種先天向善的本能。蒙學教育的目的就是保養這種本能，使其不被後天物欲所侵而失去本色。以後南宋時期理學家有關蒙學教育的一係列論述，大多也發自這一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