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宏揚——踐行楷模1
明清時期，程朱理學進入極端，一批反對傳統儒學的思想家，如吳與弼、王守仁、顧炎武、曾國藩，他們根據自己的感悟，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付諸實施，成為這一時期的文化新潮。
吳與弼作為明代心性之學開山祖師，他的涵養功夫幾乎無人企及。王守仁的教育論述與實踐，豐富了儒家“修齊治平”思想內涵。顧炎武以自己的行動，實踐了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曾國藩則更是將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當做事業。
吳與弼的儒學修養實踐
宋代之後，理學繼續發展，至明代，心學的出現，標誌著理學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吳與弼是有明一代心性之學的開山祖師。事實上，沒有吳與弼，不會有明代儒學的繁盛和蔚為大觀。
吳與弼是繼孔子之後的少數幾位儒家之一，他的身體力行，他的涵養功夫，尤其是他的躬耕農事，在我國儒學的發展曆程中幾乎尋不到對手。
吳與弼幼年天資聰慧，與其他的小孩子日常行為很不一樣。6歲入學，7歲學對句，八九歲在鄉學讀書時，對文學、天文、律曆、醫卜均有所學，即已嶄露頭角。16歲學詩賦，18歲習以科舉之業。
1410年，19歲的吳與弼赴京侍奉時任國子監司業的父親，讀朱熹所編的《伊洛淵源錄》，對道統的傳心之精神頗感震撼和驚動。於是，他謝絕與人交往，獨處小樓二年，專心攻讀《四書》、《五經》和“二程”、朱熹的語錄，無意入仕途，決心以講授理學，傳播程朱理學思想為己任。
1411年，吳與弼奉父母之命返鄉完婚。在鄉裏，他一切行動都遵守儒家的禮儀規範。每次到京探望父親，穿的都是布衣舊鞋。有人故意譏諷吳與弼的迂腐，甚至故意找茬和無事生非，但他均不動心，久而久之，這些鄉民反而被他所感化。
中年以後，由於家境日貧，吳與弼親自下田耕作，自食其力。對不義之舉，一概不為；對不義之財，一概不取。
有一次，吳與弼在割水稻的時候，不小心手被鐮刀劃出血，然而他並沒有包紮傷口，繼續如初。這件事反映出他不動心和不為外物所勝的修養境界。
吳與弼在貧苦中學術功力和心性功夫突飛猛進，感悟頗多，每日記於冊，多為枕上流淚、徹夜不眠和反複反思的心血結晶。又常夢到聖人模樣，其修身功夫已經做到了渾然不露圭角的澄明之境。
由於吳與弼的品德和博學，各地的好學青年慕名而來，或三五結群，或獨自跋山涉水不遠千裏而來，隻要是有誠心肯學之輩，他都諄諄教誨。甚至招待學生食宿，以此遠近聞名。
他采用點撥引導的方法，針對每個學生自身的素質和特點，采用不同的方法。又常教育青年從日常事務和平凡生活上做功夫，篤行修心，常入於農事之中，勞累後既學，學累後既遊於山泉之中。
吳與弼的學生多為品德優良、德高望重和不求聞達的真儒。比如，婁涼原本是個性格剛毅的人，經過其教化，成為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老師；胡居隱居山中，不入仕途，篤行心學，開餘幹一派；胡九韶學其師，以孔門賢人之誌為誌，過著一輩子的清苦生活；陳獻章學其師，累次拒絕朝廷的高官厚祿，聲名滿天下。
由此可見，吳與弼的人格魅力對其學生有著多麼大的吸引力，反映了他理想人格的永久價值和真生命。
吳與弼經常哀歎宋代末期箋注之書多而支離，令人眼花繚亂，難以取舍，於是不輕於著述。這一點頗像孔子。他留給我們的隻有《康齋集》，主要由一些信、日記和詩組成。《康齋集》中的書信，內含其外王思想、治學經驗、功夫方法論和修養心得，是不可多得的儒學研究資料。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日記，雖約12000餘字，但句句關情，字字珠璣，其觀察體驗生活之深刻和密切可與《論語》相媲美。而他的2000多首詩更是其具體生活的寫真，與書信和《日錄》同樣的重要。
吳與弼的“治國平天下”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陳言十事》一文中。該文是答謝當時皇帝的提拔之恩並準許他回家養病而作的；同時，更希望君王能夠振興政治、治理百姓、愛民如子，創造開明政治新局麵。
吳與弼認為，君王自身加強德性修養，立聖人之誌，廣聖人之學，做天地間百姓和官員的人格典範，實乃是先秦儒學的基本信條和原則，希望借人格魅力和示範作用帶動、示範政治運作。
吳與弼強調君王要做道德至聖。他以湯武事跡、孔子和子思的言行為例，希望君王不自滿，能夠日新篤恭，日省自戒，日刻銘以自戒，以進於盛德之地，並將這種至德廣博天南地北四方。最後，天下人都尊親配天，君王帶動和示範天下之民的修養道德行為。
