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計全國站數約1400處。加上嶺北等處，應在1500處以上。
陸站間的距離，從二三十千米至上百千米不等。如果站程相距較長，中間又置有邀站以供使者暫息。每站當役的上戶及所備馬、牛、舟、車等交通工具的數目，視其繁忙程度而定，從兩三千戶至百餘戶不等。
步站置有搬運夫，專司貨物運送。
各驛站設有驛令和提領導驛官。大站設有驛令、提領多人，小站隻設提領一人。驛令以雜職人員擔任，受敕、給俸；提領由地方提調長官從本處站戶中選任，隻受部劄，不給俸祿。
此外，每百站戶又設有百戶一名，每站又設司吏兩三名，皆由現役站戶充任。
在江南地區，又特命色目人、漢人任提領，由本處站戶一名充任副使。在重要的城市或交通樞紐地區的站赤，又設有“脫脫禾孫”，也就是稽查官，專職負責稽查使者真偽及人員、物品是否違反規定乘驛。
這些驛官的設置，對元代郵驛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事實上，元代具體負責通信的人，身份比較複雜，來源也各不相同。有從朝廷直接派下來的，也有地方派遣的，他們統稱為“使臣”或“驛使”。
從身份來說，其中有王公貴族，也有州縣官吏，甚至還有低賤的百工匠人。這些人是元代傳送官方文書的主要人員。
按元代官方規定，當時朝廷通信有兩條傳送的渠道：一是“遣使馳驛”，即上述這種專使的傳送；另一種叫“鋪兵傳送”。前者送的是有關國之大事的文書，後者傳送的是有關日常小事的文書。前者一般馬驛，後者則為步驛。
因為身份和品級的不同，元代規定驛路上“使臣”的給驛標準也不同，路上的食宿供應標準也按品級給予不同的待遇。
元代和宋代一樣，也通行馳驛的牌符證件，最常見的是金銀字圓牌，還有一種叫“鋪馬聖旨”的證明。
金、銀字圓牌是緊急馳驛的證件，專門遞送軍情急務。這種印信有漢字、畏兀兒字和八思巴文，上刻有“天賜成吉思汗皇帝聖旨疾”字樣，由中書省發給驛使作為憑證使用，事畢繳回。
元代還有一種特殊的“海青牌”，是一種青色牌符，也用於傳送緊急軍情。“鋪馬聖旨”，又稱“鋪馬劄子”或“給驛璽書”，是一般文書的傳送印信。
鋪馬劄子是一種蓋上皇帝大印的紙製品，也由中書省印發。這種證件最初用蒙古文字印製，後來因各地驛站多不認識，改為馬匹圖形作為標誌。這些鋪馬憑證，至明代初期時又統稱為“驛券”。
元代通過驛路和西方有頻繁的往來。當時中西國際驛路共有3條：一條從蒙古通往中亞；另一條是通往葉尼塞河、鄂畢河、額爾齊斯河上遊的驛路；第三條為經過河西走廊通往中亞、歐洲的傳統絲綢之路。
元代國際驛站都備有驛舍，是招待使臣住宿的房舍。此外，驛站還負責給使臣配備交通工具，陸行有馬、驢、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轎。東北邊遠地區更有特殊用於冰上的驛狗。南方一些水運發達地區，主要是水驛運輸。這些交通設施，構成了元代一個很大的驛路交通網。
元世祖在統一南北後，還抽出一部分人戶充當專門的站戶。這些站戶從民戶中分離出來，不入民戶戶籍，登入站戶戶籍。一經登記，世代相承，不能改變。
站戶要供應各驛站來往官員的飲食，還要供應使臣的交通工具。當時主要是馬，有的地方則為牛、驢、狗，加上車輛等，還包括常年的飼料、馬具和車輛的配件。
站戶還負擔驛站的勞役，如為使臣充當向導、車夫、船夫、搬運工等。這些差使都是無償的，還要自備飲食。
元代站赤製度完備是我國曆史上少見的，它對維持朝廷在全國廣大地區的統轄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對發展我國邊疆地區的交通，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旁注]
元世祖忽必烈 （1215年～1294年），孛兒隻斤氏，蒙古族。元代創建者，諡號“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蒙古尊號“薛禪汗”。蒙古族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在位期間，建立行省製，加強中央集權，使得社會經濟逐漸恢複和發展。
