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經 漢代出現之選舉官員的科目，始於漢武帝時期，至宋神宗時期廢除。被推舉者須明習經學，故以“明經”為名。龔遂、翟方進等皆以明經入仕。明經由郡國或公卿推舉，被舉出後須通過射策以確定等第而得官，漢代設置這一科，為儒生進入仕途提供了渠道。
尚書令 官名。始於秦，西漢沿置，本為少府的屬官，掌文書及群臣的奏章。漢武帝時以宦官司擔任，又改稱中書謁者令和中謁者令。漢成帝時恢複尚書令名稱權勢漸重領導尚書。東漢政務歸尚書，尚書令成為對君主負責總攬一切政令的首腦。
[閱讀鏈接]
漢代實行的察舉製，是由地方長官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兩漢時征召有很多有才學的人。
東方朔本為一介平民，但卻在漢武帝征召時通過上書自薦到武帝身邊任職。漢代文學家和哲學家揚雄則是由於漢成帝賞識他的文才被直接征召到宮裏擔任給事黃門郎。撰寫《漢書》的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被征召，漢明帝讓他入宮任蘭台令史。科學家張衡也是因為聲名遠播，被漢安帝征召為郎中，後又升為太史令。
魏晉南北朝的選士製度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曆史上由統一轉為分裂和長期戰亂的時期。這個時期學校教育興廢無常，特別是國家辦的官學，在數量上大大減少了，學校教育總的趨勢是在走向衰落。
與此同時，由於分裂動亂，戰爭頻繁，士人流散各地，鄉、亭、裏地方組織遭受破壞，致使漢代以來的“鄉舉裏選”為主的察舉製度，事實上難以實行。這就必須對選士製度進行改革了。
曹操在漢末群雄割據、軍閥混戰之中，企圖剪滅群雄，一統天下，但如何做到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成為一個迫切的課題。同時，曹操也從漢代的選人製度中發現了察舉不實和過分注重品德的弊病，因此提出“唯才是舉”的用人主張。
曹操曾數次發布求賢令，他明確指出，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隻要是“高才異質”，隻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就可以起用他們來治國安邦，這無疑是非常時期對用人標準的放寬政策。這一指導思想的改變，帶來了“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的盛況，從而為建立新的選人製度創造了條件。
曹操去世後，曹丕采納了禮部尚書陳群的建議，把曹操“唯才是舉”的方針製度化，於是九品中正製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選官製度。
九品中正製的關鍵環節是設置中正。所謂中正，就是負責對某一地區人物進行品評的官員。有大小之分，州設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數郡人物之品評，各郡則另設小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長官推舉產生，晉以後，改由朝廷選授。其中郡的小中正官可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舉，但仍需經朝廷任命。
中正官的主要職責就是品評人物。品評的內容主要有3條：一是品評人物的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二是對個人品行才能進行總評；三是確定品級。
所謂“品”，就是綜合士人德才、門第所評定的等級，共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類別卻隻有上品、中品和下品3類。二品至三品為上品；一品為虛設，無人能達到；四品至五品為中品；五至九品為下品。
