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使之所——郵傳與驛站2
兩宋郵驛製度
宋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後，我國郵驛事業又有進一步發展。那時候，宋和北方的遼，有頻繁的來往。順應當時形勢的需要，郵驛漸漸趨向軍事化，凡有官府文書送到，立即傳遞，不分晝夜，風雨無阻。
兩宋時期，傳遞朝廷公文和書信的機構有很多名目，總稱為“遞”，又分步遞、馬遞和急腳遞數種。
郵置人員由民改為兵，這是從北宋初年就開始的。北宋以前的郵驛，都是以百姓做驛夫，給百姓增加很大負擔。
宋太祖趙匡胤決心革除這一弊端，於是，在建國的第二年就下令“詔諸道郵傳以軍卒遞”，其後更設置專門的驛卒，其後逐漸為定製。
北宋的驛卒稱為“遞夫”、“鋪兵”，一般由地方上的“廂兵”充任，是傳遞文書的主要人員。驛卒有較好的待遇，從此減輕了百姓負擔。
南宋時期，在東南沿海和北邊的沿防地區，還先後建立了“斥堠”。這也是一種使郵驛通信軍事化的措施。
所謂“斥堠”，原來指邊境上的哨兵，駐地常常選擇在高地，便於瞭望觀察。此時把瞭望、偵察和通信傳遞三者結合起來，建立一種帶有軍事性質的“斥堠鋪”。
這種傳信機構，以傳遞軍事緊急文書為主，為軍事活動服務。後來，宋朝廷又置“擺鋪”，仍由鋪兵擔任通信業務，和斥堠鋪互為補充。
宋代的郵驛傳遞，主要有3種形式：一是步遞；一是馬遞；另一就是急腳遞。
步遞用於一般文書的傳遞，是接力步行傳遞。這種傳遞同時承擔著繁重的官物運輸的任務，速度是較慢的。
馬遞用於傳送緊急文書，一般不傳送官物，速度較快。但因負擔這種傳送任務的馬匹大部分都是軍隊挑選剩下的老弱病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擔最緊急文書的傳遞。
從北宋開始，出現了一種叫做“急腳遞”的新的傳送文書的形式。急腳遞的傳遞形式大約是從宋真宗時候開始的，最早用於軍事上，本是邊境上的一種快速傳信形式。宋代傳遞官府文書的驛站通稱為“急遞鋪”。
急腳遞速度最快，可以日行200千米。後來又設“金字牌急腳遞”，據說可以日行250千米。
在北宋真宗時對遼的戰爭中，以及後來宋神宗時對南方交趾的戰爭中，都使用過這種急腳遞。宋神宗時還在從京師開封至廣西沿線設置專門的急遞鋪。北宋與西夏的戰爭，也曾利用過急遞鋪傳送緊急的軍事文書。
宋代建立之初，從前朝延續下來的各地郵驛製度相當混亂，有些朝廷驛使官員，任意加重驛夫的負擔，命令他們帶著包裹負重奔馳；也有些驛路管理官吏，受賄濫發驛券，以致驛道任務超度繁雜，驛站不堪負荷。
為了整頓這種情況，宋朝廷根據樞密使韓琦建議，製訂了“驛券則例”74條，頒行天下。這一則例又稱《嘉祐驛令》。根據此令，在刑法中又增加了若幹細則。
至南宋時期，由於郵驛的發達，涉及社會生活麵較廣，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相當完整的專門的通信法規，這就是《金玉新書》。
南宋時，與北方金的激烈戰事剛剛結束，諸事需要整理就緒，而原先北宋時所用法規大都散失，郵驛製度也很混亂，宋高宗便命令李綱等朝臣彙集了散在民間的有關郵驛舊法編纂而成。
這部法規涉及的範圍很廣，嚴格地維護了官方文書的不可侵犯性。比如《金玉新書》規定：盜竊、私拆、毀壞官書者屬犯罪行為，都要處以刑罰，若盜竊或泄露的是國家重大機密信件則處以絞刑。
涉及邊防軍事情報而敢於盜竊或泄露信件內容者斬，教唆或指使犯法者也同樣處以斬刑。盜竊的若是一般文書，按規定也屬於觸犯刑律。處以徒刑，發配邊遠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金玉新書》規定，刑罰不僅僅處罰那些作為傳遞文書的當事驛夫，同時也要處置他的上級官吏，包括有關急遞鋪的曹官和節級，失職者一樣處以杖刑。
《金玉新書》對驛遞過程中的驛遞程限、各種傳遞方式中發生的失誤，皆有具體的律令規定和不同的量刑標準。比如處罰郵件失誤的量刑中，步遞最輕，馬遞次之，急腳遞最重。計算路上走驛和行程、誤期的量刑，則以日計算，不同的天數有不同的刑罰。
