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諸多觀點與朱熹的觀點大相徑庭，朱熹將《大學》一書分為經傳，並補寫格物致知傳；王守仁則認為原無經傳可分，更無經傳可補。
朱熹重視“格物致知”，把它置於“誠意”之先；王守仁則認為格致本於誠意，以誠意為主。朱熹將心與理析而為二，把知與行分離開來；王守仁則主張心與理一，知與行合。
朱熹以格物為窮理，注重外界一事一物之理，要求對經典的一字一句細心理會；王守仁則認為朱熹這種方法是務外遺內、博而寡要，他以格物為正心，要求發揮良知的作用，以良知為評判事理的標準和解釋經典的根據。
王守仁繼承了陸九淵“心即理”的思想。同陸九淵一樣，他認為“心”並非血肉之心，是指人的感性認識和更高的支配人視聽言動的指揮部。
王守仁心學的特點是他的“良知說”。他認為，人心之靈明就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故不可在良知之外求天理。天地萬物皆從良知中產生。沒有良知，便沒有天地萬物，但良知為人心之所固有。
他又說，良知是“天淵”，是天地萬物發育流行的根源，因此，良知又稱為“太虛”。天地萬物在太虛中發育流行，就是在良知中發育流行，而不在良知之外。
“知行”問題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古老問題，也是宋明時期討論的重要課題之一。“知行合一”的提法，為王守仁所首創，因此他的知行觀在儒學史上產生較大的影響。
他不讚成朱熹的知先行後說，認為“知”與“行”兩者是合二而一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以“心即理”，即心理合一為理論基礎。
他認為把知行分為兩件事，就會產生不良的後果。當人有某種意念萌發時，這種意念雖然是不好的，但因為並沒有付諸行動，就不去禁止，所以他要提倡“知行合一”。
王守仁認為，要做到“知行合一”，首先要能夠靜下心來，摒棄自己的私心雜念。光是自己坐在那裏想還是不行的，如果人老是坐在那裏“冥思苦想”，坐久了就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喜歡安靜，討厭活動”，因此人還要多多“事上磨煉”，做到“知行合一”，這才是道德的完成。
王守仁曾經舉過一個例子來說明他的“知行合一”的觀點。例子是這樣的：
當有一個人看見一個小孩子掉到井裏麵，必然會動惻隱之心，倘若順著這種惻隱之心的自然發展，他必定會奔走呼救，這就是“知行合一”，也就是王守仁所說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但是，倘若這個人此時轉念，畏懼艱險，或者因為和孩子的父母關係不好而不施援手，就是有“知”而“無行”了。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混淆了“知”與“行”的差別，仍然是唯心主義的。但是比朱熹的“知先行後”說，更重視了“行”在認識中的作用。這種知行觀在當時出現是有積極意義的，可以說促進了知行觀的發展。
在為學問題上，王守仁同陸九淵一樣，主張“簡易”，反對“支離”，“簡易”到連《六經》也不必多讀，而應把重點放在發展“心學”上麵。
像陸九淵一樣，王守仁把自己的學說標榜為心學。他所構建的以“致良知”為核心內容的心學體係，在理論形態上把宋明理學推向了頂峰。
王守仁的心學思想突破了“天理”的一統局麵，打破了人性品級的區別、等級的劃分，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產生了重大影響，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學的地位，左右我國思想界長達百年之久。
雖然，王守仁的心學思想體係存在某些弊端，但這並不影響它在儒學上的地位，也沒有減弱對後世的巨大影響。
【旁注】
別號：我國古代人於名字之外的自稱，簡稱號。別號多為自己所起，亦有他人所起。與名、字無聯係。在古人稱謂中，別號亦常作為稱呼之用。如蘇軾字子瞻，別號東坡居士。
鄉試 我國古代科舉考試之一。唐宋時稱“鄉貢”、“解試”。由各地州、府主持考試本地人，一般在八月舉行，故又稱“秋闈”。金代以縣試為鄉試，由縣令為試官，取中者方能應府試。明、清兩代定為每三年舉行考試一次，考中者人原則上即獲得了選官的資格。
