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四處奔走，“上說諸侯，下教民眾”，席不暇暖，摩頂放踵，東北遊齊國，西遊衛國和鄭國，南遊宋國、蔡國、楚國和越國。
有一次，墨子從魯國到齊國，探望了老朋友。朋友對墨子說：“現在天下沒有人行義，你何必獨自苦行為義，不如就此停止。”
墨子說：“現在這裏有一人，他有10個兒子，但隻有一個兒子耕種，其他9個都閑著，耕種的這一個不能不更加緊張啊！為什麼呢？因為吃飯的人多而耕種的人少。現在天下沒有人行義，你應該勉勵我行義，為什麼還製止我呢？”
墨子曾經多次對弟子講解義與利的關係。他說：“義，利也，萬事莫貴於義。”為義就是要“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把“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作為衡量價值高低的標準。要“兼相愛，交相利”，做到“兼而愛之，從而利之”。也就是說，為百姓、國家做好事，就是“義”，百姓、國家得到了好處，就是“利”。
墨子用利來規定義的內涵，把仁、義和愛的道德觀念同利益、功利直接聯係起來，表現了義利統一和重視功利的思想。
墨家弟子為“義”卻可舍去一切。《墨子·大取》記載：
砍斷指頭和砍斷手腕，如果兩者利於天下相同，那就無所選擇了。生和死，如果兩者利於天下相同，那也就無所選擇了。
墨家的貴義精神，既有平治天下的懷抱，也有大俠的義行，更有見義勇為、舍己為人的勇於犧牲精神。這種精神融於墨家學派的深層結構之中，並在其中薪火相傳，代興不輟，對中華民族優良品格的形成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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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社 古代的一種製度，就是由25家人組成一個社，叫“立社”，把社裏的人名都登錄入冊，謂之“書社”。也可以指按照登記入冊的人口和土地。有點像我們現在的街道或者是街道下邊的一個小組一樣。
楚惠王 （？～公元前432年），春秋晚期、戰國初期的楚國國君。楚惠王即位後，接受郢亡的沉痛教訓，重用子西、子期、子閭等人，改革政治，與民休息，發展生產，使楚國得以迅速複蘇，使楚國重又步上爭霸行列。
高石子 春秋戰國時期人，身份為墨家“墨辯”。是墨子的學生，深受墨子欣賞，曾推薦去衛國做官，官至卿。後因衛君不用獻言，放棄俸祿回到齊國跟隨墨子。高石子品行純潔高尚，堅持正義，不為功名利祿所動的崇高的氣節，被墨子讚為“為義背祿之人”。
禽滑厘 春秋時期魏國人，是墨子的首席弟子。禽滑釐曾是儒門弟子，學於子夏，自轉投墨子後，便一直潛心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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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小時候，常隨父母在村旁的一片窪地裏耕耘，但卻很少收獲果實。有一天，父親對他說：“我是一名農夫，我也不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土地留有空白！”
後來，墨子長大了，開始了自己的仕途之路，終日奔波碌碌。他常常想起了父親那句話：“即使沒有收成，也不能看著自己的土地留有空白。”於是他開始選擇自己喜歡的事來做。墨子最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價值，也收獲了曾經擁有的那種快樂。不留有空白，不留有遺憾，就能收獲人生的快樂。
韓非堅持國家大義
韓非是先秦諸子中頗具影響的法家學派代表，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為了堅持國家大義，寧可放棄道德肉體的價值。他用自己的親身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韓非是“戰國七雄”韓國國君之子，戰國末期韓國人。即現在的河南省新鄭市。
公元前280年，韓非出生在一個王室家族，但不幸的是，這個家族管理的是“戰國七雄”中最弱的韓國。
在當時，聲名遠播的學術大師荀子正在楚國的蘭陵開班講學，四方學子慕名而去，韓非也加入到了求學者的行列。在求學期間，韓非結識了李斯。韓非文章出眾，連李斯也自歎不如。
荀子是儒家八派中“荀學”的創始人，他的思想體係非常全麵。若幹年後，韓非學成，告別恩師踏上了回國的道路。
韓非以國家大義為重，目睹戰國後期的韓國積貧積弱的現狀，非常痛心。因此，他在回國以後多次上書韓王，希望改變當時治國不務法製、養非所用、用非所養的情況。
然而，韓非的主張始終得不到采納。他隻好退而著書，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此時韓非的思想已經臻於澄明。
韓非的書傳到秦國，秦王嬴政讀了其中的《五蠹》、《孤憤》之後被深深吸引，總是為他的形象魂牽夢繞。秦王曾經說：“我若能會見這位作者，和他交流談論，便足慰平生了！”
戰國後期的兼並戰爭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強者走向更強，弱者表現出不同形態的衰弱。
公元前234年，秦王派一支精銳的騎兵部隊來到韓國的邊境。但不是要韓國的土地和城池，而是要求把韓非獻出來即可。
大軍壓境，韓國的君臣一籌莫展，最後想到了割地。當聽說秦國隻要韓非，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就馬上把韓非找出來送給了秦國。
韓非知道自己被韓國作弄，但他仍然心念祖國大義。為了韓國的利益，他一到秦國，就給秦王寫了一封書信，這就是被後人稱為《存韓》的這篇文章。
韓非在信中將韓國描繪成秦國的標準仆從國，出則為遮蔽，入則為枕席，為了秦國的利益竟幹一些出力不討好的事情，韓非竭盡全力使秦王相信秦國的最大敵人是趙國。說了這些後，韓非得出的結論是：秦國留著韓國有百利而無一害，不如領著韓國一起對付趙國，待擊敗趙國之後，天下自然就是秦國的天下。
就在秦國所有大臣對韓非的結論表現出沉默的時候，李斯做出了反應，他認為這是韓非的“障眼法”。
李斯認為，韓非開篇就先入為主地認定韓國一直是秦國忠貞不二的仆從國，然後用大量篇幅以此為前提推導出保存韓國對秦國的好處，這是站在了韓國立場上說話。因此，他也給秦王上了一封書信。