從《金玉新書》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封建社會，至少是宋代，朝廷對郵驛是十分重視的，規定是很嚴格的。而“以法治郵”的做法，保證了郵驛的正常運行。
宋代允許私書附遞，即隨公文一起傳帶家信，從而使通信範圍大大擴大。這是我國古代郵驛製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
私書製度始行於宋太宗時期。宋太宗為籠絡士大夫官員，特別恩準：官員在近係家屬之間，可以隨官方文書一起傳帶家信。
後來的宋仁宗曾下詔令：官員傳送私書，不得影響和幹擾國家急遞文書。但後來製度逐漸鬆弛，大量私人書信都通過急遞鋪附遞了。
許以私書附遞，士大夫中書信往來猛然增多，宋以後名人的文集中“尺牘”體裁的文章驟然多了起來，例如陸遊的尺牘就很出名。隨送的私書多了，私人通信也比較普遍了。
[旁注]
宋神宗 （1048年～1085年）。宋代第六代皇帝，諡號“諡號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在位期間後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韓琦 （1008年～1075年）。北宋政治家、名將，諡“忠獻”。曾與範仲淹共同防禦西夏，名重一時，時稱“韓範”。又治理蜀地，頗有政績。《宋史》有傳。著有《安陽集》50卷。《全宋詞》錄其詞4首。
陸遊 （1125年～1210年），今浙江省紹興。南宋詩人、詞人。其詩以《關山月》、《書憤》、等為代表。其詞纖麗處似於秦觀，雄快處似於蘇軾，超爽處更肖辛棄疾。以《卜算子》等最為著名。他的文學理論也具有相當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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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金字牌急腳遞”原是一紙通信憑證，憑此可在驛路上通行無阻。
有一個中級官吏的兒子，冒充驛官，索乘驛馬，並以私買的馬纓假充憑信，擄掠官吏財物多起，後來被地方官識破，才設計捕獲。
朝廷對此十分震驚，決定把紙券改為銀牌。這種銀牌闊兩寸半，長6寸，有隸字書，刻有飛鳳和麒麟圖樣，兩邊有年月。後來又發展為金字牌、青字牌和紅字牌3種。
南宋時期，曾經以這種急行通信的方式，比如用12道金牌勒令嶽飛退兵。
元代站赤製度
元代建立了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國。為了適應廣大領域的統轄，元代在郵驛方麵進行了積極的改革，不僅把驛路範圍大大擴展了，還完善和建立了站赤製度。
元代在全國遍設站赤，構成以元大都為中心的稠密的交通網。大致從元代起，站赤已經成為驛站的同義詞。元代郵驛係統的實際效能，在當時具有領先於世界的水平。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原後，在遼闊的國土上，建立了嚴密的站赤製度，使的郵驛通信更加有效地發揮效能。
所謂“站赤”，是蒙古語“驛傳”的譯音。站赤製度，是一種係統而嚴密的驛傳製度。其中包括驛站的管理條例、驛官職責、驛站設備以及對站戶的賦稅征收製度等。
站赤分陸站和水站。陸站又有馬站、牛站、車站、轎站、步站之別，北方使用雪橇地區間有狗站；水站中又有海站。
據《元史》所載，中書省計陸站175處，水站21處，牛站2處。河南行省陸站106處，水站90處。遼陽行省陸站105處。江浙行省馬站134處，轎站35處，步站11處，水站82處。江西行省馬站85處，水站69處。湖廣行省陸站100處，水站73處。陝西行省陸站80處，水站1處。四川行省陸站48處，水站84處。雲南行省馬站74處，水站4處。甘肅行省馬站6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