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子思看來，喜怒哀樂的情感還沒有發泄出來的時候，心是平靜的，無所偏倚，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發泄了出來能合乎節度，沒有過與不及，這就叫做“和”。
“中”是天下萬事萬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廣之，那麼天地之間一切都會各安其所，萬物也都各遂其生了。
孔子學說以倫理思想為核心，以仁、禮等道德範疇的闡發為主要內容，鮮明地體現了儒學倫理的思想特色，但不足之處是缺乏哲學論證，思辨性較弱。
子思的《中庸》欲極微妙之致，為孔子的倫理學說提供了哲學依據。同時，也為儒學倫理思想提供了哲學依據，使之更加完備、係統和富有哲理性。
子思就天道與人性兩個根本問題展開論證，天道觀念由來已久，夏殷兩代，天命神權占統治地位。殷商之後，對這一傳統觀念有所修正，提出以德配天思想，把倫理道德觀念和傳統天命思想緊密結合起來，為人們探索道德問題提出了一條新路。
孔子大講道德，卻回避了性與天道，子思從性和天道的角度深化孔子的倫理思想，為中庸奠定了完善的哲學基礎。
在子思看來，中和即為誠，誠與中和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誠是一種精神狀態，是天之道。他提出誠的概念，旨在論證天人合一。天道和人道由誠達到溝通。子思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後來經過孟子的進一步發揮，稱為儒學關於天人關係的基本觀點。
子思認為，要想治理好國家，管好百姓，必須從修身或誠身入手，為此，側重於知、行兩個方麵。他說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
三者指仁、知、勇。其中，仁為根本，知是知仁，勇是行仁，發揚了儒家融治學與修德於一體的思想風格。
“知”的五種方法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中，前四者，即學、問、思、辨，奉行了孔子學思並重的求知方法，符合人們思維活動的特點。
篤行即忠實地去踐行，就是要知行合一。慎獨也是致中和的主要方法，即在獨處時，同樣需要謹思慎行，不能有絲毫疏忽放縱。
在子思身上表現出儒家從道不從君的主張。有一次，魯國的國君魯穆公問子思：“什麼樣的人才可以稱之為忠臣呢？”
子思不假思索地說：“隻有那些一直指出國君惡行的人，才可以稱之為忠臣。”魯穆公沒有想到子思敢這樣回答，驚愕萬分，一時無語，但是心中的不悅之情卻表現在臉上。
“誠”是子思思想體係的最高範疇，也是道德準則，同時還是思孟學派思想的主要內容。子思說，“誠者天之道”，即“誠”就是“天道”，而“天道”即是“天命”。
子思認為，天命就是“性”，遵循“性”就是“道”。也就是說，“誠”既是“天命”，也是“性”，也是“道”。在子思看來，“誠”是產生萬物的本源。如果沒有“誠”，也就沒有萬物。
子思在《中庸》二十五章說：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主觀上“誠”是第一性的，而客觀上存在的“物”是第二性的。以“誠”這種主觀精神來說明世界的產生和發展的學說，屬於一種唯心主義的思想。
子思提出的“誠”，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將孔子倫理思想擴大化，從而成為更廣泛、更唯心主義化，以至趨向宗教性的思想。這是思孟學派對儒家思想的重大發展，從而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學的基礎。
子思的“誠”與五行說有密切的關係。《中庸》裏的“誠”就是“信”，它包含了五行的內容。子思的著作中雖然沒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字樣，但其中五行說的內容確是存在的。
【旁注】
廟 在古代原是供祀祖宗的地方。那時，對廟的規模有嚴格的等級限製。漢代以後，廟逐漸與原始的神社（混在一起，蛻變為陰曹地府控轄江山河瀆、地望城池的神社。“人死曰鬼”，廟作為祭鬼神的場所，還常用來敕封、追諡文人武士。另外，聖賢逝者，可依律建廟，如孔廟、二王廟等。
倫理思想 我國曆史上各種道德理論的總稱。我國倫理思想曆史悠久，內容豐富，獨具特色。古代倫理思想發端於殷周時期，曆經3000多年，形成了形式不一、性質不同的各種學派。其中，以儒家思想為主的倫理思想，影響最深遠，發展最充分、最完備。
魯穆公 戰國初期魯國國君，姬姓，名顯，是魯國第二十九任君主。魯穆公為魯元公兒子，在位33年。在位期間，他注重禮賢下士，曾隆重禮拜子思，谘以國事；容許墨翟在魯授徒傳道，組織學派，便魯國一度出現安定局麵。
五行說 五行說，即五行學說是我國古代人民創造的一種哲學思想，它以日常生活的五種物質：金、木、水、火、土元素，作為構成宇宙萬物及各種自然現象變化的基礎。五行說把自然界一切事物都納入這五種元素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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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認為任用人才應不拘小節，他曾推薦衛國名將苟變給衛侯說：“他的才能可以率領五百輛兵車。”衛侯說：“我知道他可以當將領，但苟變在做小吏時，曾向百姓征賦，還私下吃了他們的兩枚雞蛋，所以不能用！”