在信中，李斯認為韓國並不是秦國忠貞不二的仆從國，而是秦國的心腹之患。韓國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將秦國的禍水引向其他國家，韓國偶爾追隨秦國，也是為了避免災難，貪圖好處。最後，李斯得出了與韓非截然相反的結論：存韓誤國，擒韓必然。
李斯深知韓非在語言、邏輯、概念方麵的行家，對這個結論，韓非馬上就能再寫一封書信進行再反擊，如果這樣沒完沒了地辯論下去，最後必然會成為文字上的繞圈，事情的真相反倒被掩埋。
實施具體行動是李斯的長處。李斯又向秦王提議用事實來證明韓非所言的虛假。
李斯私下對秦王說道：“韓非是韓國王室貴族。現在秦國吞並諸侯已成定局，韓非的血統決定了他終究不會為秦國出力，這是人之常情。以韓非的學識和才幹，如果不能為大王所用，久留於秦國而又平安返回，不知道有多少秦國情報會隨之而去，必將成為秦國的遺患。韓非來秦有日，無功於秦卻數次以文亂法，大王不如依法誅之。”
秦王表示讚同，於是韓非被關進了秦國的死囚牢裏。韓非為了國家大義，最終在囚牢中飲毒酒而死。
韓非的思想盡在《韓非子》一書中。此書共有文章55篇，10餘萬字。裏麵的文章，風格嚴峻峭刻，幹脆犀利，裏麵保存了豐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
《韓非子》一書呈現出韓非極為重視唯物主義與功利主義思想，積極倡導君主專製，目的是為君主提供富國強兵的思想。
在義利方麵，韓非認為無論是父母與子女之間還是君臣、民眾之間的關係，都受自為自利之心的支配。因此，他主張完全以法代替道德，甚至還將仁義之學視為危害國家甚至導致國家破亡的害人思想。
作為法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韓非的義利觀對我國曆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秦漢時期以後，法家的影響逐漸式微，但法家並未因儒、道傳和墨、法廢而泯滅，相反仍是封建管理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儒法互用構成了古代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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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七雄 指曆史上東周的戰國時期7個最強的諸侯國的統稱。春秋時期無數次戰爭使諸侯國的數量大大減少，至戰國時期實力最強的7個諸侯國分別為齊、楚、秦、燕、趙、魏和韓，這7個國家被史學家稱作“戰國七雄”。
荀子 （約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戰國末期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時人尊稱“荀卿”。荀子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提倡性惡論，其學說常被後人拿來跟孟子的“性善說”比較，荀子對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當顯著的貢獻。
李斯 （約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08年），秦代丞相，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李斯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秦統一之後，李斯參與製訂了秦代的法律和完善了秦代的製度。其政治主張的實施對我國和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奠定了我國2000多年政治製度的基本格局。
秦王嬴政 （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戰略家、改革家，首位完成華夏大一統的政治人物，建造了首個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曾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構成“皇帝”的稱號，是古今中外第一個稱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被明代思想家李贄譽為“千古一帝”。
仆從國 在內政事務上享有不同程度的獨立，而在對外事務方麵則受另一國的支配，而且很可能是全部服從於管轄國家。一個國家加入天朝體係，意味著他被這個大家庭接納成為家庭成員，可以名正言順的和大家展開交往，貿易。
障眼法 就是指遮蔽或轉移別人視線的手法。通過轉移他人的“視線”，讓本該發生的事情確定的結果，變得撲朔迷離，不過要看“被騙人”的水平。本義是指魔術上的一種技巧。但是，“障眼法”一詞如果用的地方不一樣，定義也就不同了。
諸子散文 指的是戰國時期各個學派的著作，反映著不同學派的思想傾向、政治主張和哲學觀點。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競作，九流並起。”各種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紛紛著書立說，宣傳自己的社會政治主張。諸子的文章，各具風采。在這一時期比較重要的有儒、法、道、墨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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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所著的《孤憤》、《五蠹》《說難》、《說林》、《從內儲》五書，有10萬餘言，字裏行間，無不感歎世事之難，人生之難，閱盡天下，萬千感懷。
韓非在著書之餘，時常登臨孤憤台，位臨棠溪岸邊。孤憤台原是一處高地，鬆柏銀杏蒼蒼。韓非之後，孤憤台漸漸之低小，鄉民們平素叫“孤墳攤兒”。有記載說，韓非在秦國去世後，屍體被運回韓國，葬在故土，即孤墳攤處，另說葬在九女山古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