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正道——處世語錄2
文學品評《圍爐夜話》
那是在清乾隆時的1792年的一天，湖北宜都的一個人家裏，一個男孩出生了。孩子的父親希望孩子能終生以禮教和進學為信念，就從《史記·太史公自序》中那一句“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中取字，給兒子命名為王永彬。
說起來，王永彬的祖先是南宋時的主戰派學士王剛中，王剛中為官清廉，力主戰守，反對和議，曾奏明“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等四事，盡忠職守。升任宰相以後，更是為朝廷殫精竭慮，盡其所為。
家族的傳統具有奇妙的力量，百年之後，王永彬繼承了先祖剛直的硬脾氣，雖然有才學卻不喜功名，當上修職郎之後，他執拗地要求學生以修身為主，反而對科考不太上心。
古今以來研究儒家大義的人也不少，但不會有任何一個人能比得上王永彬的投入。王永彬時時刻刻以儒家的君子標準約束自己，然後諄諄教導學生們。甚至在有人犯了過錯時，他也是一遍一遍苦口婆心地對其講明道理。
當時的其他人隻當他是書呆子，但是他們漸漸看出來，王永彬是真的對聖賢之理全心投入，甚至在和朋友談及古今忠義之事的時候，還會激動到痛哭流涕。
當一個正直忠誠的臣民在談起孝義而流淚時，基本上就可以推斷出當時的社會風氣並不是那麼高尚了。實際上，王永彬經曆了清乾隆、嘉慶、道光、鹹豐、同治的5朝，見證了曆史為世人留下的道道痕跡。
在這5個王朝中，有盛景之時，也有頹敗之日，但王永彬隻一心研讀經書，像是一心想鑽回令他心儀不已的古代去。他一生涉獵廣泛，在著述授業之餘，經史諸子書法醫學都有研究，還喜愛吟詩，與高安周柳溪、彝陵羅夢生結詩社，號吟壇三友。
誌同道合的朋友和先賢們的智慧衝淡了王永彬的孤寂之感。雖說君主在他眼中還是不甚賢明的，學生們在他眼中也還是需要多規勸的，世風日下還是會讓他感慨不已，但經書上字字分明的語句和身旁的有誌之士，提醒著他心中那片“桃花源”的存在。
感慨之下，王永彬和千古以來無數文人一樣，決定留下一本著作闡述自己的思想，以自己心中的忠孝禮義傳世給後人。
先賢們的思想和智慧融在了王永彬的骨血裏。當他痛哭流涕時，似乎能感受到孔子當年問道時迷惘又絕望的心情；當他獨立在鬆林中時，似乎也能體會蘇軾下筆“千裏孤墳，無處話淒涼”時內心的孤寂傷感。
既然他們感染了自己，那為什麼自己不能去多感染其他人呢？王永彬打定主意，開始提筆。但是書應該叫什麼才好呢？
適合分享的當然是朋友。瞬間，王永彬回憶起了他和那幫老友把酒言歡、冬天圍爐調侃的情景。 在寒冷的冬夜，圍著暖暖的火爐，和知己談古論今，調侃心中所想，是多麼愜意的事啊！主意已定，王永彬提筆就開始寫下書名《圍爐夜話》。
這樣一個虛擬的冬日擁著火爐，至交好友暢談的情境，使《圍爐夜話》語言親切、自然、易讀，並由於其獨到見解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圍爐夜話》分為221則，以“安身立業”為總話題，分別從道德、修身、讀書、安貧樂道、教子、忠孝、勤儉等十個方麵，揭示了“立德、立功、立言”皆以 “立業”為本的深刻含義。
王永彬是個教諭，負責教導生員。自然，他對人的教育問題很是上心。他認為， 教育孩子要從幼年時抓起，要教導他們有正直、寬容、光明磊落的氣概和度量；在平常生活中，多省察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不能沒有勤懇自警憂患磨礪的思想修養。
但是光懂理論也是不行的，否則就成了葉公好龍似的裝模作樣和名不副實。正如他所說： 與朋友們的交流來往，一定要注意觀察朋友們和優點和長處，將他們各方麵的突出的地方加以學習，這樣才能從與朋友的交流中得到益處。對古代聖賢先哲們的教導，一定要在平時遵照去實行，才算是讀好了聖賢書。
