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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 （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劉徹，漢景帝劉啟的第十個兒子。漢代第五代皇帝，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戰略家。他憑借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漢王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贏得了一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尊嚴。
公羊壽 子夏的弟子公羊高之玄孫。他與胡母生一起將《春秋公羊傳》著於竹帛。《公羊傳》的主要精神是宣揚儒家思想，為強化中央專製集權和“大一統”服務。此書尤為今文經學派所推崇，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它也是研究戰國時期、秦、漢代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春秋》 據傳是由孔子修訂的魯國的編年史。儒家典籍，被列為“五經”之一。語言簡練且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後來出現很多對《春秋》所記載的曆史進行詳細記錄的“傳”，較為有名的是被稱為“春秋三傳”的《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
司馬遷 （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約公元前87年），西漢時期史學家和文學家。所著《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同時在文學上取得了輝煌的藝術成就。因此，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諸子百家 是對春秋戰國時期各種學術派別的總稱，諸子百家之流傳中最為廣泛的是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至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於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為正統，統治漢族思想與文化2000餘年。
呂步舒 漢代經學家，董仲舒的弟子，隨董仲舒到長安，擔任博士，官至長史。董仲舒居家寫《災異之記》，當時遼東高廟發生了火災，主父偃把書上奏給了漢武帝。漢武帝讓學者討論，以為該書譏諷朝政。呂步舒不知是董仲舒的作品，批評此書是“大愚！”。結果，董仲舒被判死罪。後來被漢武帝赦免。董仲舒寫文痛詆呂步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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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一生經曆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這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在思想文化方麵，漢代初期社會寬舒自如，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儒家典籍紛紛再現於世間，很多退避於草野的儒學之士走出了山林。
於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複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
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仕學之路的。
董仲舒三次對策漢武帝
公元前140年，雄心勃勃的漢武帝做了西漢王朝的第七位皇帝。上台伊始，他就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首先從治國理念上一改先祖故訓，變黃老之學的無為政治為有為政治，開始重用儒生，大力倡導儒學。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詔命賢良進行對策。十年磨一劍，“三載不窺園”的董仲舒，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真是千載一時，三生之幸！
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也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係問題，史稱《天人三策》或《賢良對策》。
漢武帝迫切想要“賢良”們為他的皇權找到根據，並且從理論上回答自然的一些規律，因此在第一道製書中問道：怎樣才能得到天帝的授權？
漢武帝所問的恰好是董仲舒曾經深入研究過的問題，他在奏章更是把自然的發展變化和上天的意誌合為一體，把皇權統治和天的意誌結合起來。董仲舒在奏章的一開頭就說，上天總是將自己的意誌體現於人世間。隨後，他又把儒家的一套重複了一遍，並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他提出自己對刑罰的看法。他在奏章中援引《尚書》、周公和孔子的話說明天意支持德政的觀點，並說之所以災異起而德政廢，是因為刑罰的問題。董仲舒在這個基礎之上，他還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一係列主張。
他建議說：“作為一國之君，先正自己的思想行為，然後再來糾正朝廷諸官的行為，做到上行下效……”
他認為，隻有這樣，才不會有邪氣和奸佞，才能風調雨順，萬民安居樂業，五穀豐登，天地豐潤，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稱臣。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廢止而奸邪並出，用刑罰也不能製止，這是它的堤防壞了。
因此，他建議漢武帝廣設學堂，在國都設立太學進行教育，在縣邑設立縣學、鄉學實施教化，用仁來教育人民，用義來感化人民，用禮來節製人民，所以，雖然刑罰很輕，卻沒人違犯禁令，這是教化施行，習俗美好的緣故。
隨後，董仲舒又以自己的眼光回顧了漢代以前的曆史，說明周代興盛是因為教化，秦代敗亡是因為暴政。而漢王朝繼秦代的天下，就如同得到朽木糞牆一樣，雖然想要好好治理。
於是，他又一次向漢武帝表明，要想大治天下，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必須首先從思想上改變，使全國上下在思想上達到統一，這才有大一統的希望。
漢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對策，感到十分驚奇，他異常高興，因為終於發現了最適合自己的思想基礎。他對董仲舒十分滿意，十分欣賞他的才幹。
然而，由於漢代初期推崇黃老學說，推行“無為”的政策。而且當時太皇太後，即漢文帝的皇後竇氏還沒有去世，她十分喜歡黃老學說，而且堅持黃老之學，這是一個必須逾越的障礙。
於是，漢武帝就這個問題第二次策問，要賢良們再對策。在這次策問中，他提出了古代帝王的“勞”與“逸”的問題，“奢”與“儉”的問題，還有“質樸”和“雕琢”的問題。他說：“有人說美玉不用雕琢，又有人說仁德要用文來修飾才完美，兩者豈不相矛盾嗎？”
他要臣下回答為什麼這兩種說法相異，實質上他提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有為而治”和“無為而治”到底哪一個更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