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方修書機構是翰林院。翰林院職掌論撰文史，長官為掌院學士，屬官有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等。朝廷重實錄編寫，人員規模之大，史無前例。
清代私人著書蔚然成風，其中乾嘉學派的眾多大家猶如群星閃爍，如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王士禎、毛奇齡、蒲鬆齡、梅文鼎、方苞、吳敬梓、曹雪芹、沈德潛、袁枚、紀昀、龔自珍、魏源等是其代表，彙聚成一條燦爛的銀河。考據學著作構成乾嘉學派圖書的重要特色。
清代圖書就其內容而言，修誌在方誌發展史上號稱“極盛”。康熙一朝修誌1354種，同治、光緒，宣統三朝修誌1164種，現存清代方誌4889種。清代方誌大多是官督紳辦，即由官紳共同組成修誌班子。
通誌以總督、巡撫領銜，知府、紳士、學者負責撰寫，府州縣誌則由知府、知州、知縣領銜，紳士、學士負責撰寫。另外，清代的輯佚、辨偽著作也不少。
就編撰形式來看，清代白話小說、總集、類書、叢書是很多的。清代初期至清代中期，出現了不少長篇白話小說。如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紅樓夢》、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吳妍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鸚《老殘遊記》等。
清代所編總集數量很多。如沈德潛《古詩源》、《唐詩別裁》、《明詩別裁》、《清詩別裁》、孫沫編《唐詩三百首》等。其中《唐詩三百首》收錄唐人詩作310首，流傳甚廣。
文總集如吳楚材等編《古文觀止》、姚鼎編《古文辭類纂》等。其中《古文觀止》上起先秦，下訖明代，選文222篇，每篇有簡要評注，流傳甚廣，成為舊時啟蒙課本。
清代也是叢書的繁榮時間。《中國叢書綜錄》著錄的2797種叢書中，清代叢書占絕大多數，著名者如紀昀等《四庫全書》，是古代曆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該書收錄古籍3503種，79337卷。
另外，清代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圖書編撰形式，其中的學案體就是一種。學案體是記述學術源流的史書體裁。這種體裁始於清初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繼之者有黃宗羲始撰、其子黃百家續撰、全祖望完成的《宋元學案》、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唐鑒《國朝學案小識》、唐晏《兩漢三國學案》等。
在圖書編撰的具體方法上，清代人集前人經驗之大成，日趨完善。例如引文問題，清代圖書引文以準確，謹嚴著稱於世。清代書法家陳澄在《東墊未刊遺文·引書法示端溪書院諸生》中提出關於引文的10條規定，在我國圖書編撰史上第一次全麵係統地論述了引文問題，對於規範圖書引文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圖書編撰的繁榮，清代圖書編撰學理論已經相當成熟。顧炎武、王士禎、袁枚、紀昀等都發表了很好的見解。比如紀昀在《四庫全書總月提要》中，對於曆代圖書編撰和各類圖書的編撰源流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在圖書著錄方法方麵也給後人提供了良好範例。
總之，清代無論是圖書編撰實踐，或是圖書編撰理論方麵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從而造就了我國古籍發展的鼎盛局麵。
[旁注]
翰林院 一個帶有濃厚學術色彩的官署，是傳統社會中層次最高的士人群體。清翰林院置掌院學士兩人，滿、漢各一人.為翰林官者不僅升遷較他官為易，而且南書房行走及上書房行走例由翰林官為之，因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多蒙優待厚遇。
乾嘉學派 清代的一個學術流派，由於學派在乾隆、嘉慶兩朝達到極盛，故得名。它以對於古代社會曆史各個方麵的考據而著稱。其奠基人大致可以追溯至清代初期學者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閻若璩、胡渭和毛奇齡等人，但顧炎武被公認為是開了清代考據學的先河。
學案體 清代學者按照儒學師承淵源關係，將各家學術觀點分為若幹派別，每個派別就是一個學案。每個學案之前先作小序概述，然後介紹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每個人物先立小傳、次錄能夠反映本人學術思想的文章或語錄。學案體著作對曆代學術進行了一次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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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遷是明末清初史學家。自幼苦讀，手不釋卷。從29歲開始撰寫《國榷》，經過20多年的努力，終於寫成百卷大書。然而一夜之間書稿被竊，20多年的心血毀於一旦。他痛哭流涕，心如刀絞，但他又重新振作起來，他說“吾手尚在，寧遂已乎？”決心重寫《國榷》。
他不顧60歲高齡，北上北京查找資料，並進行實地考察，曆盡艱難困苦，63歲那年，重新寫完《國榷》。《國榷》是編年體明代史，500萬言，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清代的書籍裝幀與插圖
清代最通用的書籍裝幀形式是線裝，卷軸裝、經折裝、蝴蝶裝、包背裝和線裝等，都有使用。
卷軸裝在清代多用於字畫的裝裱，其裝裱工藝十分精致考究。底麵多用上等宣紙，畫芯四邊裱以素色彩綾，軸外裱以錦緞，軸頭用料則分為不同的檔次。
經折裝除用於佛經及字帖外，也用於一般書籍，宮廷印刷的《耕織圖》、《南巡圖》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裝幀采用經折裝，所不同的是開本約一尺見方，封皮用厚紙板裱以黃綾。康熙、雍正年間刻印的《龍藏》，共720冊，全為經折裝，書皮裱以黃綾，10冊一函，規模巨大。
蝴蝶裝在宮廷印刷的書籍中也有使用，有的用上等宣紙印刷，版邊留有較大空白，封皮用硬紙板裱以黃綾，並有前後環襯頁，一邊裱於封皮內側，裝幀平整，裁切跟齊，屬於宮廷書籍裝幀之上品。
包背裝在清代也有較多的使用，乾隆時期編纂的《四庫全書》一套共36304冊，為著名的寫本，共抄寫7部，共計25.4萬冊，全為包背裝。全書封皮用厚紙外裱綾衣，四庫分別用不同顏色，經庫用綠綾，史庫用紅綾，子庫用藍綾，集庫用灰綾，最後分別用木函裝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