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時期——貿易政策2
明清時期的五大商幫
“商幫”是我國曆史上由地域關係聯係在一起的商業集團。我國曆史上有五大商幫，他們是：晉商、徽商、浙商、魯商和粵商。
這五大商團最活躍的時期是明清，盡管形成的時間並不相同，但他們支配著我國近代民間貿易，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全國經濟，構成我國民族商業轟轟烈烈的宏大景觀。
晉商，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
晉商的興起，是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步的。隨著商業競爭的日趨激烈，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維護自身的利益，晉商的商業組織開始出現。
起初由資本雄厚的商人出資雇傭當地土商，共同經營、朋合營利成為較鬆散的商人群體，後來發展為東夥製，類似股份製，這是晉商的一大創舉，也是晉商能夠經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晉商發展到清代，已成為國內勢力最雄厚的商幫。茶莊票號正是當時非常熱門的行業。世界經濟史學界把他們和意大利商人相提並論，給予很高的評價。晉商的發展不僅給他們帶來了財富，而且也改變了當時人們多少年“學而優則仕”的觀念。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晉商稱雄過程中，一共樹有三座豐碑，那就是駝幫、船幫和票號。
駝幫從事的對外茶葉貿易。清代經營對俄羅斯、蒙古茶葉貿易的有許多晉商商號，渠家是其中一家。比渠家茶葉貿易規模更大的是被稱為“外貿世家”的榆次常家。
當年我國出口國外的茶葉主要是兩條通道。一條是從廣東的廣州和泉州出發把茶葉運到歐洲，經這條路出口的主要是綠茶；另一條是晉商通過陸路把茶葉運到俄羅斯和蒙古。
這條陸上之路在山西境內再往北運主要是靠“沙漠之舟”駱駝。當時，晉商把15峰駱駝編為一隊，10隊為一房。數房相隨，首尾難以相望。駝鈴之聲在茫茫沙漠中日夜不斷，飄蕩四野，數裏可聞。所以，晉商中經營對外茶葉貿易的被稱為“駝幫”。由駝幫所從事的對外貿易是晉商曆史上光輝的一頁。
船幫出現在清代中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流通量猛增，但當時中國產銅量極低，僅靠雲南一地產的滇銅遠遠滿足不了鑄幣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山西商人組織船幫對日貿易采辦洋銅。介休範家就是最為突出的代表。範毓賓時期，範家的商業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被人們稱為著名的“洋銅商”。
晉商在利用“駝幫”、“船幫”經商的過程中，真可謂是“船幫乘風破浪，東渡扶桑，商幫駝鈴聲聲，傳播四方。”寫下了部部艱辛的創業史。但是，山西商人並沒有隻盯著洋銅和茶葉，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創舉是票號。
票號又叫“票莊”或“彙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彙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山西票號商人，曾在我國曆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流傳著“山西人善於經商、善於理財”的佳話。
山西商人雷履泰首創“日升昌”票號後，業務發展迅速，規模擴大，在北京、蘇州、揚州、重慶、廣州、上海等城鎮建立了分號。在日升昌票號的帶動下，山西商人紛紛效尤投資票號。
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號副經理的毛鴻翽為蔚泰厚綢布莊經理，毛氏到任後，協助財東侯氏將其所開辦的蔚泰厚綢布莊、蔚盛長綢緞莊、天成亨布莊、新泰厚綢布莊、蔚豐厚綢緞莊均改組為票號，並形成以蔚泰厚為首的“蔚”字五聯號，不數年，大獲其利。
從此以後，晉商群起仿辦，往往於本號附設票莊。票號的發展，大致在道光年間為興起之時，當時全國51家大的票號中，山西商人開設有43家，晉中人開設了41家，而祁縣就開設了12家。
經營票號的山西商人，對我國金融貿易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首先，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我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
其次，造就了一代理財人物。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出白銀若幹，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幹的人當掌櫃，從事某項經營活動。
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櫃，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賬一次，由掌櫃向財東彙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
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製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頂身股”製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我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再次，晉商舍得智力投資，舉辦商人職業教育。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
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
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
最後，晉商首先創造了民間彙兌業務、轉賬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幹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於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
徽商即徽州商人，又稱 “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是舊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徽商最興盛時期是在明代。
徽商經營行業以鹽、典當、茶木為最著，其次為米、穀、棉布、絲綢、紙、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縣人多鹽商，績溪人多菜館業，休寧人多典當商，祁門、黟縣人以經營布匹、雜貨為多。
徽商除了從事多種商業和販運行業外，還直接辦產業。休寧商人朱雲沾在福建開采鐵礦，歙縣商人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紙廠，他們邊生產邊販賣，合工商於一身。
徽商經營多取批發和長途販運。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一些富商巨賈，還委有代理人和副手。
徽商遍布全國，與晉商齊名，到處有徽商足跡。經營品種廣泛，鹽、棉布、糧食、典當、文具筆墨無所不包。
徽商老號有張小泉剪刀、胡開文墨業、曹素功墨業、胡雪岩創辦的國藥店胡慶餘堂、一代醬王胡兆祥創辦的胡玉美醬園、王致和臭豆腐、謝裕大茶行、張一元茶莊、汪恕有滴醋和同慶樓等。
“徽商精神”一直是人們崇尚的商業精神，如愛國、進取、競爭、勤儉、奉獻，以及團隊精神等。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為當時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實業家的集合。浙江先後產生過湖州商幫、紹興商幫、寧波商幫、溫州商幫、台州商幫、義烏商幫等著名浙商群體。
明代，江浙一帶成為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商品經濟較為發達，也產生了我國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清朝末年，浙江商人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中堅之一，為我國工商業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湖州人沈萬三是明初天下首富，清末鎮海人葉澄衷是我國近代五金行業的先驅。而以經營輯裏絲起家的劉鏞、張頌賢、龐雲鏳、顧福昌這“四象”為首的湖州南潯商人是我國最早的強大商人群體。以虞洽卿、黃楚九、袁履登為代表的寧波商人，曾經叱吒於當時的遠東第一大城市上海。
浙商具有勤奮務實的創業精神，勇於開拓的開放精神，敢於自我糾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場優勢的思變精神和恪守承諾的誠信精神。
浙江商人的特點是和氣”、共贏、低調、敢闖。一般認為，最為活躍商人為溫商，最為吃苦敢闖的商人是蕭紹商人，最為活躍的商人城市為義烏市，最有代表性的商幫為的寧波商幫，最低調的浙商是越商。
浙商精神激勵浙商不斷創新的創業模式，推動和促進了浙江乃至國內外區域文化的豐富發展和區域經濟的繁榮興旺。
魯商是明清時期山東的商業群體，以“德為本，義為先，義致利”的商業思想著稱，具有深厚的曆史淵源和強大的生命力。
魯商將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工商思想，糅合了儒家學說中的“仁、義、禮、智、信”與“溫、良、恭、儉、讓”等積極地為社會所普遍推崇的道德觀、價值觀，承襲了宋代繁榮的城市商品經濟和山東地區特色經濟，繁盛於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山東商人主要來自齊魯兩地，即山東半島的登、萊、青三府和魯中的濟南、濟寧等地。前者因地少人多，養生者以貿易為計，加上海運道通，商旅往來南北，風帆便利，故大商人輩出。後者則處於全省中樞，且附近物產豐富，可輸出商品較多，或處於運河沿岸，工商業較發達。
明清以來的魯商有許多亦工亦商，其經營方式是“前店後坊”，如周村生產經營燒餅、布匹的商人。周村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商貿中心，它一個月的稅收額曾與陝西省一年的稅收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