九品中正製是選士製度的革新，具有一定的進步性，確實起過選賢使能、唯才是舉的積極作用。但由於士族勢力日益膨脹，中正官幾乎全部被盤踞朝廷的士族大官所壟斷，變為擴大士族勢力、鞏固門閥製度的工具。後來隨著門閥製度的衰落，此製終被廢除。
魏晉南北朝時期，察舉仍是基本的入仕途徑之一。魏文帝黃初年間改察舉員額為各郡每40萬人歲舉孝廉一人，又廢除了限年40人的規定。
西晉初年定製，秀才科也須進行對策，五策皆通方能拜為郎中。至此，察舉形成了秀才對策而孝廉試經，以策論、經術二途每歲考士的格局。
東晉初年，凡是地方薦舉的秀才、孝廉都不考試，朝廷立即授予官職。從東晉元帝開始，地方薦舉的孝廉、秀才要考試，成績太差的，所薦舉地方的刺史、太守就要被免官。所以許多孝廉、秀才不敢來朝廷報到，即便來了也托病不考。這反映出當時被薦舉的孝廉、秀才，很多是沒學問的，隻是憑借門第和關係被薦舉的。
針對這種情況，尚書孔坦建議讓薦舉來的秀才、孝廉在學校補習幾年再參加考試。晉元帝同意孝廉舉來後可以延到七年後再考試，但秀才仍然是舉來後就要策試，因此諸州秀才聽到要考試就懼怕。比如有一年，臨到秀才考試，考生們的畏懼，不肯去，結果隻有穀儉一人報到，沒能策試，他以為恥，上表要求策試，後考試優秀，任為“中郎”。
南北朝時期的選士製度，體現了各個時期的特點。南朝宋武帝永初年，宋武帝親至延賢堂策問秀才，表示重視考試。宋文帝元嘉年間限年30歲以上方能為官，增加了年齡限製。
由於薦舉中濫竽充數、弄虛作假的相當普遍，因此，宋孝武帝時下令要“非才勿舉”，薦舉來的人如不堪任用要遣送回鄉甚至加以禁錮。
宋明帝時，尚書都令史駱宰提出策試秀才的評定成績標準，5個問題全答對為上等，答對三四個題為中等，答對2個題為下等，一問都答不對的落第。
尚書殿中郎謝起宗不讚成這種辦法，認為不必看答題多少，主要看回答內容是否深透。最後還是同意駱宰的建議。這是我國古代自實行考試製度以來，第一次提出了“對策”的具體評分標準。
南朝梁武帝天監年間設立了五經博士，並開設“五館”，學生由學館供給膳宿，學館中定期考試“五經”，成績優良的，便可委派官職。
這五館學生不限名額門第，既照顧了士族的權利，同時也給中小地主以及寒門子弟接受教育，步入仕途的機會。所以四方弟子負笈求學的非常踴躍，五館學生曾達數百或近千人。梁武帝下令說：凡經過考試能通一經的，隨才錄用，中小地主寒門子弟也不例外。
北朝孝廉、秀才的考試同南朝一樣。北魏孝文帝多次下詔察舉，親臨思義殿，策問秀孝。北魏宣武帝時，孝廉、秀才策問盛行，每年人數很多。考察孝廉偏重於儒經章句，策問秀才偏重於文學修養。據《魏書·文苑傳》載：孝明帝時，舉秀才，“問策五條”。這是因襲了南朝宋明帝時五問全答為上策的考試標準。
北齊承北魏舊製，更注重考試，北齊文宣帝於559年命令藏書家、官員辛術察舉官員百人，辛術重視考試，“取士以才器”。考試射策10條，能通8條以上，給以九品官職。北齊皇帝常坐朝堂，親自策試秀才、孝廉，發現有錯誤漏字者，即點名訓斥，罰退站在席後；對字體不工者，即罰飲墨水一升；凡文理不通者，即奪去坐位並解下佩刀。這是皇帝利用考試集中選取官吏的一種方式，也是後來科舉殿試的先聲。
北朝後期由於九品中正製走向衰落，在薦舉孝廉、秀才時對門第出身的要求不斷放鬆，而對考試的要求卻越來越嚴。
北朝的秀孝之選，形成了秀才試文、孝廉試經的考試格局及嚴格的考試等第評定，出現了黜落之法，致使察舉秀孝日趨向一種以考試為中心的取士製度演變。
此外，為改變門閥士族“平流進取”、無功受祿的狀況，北朝最高執政者加強了官吏的考課製。北魏宣武帝以後“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的考試製度化，其考試的成績直接影響到升遷等問題。