色目人 元代時我國西部民族的統稱，也是元代人民的4種位階之一，一切非蒙古、漢人、南人的都算是色目人。傳統的說法認為，在元代的社會階層之中，色目人的地位在蒙古人之下，漢人和南人之上。元代重用色目人，入居中原的色目人，多高官厚祿，钜賈大賈。
畏兀兒字 畏兀兒也叫畏吾，主體是唐代回鶻人的後代。畏兀兒人使用回鶻文，這種文字在元代稱為“畏兀兒字”。元代畏兀兒文使用的範圍並不限於畏兀兒地區，隨著蒙古征服者的擴張，金帳汗國、察合台汗國都把畏兀兒文作為官方文字之一來使用。
八思巴文 是元世祖忽必烈時期由“國師”八思巴創製的蒙古新字，世稱“八思巴蒙古新字”。八思巴文是古代的“國際音標”和“世界語”，它的創製推廣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蒙古社會的文明進程。
站戶 元代戶籍名稱之一。因朝廷簽發部分人戶專門承擔站役，故得此名。元代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站赤係統，站有水、陸之分，水道用船，陸道以馬、牛、狗等作為交通工具，故又有船站戶、馬站戶、牛站戶、狗站戶等名稱。各種站中以馬站為最普通，馬站戶的數量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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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成吉思汗時期，就在西域地區新添了許多驛站。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即位後，下令整頓地區驛鋪，建立了周密的驛站製度。
據說在窩闊台時期，從契丹國到哈剌和林，每隔5驛程就有一站，共37站。在每一驛程上，置1000戶，以守衛那些站。每天有500輛載著食物和飲料的大車從各方到達哈剌和林，然後儲於倉中，以便取用。
成吉思汗長子術赤之嫡次子拔都，更把蒙古的驛路一直橫貫至歐洲，形成聯絡歐亞大陸的一條長長的驛路。
明清時期的郵驛
明清時期是大一統的專製主義政體更為成熟的時代。
朱元璋立國之初，很快就下令整頓和恢複全國的驛站，大力從事邊疆地區的郵驛設施的建設。清代郵驛製度經曆了重要改革，其最大的特點是“郵”和“驛”的合並。同時，進一步開辟邊疆驛道，增設郵驛機構。
明清時期驛傳製度的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以及邊地郵驛的開通，是明清驛政進步的標誌，在我國古代曆史上影響深遠。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 年建國稱帝的第二十二天，就下令整頓和恢複全國的驛站。
第二年，他又頒詔，把元代的“站”一律改稱為“驛”，還把全國230 多處不雅的驛名改得更為雅致。
與此同時，明太祖還大力從事邊疆地區的郵驛設施的建設。除西南雲貴地區外，明朝朝廷在我國東北、北部和西北邊疆地區，都開辟了驛道，設置了驛站，使中央和邊疆地區的聯係大大加強。
明代初期，在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先後設置了9個軍事重鎮，號稱“九邊”。沿邊4000多千米地方，都設置了驛所，互通信息。明成祖朱棣時，又在黑龍江和烏蘇裏江流域，設置了奴爾幹都司，建立了45 處驛站，有效地管理了這一地區的行政事務。
明代為了加強對東北邊疆的統治，在遼東地區廣設驛站。以遼陽為中心，輻射有4條驛道幹線：一條南行至旅順口，途設12個站；一條西南行至山海關，途有17個驛站；一條北往開原，計5個驛站；另一條東南行抵九連城，共7個驛站。
在各驛站俱設驛兵、轎夫、船車、馬驢等。
明朝朝廷還在西藏地區加強了驛道建設。西藏在元代時仍稱吐蕃，元代時藏區共設大驛站28 處，小站也約七八處。為加強漢藏地區的聯係，明朝朝廷多次下令恢複和修建西藏通內地的驛路和驛站。
1407 年，明朝朝廷曾命令藏區的闡化王、護教王、讚普王和國師率川藏諸族合力恢複驛站，開辟了雅州烏斯藏的驛路。這是一條繼甘藏驛路後又一條從內地到烏斯藏的新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