子思說：“聰明仁智的國君選拔人才，拿官職授人，好象工匠用木材，利用它的好的地方，丟舍它的不足之處，所以象梓、杞兩種圍抱的優質大材，雖有幾尺腐爛，能幹的巧匠也不會拋棄。現在你生活的時代，迫切需要選拔輔佐的武將，怎麼因為私吃兩枚雞蛋而拋棄捍衛國家的良將，這話可萬萬不能讓周圍的國家知道啊！”
孟子對儒學思想的深化
子思的儒學思想後來被很多儒家人士所承襲，其中以孟子的成就最高，兩人的思想在很多方麵有很高的一致性。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人。孟子幼年喪父，由母親教育成人。
成名後，孟子也效仿孔子周遊列國，先後遊曆齊、宋、薛、鄒、魯、梁等國，宣傳他的王道仁政思想。隨孟子遊曆的人很多。所到之處，普遍受到各國君臣的歡迎。
孟子曾任齊國卿相，後因與齊王意見不合，遂辭去卿相職位，離開齊國。孟子晚年生活在鄒國，不再出遊，最後老死在故鄉。
孔丘初創的儒學在內容上比較零散，缺乏嚴密的論證。子思雖然有所完善，但效果並不顯著，孟子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儒學理論的完善和發展，以“天”為出發點，以“王天下”為歸宿，使早期儒學形成了一套較為細密的治國思想體係。
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和子思的“仁政”思想，他把是否以德治思想治理國家提升到國家存亡興廢的高度來認識。一次，魏國的國君魏惠王問孟子：“魏國曾一度稱雄天下，我要重振魏國雄風，要怎樣做才行呢？”
孟子回答說：
“其實也不難，隻要施行仁政，即使方圓一百裏的土地也可以使天下歸服。您如果善待百姓，減免他們的賦稅，使他們有時間，有精力幹農活；在家可以侍奉父母，出門孝敬長輩，這樣的話，讓他們拿著木棒也可以打敗那些穿著盔甲，手持武器的軍隊。”
孟子認為，當時的諸侯國都可以施行王道仁政，這是因為人性是“善”的，如果把這種善應用到管理百姓上，治理天下則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究竟如何施行仁政，孟子一次在與齊宣王的對話中，這樣對齊宣王講：
“我以前聽說有一次大王坐在堂上，有人牽著牛從堂下路過。大王看到後問牽牛人要把牛牽到哪兒裏去。牽牛人回答說用它來祭鍾。
大王對牽牛人說，‘放了那頭牛吧！我不忍心看它驚懼抖個不停的樣子！’
牽牛人聽後這樣問‘那麼，不祭鍾了嗎？’大王說‘怎麼能不祭呢？用羊來替代吧！’”
齊宣王聽後說：“是有這麼一件事。”
孟子說：“憑您這樣的心腸就足以統一天下啊，用羊代替牛祭鍾，百姓都以為大王吝嗇，我知道那是因為大王不忍心啊！”
孟子認為一國之君要施行仁政，就要進行“推恩”，即把自己的不忍之心推廣到管理的各個方麵，從而實現社會的治理。仁政的具體措施，有保民、養民、教民等幾項措施，不僅僅要讓百姓生存，而且更要讓他們有教養，這樣就會確保王道仁政。
孟子提出的一套仁政主張，成為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孟子重視民心向背，提出了君輕民貴的口號。孟子認為君主認為實現仁政，應該以使人民心悅而誠服為目標，國君做出重大決定，應認真聽取國人意見。
隨著儒學在社會意識形態中逐漸確立起統治地位，仁政幾乎成為所有統治者所尊崇的施政目標。
孟子擅長辯論，孟子的整個思想體係就在不停的辯論中呈現出來。孟子的“人禽之辨”是其學說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孟子思想體係得以建立的前提條件。
孟子認為，人與禽獸的主要區別在於是否有“四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有此“四心”即為人，否則即是禽獸。
孟子在“人禽之辨”的基礎上，又與當時的思想家告子等人進行“人性之辨”的探討，提出“性善論”的觀點，而性善論是孟子整個思想體係的理論基石。
此後，孟子的“王霸之辨”、“義利之辨”、“經權之辨”、“舜蹠之辨”等，都是以其性善論為基礎展開的，從而構成了孟子的整個思想體係。
孟子對於儒家道德哲學有著創造性貢獻，他將“仁”推進到“義”，在孔子提出的“愛人”普遍原則的基礎上具體解決了如何愛人的問題。孟子認為：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義合一，居仁由義，是現實的倫理與合理的道德。
從孟子開始，“義”便在道德哲學體係中具有了特別重要的地位，從而形成了儒家以仁、義為核心和標識的道德哲學體係。
孟子將“羞惡之心”提高到“義之端也”，意即提高到“義”的根源地位，也就將羞恥心與道德直接同一，將它當作道德的現實性與道德合理性的基礎。孟子特別強調“恥”對於德行的重要意義。他說：
恥之於大人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還說：
人不可以無恥矣，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強調人的尊嚴和獨立人格的重要，鄙視依附權貴、屈服威勢的行徑，他鼓勵人們通過道德修養達到崇高的思想境界。在麵對強權威勢，要寧肯舍生取義，決不改變人生信念。
孟子還深化了孔子提出的性與天道，為儒學提供了理論根據，並首開儒學哲學化先河，使之成為宋明理學探討的中心問題。
儒家重視追求人生價值，孔子一生積極倡導和孜孜以求的就是要通過道德培養，以求得理想人格的完善與實現。孟子發揮了這一思想，著力探討道德的社會作用和道德的修養問題，提倡理想人格的培養，提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思想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