隨著察舉秀孝考試製度的加強，推及公府辟召、學校擢選及官吏考課諸環節，北朝日益強大的皇權通過加強考試製度舉用賢才，以保證訓練有素的官吏承負職事，確保官僚機器的正常運轉，並以此強化其皇權地位，抑製士族勢力。同時以加強察舉中的考試和官吏考課，補救九品中正製的諸多流弊。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居於主導地位的九品中正製，是以“唯才是舉”為起點，卻以壓抑人才而告終。這時期仍沿用了兩漢的察舉選士製度，卻被納入了受中正製約的範圍之內。
隨著社會發展的要求，迫切需要一種新型的選官考試製度來替代它，科舉考試製度便應運而生了。
[旁注]
官學 是指我國封建朝廷直接舉辦和管轄，以及曆代官府按照行政區劃在地方所辦的學校係統。包括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共同構成了我國古代最主要的官學教育製度。中央官學在漢代正式創辦，時為太學。地方官學也自漢代開始設立，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鄉曰庠 ，聚曰序。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是主管朝廷中的禮儀、祭祀、宴餐、學校、科舉和外事活動的大臣。禮部是我國古代官署。南北朝北周始設。隋唐為六部之一。曆代相沿。長官為禮部尚書。考吉、嘉、軍、賓、凶五禮之用；管理全國學校事務及科舉考試及藩屬和外國之往來事。
士族 又稱門第、衣冠、世族、勢族、世家、巨室、門閥等。門閥製度是我國曆史上從兩漢到隋唐最為顯著的選拔官員的係統，其實際影響造成朝廷國家重要的官職往往被少數氏族所壟斷，個人的出身背景對於其仕途的影響，遠大於其本身的才能與專長。隋唐時期，門閥製度逐漸被科舉製度所取代。
策論 古時是指議論當前政治問題、向朝廷獻策的文章。就當時政治問題加以論說，提出對策的文章。古代，朝廷開科選士，向來以“策論”作為主攻，文采飛逸者更好，但你的見解獨到，才是上上之選，皇帝就當時的時政、農事、民風等問題出題，由考生對答，這就是對策。
尚書都令史 官名。西晉置。西漢初置尚書，僅四曹。東漢增為六曹，每曹一尚書。另有左右丞各一人、侍郎36人、令史21人。侍郎、令史分隸各曹辦事。魏晉時曹的人數增加，令、仆、左右丞職務繁劇，遂增尚書都令史8人，令、仆、二丞之屬吏。隋改都令史為都事。
北魏孝文帝 （467年～499年)拓跋宏，北魏王朝的第六位皇帝，原名拓跋宏，後改為元宏。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親政後推行改革：鼓勵鮮卑和漢族通婚；評定士族門第，加強鮮卑貴族和漢人士族的聯合統治；參照南朝典章製度，製定官製朝儀。孝文帝的改革，對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各族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朝堂 漢代正朝左右官議政之處。語出《周禮·考工記·匠人》“九卿朝焉”。漢鄭玄注：“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公彥疏：“鄭據漢法，朝堂諸曹治事處，謂正朝之左右為廬舍者也。”亦泛指朝廷。
[閱讀鏈接]
據《陳書·儒林傳》載：南朝梁的岑之敬年16歲，考試《春秋左氏傳》與《孝經》，成績優秀，被擢為高第，梁武帝親自策試，提出許多難題，岑之敬對答如流，因而授“奉車郎”官職並給以優厚賞賜。
《顏氏家訓·勉學》中說：梁朝的貴族子弟在考試中多“顧人答策”，即雇人替自己考試。大同八年(公元542年)袁憲14歲為國子學學生，國子學博士周弘正當眾考試，質疑問難，袁憲神色自若，回答得正確無誤。國子學博士十分滿意。當時國子學學生考試多行賄作弊，而袁憲的父親拒絕歪門邪道，嚴格要求袁憲，所以考官出難題刁難，袁憲對答如流，不久被舉為高第。這一事實，既描述了梁代考試的趨向明顯地加強，又反映了考試中出現了行賄與雇人代答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