書院 宋代的地方教育組織。書院之名始見於唐代。最初，書院為民辦的學館，原由富室、學者自行籌款，於山林僻靜之處建學舍，或置學田收租，以充經費。後由朝廷賜敕額、書籍，並委派教官、調撥田畝和經費等，逐步變為半民半官性質的地方教育組織。
“天理” 儒學中的術語，指自然的法則。儒家把天理看作本然之性，《莊子·天運》雲：“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知先行後” 北宋理學家程頤提出的關於知行關係的學說。它片麵強調知對行的指導作用，否認行是知的基礎和來源。這種理論受到明末清初王夫之、顏元等唯物主義哲學家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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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的文學成就也很高，他一生中寫過許多文章，著作有《王文成公全書》，全書共38卷，這本書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心學思想。另外，他被收入《古文觀止》文章有兩篇，都是在貴州所作。一篇是千古不磨的《瘞旅文》，激情所致，一氣嗬成，哀吏目客死他鄉的悲涼，歎自己落魄龍場之不幸，抒發憂鬱憤懣之情懷，如哭如訴，句句是淚，字字是血，讀後莫不黯然垂淚。
另一篇是《象祠記》，這是受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貴榮之托而寫的，闡述了“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的哲理，萌發出“致良知”的思想。
晚期心學代表劉宗周
劉宗周是心學的晚期代表，初名憲章，字啟東，一作起東，號念台，因在浙江山陰縣城北之蕺山講學，因此稱其為蕺山先生。
劉宗周出生後不滿一歲，父親就去世了，自幼隨母親生活在外祖父章穎家。章穎字叔魯，別號南洲，是當時浙東一帶很有名氣的儒者，精通《易》學。
章穎年輕時屢試不第，遂以講學為生，與族兄章禮、章煥號稱“章氏三傑”。他有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故門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顯宦的人，如陶望齡、周應中等著名學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門下。
劉宗周自幼受外祖父悉心培育，本身又很勤奮好學，因此學識增進很快。17歲時，拜魯念彬學習製藝。由於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於造就，隻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劉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為以後登第創造了條件。
1597年，劉宗周考中了舉人，4年以後，年僅23歲的劉宗周又考取了進士。但因母親去世，他沒有受官。後來經人介紹，他又師從湖州德清學者許孚遠。
不久，劉宗周出仕任官。當時朝政黑暗，權臣當道，朋比為奸，排斥正人。劉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親為由，告辭還鄉。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繼去世，劉宗周於居喪期間，在大善寺僧舍延課授徒，以此為生。
這期間，劉宗周閑居七年，貧病交加，衣食不繼，往往靠借貸度日。但他從不到官府去，官吏有慕名造訪的，他也拒而不見。
1612年，因人推薦，朝廷下詔恢複劉宗周行人司行人的舊職。在北上途中，劉宗周路過無錫，拜訪了理學家高攀龍。高攀龍是東林書院的創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為泰山北鬥。
劉宗周在無錫短暫停留，與高攀龍相互切磋學問。當時東林黨人與朝中大臣互相攻訐，形同水火。劉宗周便上了一篇奏疏。 這篇奏疏對當時的黨爭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東林黨人為是，也不全以東林黨的政敵為非。但朝中黨派傾向已很明顯。這篇奏疏被認為同情東林黨，予以激烈抨擊。