在王永彬教導過的學生中，他看見過太多的天資聰穎的人因為懈怠而失掉大好前途，也目睹過太多本來堪稱是朽木腦袋的人因為勤奮而爭得光明未來。勤學苦練的作用，實在是不可小覷。
他說：“貧無可奈惟求儉，拙亦何妨隻要勤。” 貧困到了無法避免的時候，那也隻有依靠節儉來度過困境；稟賦上比較拙樸出沒有什麼關係，隻要肯勤奮學習，仍然可以補不足。
為人處事，要多從他人的角度考慮，看看是否會因自己的方便而使人不方便；讀書學習，卻一定要自己切實地下死功夫，因為學問是自己的，別人並不能代替。
一信字是立身之本，所以人不可無也；
一恕字是接物之要，所以終身可行也。
“信”字要一個人在世上立身的根本，所以做人不能沒有信用；“恕”字要一個人待人接物的最重要的品德，所以人的一生都應該始終奉行。
王永彬雖然不是高調的隱者，但對錢財的看法和無數隱士一樣，認為不必貪財，也不必為一逞口舌之快而搶白或刁難別人。
王永彬雖然心儀古代聖賢的風姿，卻沒有癡傻到以為世人皆善。他主張對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姿態：
人皆欲會說話，蘇秦乃因會說而殺身；
人皆欲多積財，石崇乃因多積財而喪命。
人人都希望自己善於言談，但是戰國時代的縱橫家蘇秦雖然憑著一副三寸不爛之舌而掛六國相印，終因口才太好，而被齊大夫派人暗殺；每個人都希望能夠積累巨額財富，然而晉代的石崇雖然富可敵國，卻因為財富太多，才會在暴亂中被殺而亡。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王永彬生活在晚清風雲突變的時代，強盛的大清帝國由康乾時期的強盛走向了衰落，清政府正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麵。另一方麵，當時太平天國運動如火如荼，占據了江南大部分地區，並派兵北伐。
麵對這種危亡的局勢，當時的朝廷自上而下卻因循守舊，不思變革，致使國勢日蹙。眾多士大夫為之憂心忡忡，空有壯誌卻無力回天，王永彬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
王永彬一方麵清醒地認識到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已是積弊重重，千瘡百孔，對於官場的積弊更是認識深刻，他對貪官汙吏深惡痛絕，並予以無情的鞭撻。同時，他 對社會上的流弊進行揭露：
風俗日趨於奢淫，靡所底止，安得有敦古樸之君子，力挽江河；人心日喪其廉恥，漸至消亡，安得有講名節之大人，光爭日月。
他認為這種禮崩樂壞、世風日下的局麵是由於人們的道德淪喪所引起的：“門戶之衰，總由於子孫之驕惰；風俗之壞，多起於富貴之奢淫。”
王永彬試圖為挽救時局尋找出一個可行的良方，他認為隻有重建道德秩序才能挽救渙散的人心，並寄希望於那些清正的官員和道德高尚的君子能為子孫和其他人起到表率作用，改變這種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局麵。如他在書中言：
孝子忠臣，是天地正氣所鍾，鬼神亦為之嗬護；聖經賢傳，乃古今命脈所係，人物悉賴以裁成。
同時，王永彬提醒人們不能耽於一時之安逸，心存僥幸，要善於居安思危，發憤圖強 。他在《圍爐夜話》中以儒家的道德倫理為根基，從人生的諸多方麵闡發了道德重建和挽回世道人心的方法和途徑。
王永彬勸誡人們要遵循儒家的道德規範，有所作為，“君子以名教為樂，豈如嵇阮之逾閑；聖人以悲憫為心，不取沮溺之忘世”；他認為儒家的仁厚是治國之本，能糾正世上的輕浮不實之風氣，“治術必本儒術者，念念皆仁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