吳與弼的敏銳視角在於把握從政過程的基本精神，其開拓性視野值得稱讚。其中不僅有儒、道、法三種不同觀點的互相滲透與融合，也具有仁德義等價值的永久性魅力。就個人修養而言，吳與弼自19歲偶然接觸《伊洛淵源靈》後便大徹大悟，不思功名和仕途之念，以盡聖賢之域，便不斷修心性之學以涵養性命。其談書治學的途徑和方法為當時和後世所借鑒。
吳與弼親身於農耕之中，以體會學問的真諦。由於他早年過於苦讀，後來磨難和生命過程給了他很大的啟示，即讀書勿貪功近利，重在涵養消化，玩味琢磨，不斷體悟。他認為，讀書的基本目的在於反諸身心和涵養身心，以獲自得之趣；讀書應述而不作，不求聞達，以理義養心，為己治學。不是把讀書作為一種工具，而是做一個真正的自適、自得和自我的讀書人。
吳與弼以儒學為正宗，兼顧史學、法家等其他學派，也不排斥老子之學，為有明一代開啟心性之學。他不僅反複參透朱熹《小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及五經為學問德性之本，也參透諸學，反複貫通，不斷參驗於勞作之中，真正做到一位真儒的風範。
吳與弼認為盛世的形成常常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功夫所造成的。他常常遊走於江湖之中，遍及我國的大部分地區，他的近1400首詩也很大一部分為旅途詩。在山林水竹和幽雅的環境裏，消化正宗儒學；寄情於詩歌之中，以抒其學習之樂苦和參悟之機。
在崇仁縣郊的偏僻山村、大山和小溪，常有他的痕跡。他背著自己心愛的古琴，騎著一匹老馬，攜上自己的兒子和幾個學生，或端坐於高山岩石之上，或凝立於山雲之中，或授課於綠陰之下，或放懷於綠竹青草中，寫幾首詩，飲一點酒，彈幾首古曲，放出勃勃生機。
崇仁縣有著幽深的山林，有古樹綠竹，自然環境優美，萬物生意，清新可人。其密林濃蔭，翠竹含綠，山林寂靜，百樹爭春，四季常青，尤其是東南麵山中之境，更是人間最幽處。難怪他總是凝立於竹林之中，久久不願離去。
為了親近自然，參悟天機，他費7年之功，搬家於山深雲多處，可見其對自然環境的愛和向往。這樣一種融治學於江湖自然之中，甚至是耕作之中的親躬行為，實乃是真儒精神，也是其修養心性的絕好寫照。
為了體驗正宗聖賢學問，他抱多病之軀，遠離大富大貴，遠離都市便利和繁華，親耕於崇仁縣青石橋附近的偏僻之鄉。
貧困之時，借米於鄰家，雨天之時，屋漏無幹處。生活雖然窮苦，但他一點都不覺得苦和痛，反而安貧樂道，心意泰然，真正地做到顏回的貧中取樂仍不改初衷、舍身取道的達儒精神。從這一個角度而言，他比其他的儒家更偉大，更親近。
他常說，不從大患難經曆過，難有真學問和真節操。在經曆過大苦大難之後，開心性之學，而且他的心性功夫，比孔子、孟子的工夫來得更具體、更實在和更容易躬行。
為了去拜訪朱熹的講學之地，他不畏70多歲的高齡，過贛閩雄關，風餐露宿，冒風雨、頂炎熱，入福建；他不僅拜訪明代哲學家和教育家陸九淵的祖籍地，還常常親臨此地，參悟儒學。
吳與弼一生的讀書、做聖賢功夫、行走江湖、遊覽、親耕、養心性，發儒學向工農商賈轉向之端，推動了我國文化教育開始縱向傳遞傳播，使儒學由上而下，走向社會下層民眾，走向工農商賈，意義重大。
[旁注]
對句 原指古代詩文中字數相同、文義相對的句子。魏晉時期，文人學士講究聲韻駢儷，對句在形式上漸趨格律化。近體詩興起後，因稱律詩的中間兩聯即頷聯和頸聯為對句。也指對聯，又稱“楹聯”或“對子”，是寫在紙、布上或刻在竹子、木頭、柱子上的對偶語句言。
《伊洛淵源錄》 宋代朱熹撰。主要記載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程頤、程顥及其門下弟子的言行。伊洛指伊川和洛水，北宋時期程頤曾居於嵩縣西北，地臨伊川。“二程”、邵雍等又都長期在洛水之北的洛陽居住、講學。朱熹把他們的行狀、墓誌銘、遺事等傳記資料。
王守仁 （1472年～1529年），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宋代明心學的集大成者。其學術思想影響廣泛。王守仁和孔子、孟子、朱熹並稱“孔孟朱王”。
湯武 商湯與周武王的並稱。商湯是商王朝的創建者，是儒家推崇的上古聖王之一。周武王姬發是西周王朝開國君主，周文王次子。他繼承父親遺誌，於公元前11世紀消滅商朝，奪取全國政權，建立了西周王朝，成為了我國曆史上的一代明君。死後諡號“武”，史稱周武王。
法家 是先秦時期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學方麵做出了卓越貢獻而聞名，並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主要代表人物有申不害、商鞅、韓非、李斯等。主張法製，反對禮治。另外，法家在古時候是指明法度的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