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商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思想影響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魯商文化：以義致利，誠信為本，樂善好施，務實肯幹，以酒會友。
這樣一個頗具特色的商業群體，豐富了魯商文化的內涵，構成了我國古代商業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孕育了近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新的革命。
粵商崛起於明清時期，並形成我國一大商幫，絕不是偶然的，它與廣東的人文地理環境，發達的商品性農業，手工業，人多田少的矛盾，複雜的國際環境以及朝廷的海禁政策有著密切的關係。
明清時期，我國的資本主義尚處於萌芽階段，廣東商人就以其獨特的嶺南文化背景與海外的密切聯係，在我國商界獨樹一幟。
早期粵商的代表在廣府，其中以十三行最為突出，主要從事貿易和運輸。粵商伴隨著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發跡於東南亞、香港和潮汕地區。
商人的活躍與否取決於整個社會的商業環境、商品意識、市場背景，也取決於政府的政策、社會生產的狀況、當地的自然條件等因素。
廣東商人在明清時期的崛起亦離不開這些因素的製約。明中、後期，上述因素就形成了一個明顯有利於商人發展與活躍的趨向，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因此，明清粵商的崛起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明清時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粵商，雖然由於其商業資本主要流向土地而不能從質的方麵改變傳統經濟，但在量的方麵，卻發揮著多方麵的社會功能。
這是因為，粵商的活動雖然屬於交換的範疇，就一切要素來說，它是由社會生產決定的。但作為生產工程中一個階段的交換，在一定的條件下，也能對生產發生反作用，進而引起整個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某些變異。因此，明清時期粵商的商業活動，對當時廣東的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產生了影響。
總之，五大商幫所在地區具有相當發達的商業，有一批積累了大量資本的巨商作為中堅，在經營、製度、文化等方麵存在不同於其他商業集團的特點，許多獨立的商家出於經營和競爭的需要組成以地域為紐帶的鬆散聯合。他們在在曆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
[旁注]
票號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彙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彙兌業務的金融機構。首創者是雷履泰。
範毓賓 清代山西商人。其曾祖父範明，明初自介休城遷居張原村。範毓賓祖父範永鬥，明末時貿易張家口，進出遼東，是當時八家大商人之一。在清朝廷安定邊疆的戰爭中，範氏所做的努力和付出堪稱功高蓋世、名垂青史。
雷履泰 （1770年～1849年），山西平遙縣龍躍村人。年輕時被西裕成二少爺李大全請到了西裕成顏料鋪，不久便委任其為漢口分號執事，以後又調其到京都分號領班。於1823年創立了第一家票號“日升昌”，並擔任總經理職務，為日升昌的發展傾注了畢生的精力。
毛鴻翽 （1787年～1866年），字振羽，山西平遙邢村人。十幾歲在西裕成顏料莊當學徒，學習認真，辦事精練，甚得東家賞識。20多歲提拔為顏料莊副經理。1826年，蔚泰厚綢緞莊正式改為蔚泰厚票號，毛鴻翽成為第一任經理。
頂身股 晉商的股份製中有一個獨特的製度。就是在企業的股份構成中，除出資人的銀股外，還有掌櫃階層和資深職員持有的人身股。頂身股實際上並不出一文資金，而是憑自己的勞動，因此，有的地方也稱其為勞力股。
胡雪岩 （1823年～1885年），本名胡光墉，幼名順官，字雪岩，徽州績溪人。我國近代著名紅頂商人，富可敵國的晚清著名企業家，政治家。開辦胡慶餘堂中藥店，為清軍籌運餉械，創辦福州船政局，主持上海采運局局務，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資金最高達2000萬兩以上。
沈萬三 （1330年～1376年），本名沈富，字仲榮，世稱“萬三”，祖籍湖州路烏程縣南潯鎮，今浙江湖州南潯。為明初蘇州富商，富可敵國。曾出資修拓觀前街，助朱元璋修築1／3的南京城牆等。