江西巡撫韓浚上疏彈劾劉宗周，說他“行偽言堅”，足以亂天下而有餘，其他黨徒也相繼對他進行攻擊。劉宗周此時已無心做官，於是罷官踏上了歸鄉之路。
解官後，劉宗周的心情反而覺得輕鬆。他早就想潛心學問，擺落世事的纏繞。這回遂了他的意了。劉宗周在家一呆就是三年。這期間，他的學術思想日漸成熟，名聲遠揚。
劉宗周早年不喜王守仁之學，中年後卻信從其學說，至晚年提出他自己的以慎獨、誠意為宗旨的思想。他的基本思想並未超出心學的範圍，但對明朝中葉以來心學的發展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總結。
劉宗周所理解的心之本體是指意識主體的一種原始的意向。他強調意不是念，念有起滅而意無起滅。劉宗周與弟子的一段對話是這樣的， 弟子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
劉宗周答道：“一念不起時，意恰在正當處也。念有起滅，意無起滅也。”
弟子又問：“事過應寂後，意歸何處？”
劉宗周答道：“意淵然在中，動而未嚐動，所以靜而未嚐靜也。”
由於劉宗周把“意”看作心理結構中最根本的範疇，故又常把這個意稱為“意根”。劉宗周又指出“意無所為善惡，但好善惡惡而已”，也就是說，“意”隻是善必好，惡必惡的一種潛在意向，不是好善惡惡的具體活動。
在劉宗周看來，作為心之主宰的“意”，也就是《大學》、《中庸》所說慎獨的“獨”。他認為，獨既是心體，也是性體。因此“獨體”即獨的本然之體，就是指意。這樣他把良知與意統一起來了。
劉宗周認為誠意是最根本的功夫。誠意是統帥，致知是輔助誠意的方法。沒有誠意的主宰，所致的知可能隻是沒有定向的知覺意念，有誠意作為主導，致知才能有保證地在至善的方向上發揮作用。
理氣關係是劉宗周心學思想中的重要方麵，他主張氣是第一性的，理是第二性的。而且他以理氣論來說明善與心性的關係。
就心學的發展來看，從陸九淵到王陽明，再到劉宗周，呈現為一個發展的過程。從“心”到“知”再到“意”，的這種發展，使心學的功夫更深入到意識深層裏去。
劉宗周發揮“誠意”、“慎獨”的學術思想，寫下了《讀易圖說》、《易衍》、《古易鈔義》、《大學誠意章章句》、《證學雜解》、《良知說》、《存疑雜著》等重要著作。
他對王陽明及其後學進行了批評，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對宋明理學進行了總結。其思想理論吸收了氣學的世界觀，深化了心學的修養功夫理論。
【旁注】
舉人 原意是被薦舉之人。漢代取士，無考試之法，朝廷令郡國守相薦舉賢才，因以“舉人”稱所舉之人。唐、宋時有進士科，凡應科目經有司貢舉者，稱之為舉人。至明、清時，則稱鄉試中試的人為舉人。中了舉人叫“發解”、“發達”，簡稱“發”。
行人司 古代官署名。明洪武十三年設置。設行人，正九品，左、右行人，從九品。後改行人為司正，左、右行人為左、右司副，另設行人三百四十五人。後均以進士充任，升品秩。掌傳旨、冊封等事。
巡撫 明清時地方軍政大員之一，又稱撫台，是巡視各地的軍政、民政大臣。清代巡撫主管一省軍政、民政，以“巡行天下，撫軍按民”而名。
氣學 以“氣”為最高範疇的哲學，與理學、心學構成了宋明理學的主要學術流派。氣學以“氣”為核心概念。氣學派代表主要有張載、羅欽順與王夫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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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宗周“慎獨”之說與許孚遠有很大的關係。許孚遠，字孟仲，號敬庵。許孚遠一生精研理學，聚徒講學。他對王陽明“良知”之學推崇備至，把很多精力都放在了為王陽明正傳上。
劉宗周拜許孚遠為師時，問為學之要，許孚遠告以“存天理，遏人欲”。劉宗周受許孚遠的影響，從此“勵誌聖賢之學”，認為入道莫如敬，以整齊嚴肅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1604年，劉宗周北上京師赴選，路過德清，拜別許孚遠，許孚遠勉勵他“為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劉宗周“為之猛省”。他一生對許非常推崇，曾說：“平生服膺許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