嶺南文化 包括廣府文化、廣東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三大分支，其中廣府文化在嶺南文化中個性最鮮明、影響最大。嶺南文化是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的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華文化百花園中的一枝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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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筆記體小說《豆棚閑話》中說：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
徽州還有一則民諺說：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
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裏當學徒。學徒一般曆時3年，3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圓滿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明清時期的會館與公所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商人的社會活動也日益活躍起來，成為社會活動最為積極的參與者，有時甚至是組織者。
商人社會活動最集中的表現，就是他們開始有了屬於自己的正式團體，這就是會館和公所。
商人的社會組織會館和公所，主要的是由於商務的關係或地域的關係而形成的，其形成和發展也有其自身的過程和規律，經曆了一個不斷壯大、逐步完善的過程。
會館是由流寓客地的同鄉人所建立的專供同鄉人集會、寄寓的場所。會館的出現與科舉製度有很大關係。
明清時的科舉考試製度更為嚴密和完備，每逢“大比之年”，便有各地文武舉子進省城或京城應試。另外，還有大批的商人也來到省城和京城做生意。
這些人遠行來到省城，到京城路途則更遠，一般的人所帶盤纏是有限的，在省城、京城投宿。好一些的住宿，價錢則更高，赴考投宿者們大多是拿不出這筆開支的。就是那些做生意的商人們，也多是付不起昂貴的房租。
由於經濟上的原因和鄉土觀念，促使舉子和商人們期望能有一個憑借鄉誼且能相互照應的理想住處。於是就有人開始著手建立能供同鄉居住、休息場所的事宜。
明嘉靖年間，在北京就開始出現了專供外地人居住、聚集的場所，人們稱之為“會館”。後來這樣的會館不斷出現，到了明萬曆年間，在北京就出現了“其鄉各有會館”的情況。據統計，在整個明代，北京有會館將近50家之多。
清王朝建立之後，仍積極推行科舉製度，考試的科目和次數都有增加，參加考試的人也越來越多，於是會館也跟著多了起來。
據清人吳長元《宸垣識略》記載，從清軍入關至乾隆年間，北京的會館就發展到了180多處。到光緒年間，就又發展到了將近400所，幾乎全國各地在北京都建立了自己的會館。有的一個縣就建立了好幾所。
因清朝廷有滿人居內城、漢人居外城和內城禁止喧囂等規定，所以原來在內城的會館逐漸廢除，而南城正陽、崇文、宣武三門一帶的商業繁華區則成為會館最集中的地方。
除北京之外，其他的一些城市也都建有多少不等的會館，例如蘇州，在明萬曆年間就有了會館，後來發展到了90多所。到清末，廣州、重慶、上海、漢口、天津等地都建有會館。
會館的建立主要是出於維護同鄉人利益的，其發起人也不隻是商人，其活動的內容也不隻限於商務，當然因會館性質不同其作用也不一樣。關於會館的建立和發起人有如下幾種情況：
一是純屬商人發起組建的。這類會館是商人為了保護本地或本行業商貿利益而建立的。就北京地區來說，早期的會館都是為赴京投考的人所建，發起人一般的是在京任職的官僚集資為其家鄉人所建，與商人本身的利益關係不大。
後來，特別是到了清朝，有相當一部分會館就是由商人發起並出資興建的了。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由於興建會館的時期都比較晚，一開始就是由商人創辦。
商人創辦會館的動機，就是使同鄉之人在外做生意有可居住的地方，同時同鄉之人聚集在一起，聯絡感情、增進友誼，更好地團結協助，共同經商。建會館的最終目的還是為做好生意服務的。
這類會館建立之後，商人們就以此為活動的場所，無論大小事情都到會館裏來做，當然主要的還是進行與業務有關的活動。比如議論商情，討論物價及貯存貨物等。
清代在天津成立的山西會館，是地方上有名的大會館之一。這個會館是由山西的“十三幫四十八家”巨商組建的。
十三幫包括有鹽、布、票、鐵、銻、錫、茶、皮貨、帳、顏料、當行、銀號、雜貨。他們每年有定期的團拜聚餐，各幫每月有小規模聚會，在聚會中進行商務活動，這已成為慣例。
二是官僚政客與商人共同發起組建的。這類會館為數較少，它不僅為商人服務，也為官僚士大夫服務。
例如在蘇州的江西會館，由江西的官商於清嘉慶年間合建。
三是由官僚政客發起組建的。這類會館與商務沒有太多的關係，但也有本地商人參加。所建的時期也大都在清末。
他們發起組織會館時，都是以聯絡鄉誼、共謀同鄉福利為號召，實際上是為了籠絡同鄉，建立自己的集團勢力，會館實際上成了他們從事政治活動的舞台。因此，在這類會館中，政治空氣比較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