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在人們傳習和引用過程中，後被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概括成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意思是天下大事的興盛、滅亡，每一個老百姓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顧炎武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思想？這就得從他的成長和他所處的時代談起了。
顧炎武誕生於明萬曆年間的1613年。那個時候，由於明代封建王朝衰敗，國力削弱。東北滿族領袖努爾哈赤乘機而起，不再接受明代朝廷的統轄，先於1616年建立地方性政權，國號大金，史稱“後金”，後來其子皇太極將“金”改稱為“清”。明王朝為了同實力不斷擴大的後金作戰，導致國內矛盾加劇。
顧炎武的童年時代，所麵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嚴峻的社會現實。他從9歲起，便不間斷地讀我國古代的曆史名著如《史記》、《左傳》、《戰國策》、《國語》、《資治通鑒》等，還認真地讀了像《孫子》、《吳子》一類古人談軍事的書。這對於顧炎武成長後注重經國濟世的實學，學術上孜孜於進行新的探索，關心國家大事和民族命運，都有明顯的影響。
11歲那年，他的祖父要求他讀完《資治通鑒》，並告誡他說：“現在有的人圖省事，隻瀏覽一下《綱目》之類的書便以為萬事皆了了，我認為這是不足取的。”
這番話使顧炎武領悟到，讀書做學問是件老老實實的事，必須認真忠實地對待它，以至於後來的他成了一個在學術上很有成就之人。
顧炎武已經是14歲的少年，進入昆山縣的官學，取得了秀才的資格。這時顧炎武在許多同學少年中，交上了一個名叫歸莊的好朋友。他們互以名節相砥礪，性情都耿直狷介，不肯隨俗浮沉，以致被人稱為“歸奇顧怪”。
當時這兩個年輕人稱得上是優秀之才。他們對社會現狀有著同樣的看法，對當時敗壞的社會風氣都深惡痛絕，真可說是誌同道合。他們還參加了當時江南一帶知識分子的進步組織複社，同各地來的讀書人一道，既論文又議政，抨擊朝廷中的貪官汙吏，議論國家大事。
1639年，27歲的顧炎武又一次參加了為取得舉人資格而進行的考試，仍遭到了失敗。13年的親身經曆，使他深刻地認識到科舉製度的危害性。嚴峻的社會現實，更促使他做出了同科舉製度決裂的抉擇。此後，他便把全副精力用到挽救社會危機的探索中去。
顧炎武的家中收藏有很多圖書，他日以繼夜地從這些書籍中去搜集有關農業、水利、賦稅、礦產、交通等方麵的材料，打算編成一部分量很大的書。這部書雖然因為天下大亂沒有能夠編寫成功，但是，基本材料都完整地保存下來了。
後來，顧炎武把這些重要資料一分為二，其中有關經濟資料的彙編叫《天下郡國利病書》，有關地理資料的彙編就叫《肇域誌》。這兩部資料彙編性質的書，內容豐富，史料翔實，直至今天，對於我們研究我國古代尤其是明代的經濟史和曆史地理學，都還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正當顧炎武把自己的探索日益深入的時候，清軍很快進占北京，建立了我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明亡清興，改朝換代，麵對這樣的局麵，顧炎武為了實現拯救蒼生之誌，從1645年至1654年的10年間，一直在大江南北考察。後來又下決心遠離家鄉到北方去。
東漢王朝的伏波將軍馬援，早年處於艱難的環境之下，曾在北方邊地經營農田和畜牧。馬援當時說：“丈夫為誌，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這正是顧炎武要效法馬援的誌趣所在。
1657年春天，45歲的顧炎武從南京返回昆山。他將家產全部變賣，同好友歸莊等人依依惜別，踏上了到北方去的旅途，經過長途跋涉，來到山東萊州府。在這以後的三四年間，顧炎武逐漸把自己的活動範圍擴大到了整個山東、河北、北京，結交不願為清王朝做官的學者，同他們互勵氣節，研討學問。
1658年至1659年之際，顧炎武來到古稱燕、代的今河北北部地區，曆抵北京、薊州、山海關、十三陵等地。他在居庸關考察了曆代派兵戍守的下口，東望明帝十三陵所在的天壽山，不禁感慨萬千，以詩記之：
燕代經過多感慨，不關遊子思風煙。
顧炎武不是一個漫無目的的旅行家，他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學者。這種襟懷在他同時所寫的另一首五言《秋雨》中反映得十分清楚，詩中寫道：“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顧炎武正是要通過在“四海”的實際考察，去探求曆史興亡變遷的原因。
山海關，北依角山，南臨渤海，為東北與華北交通的重要關隘。明代以來，這裏更是一個軍事要塞，明清代的興亡，就是從這裏揭開戰幕的。顧炎武登臨山海雄關，憑欄遠望，往事曆曆在目。
1662年，50歲的顧炎武決定把自己的活動範圍擴大至西北去，以便更廣泛地求友訪學，同時實際地了解那裏的國計民生狀況。
20多年來，顧炎武刻苦研究古代音韻學的專著《音學五書》，經過曆年來反複認真的修改，也已接近完成。從此，他開始了生平最主要的著作《日知錄》的撰寫。
1664年初，顧炎武結束在山西、陝西的考察，經由北京繞道河南，回到了山東。在山東章丘縣大桑家莊，他購置了一份田產，寄居下來。
幾年來，在山西、陝西、山東的遊曆中，顧炎武陸續結交了那裏的著名學者傅山、李顒、閻若璩等人。他們與顧炎武誌同道合，都成了他晚年最要好的朋友。
顧炎武定居西北，已屆垂暮之年，但決心在這裏探討“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十分可貴的是，顧炎武並沒有停留在對社會問題的暴露上，而且還進一步提出了許多積極的改革主張。
顧炎武首先把立足點放在發展生產上，這就是他一再強調的“厚民生”。他從西北地區的實際狀況出發，主張在這裏開墾荒地，而且還親自經營過墾荒事業。他認為應當在這裏發展紡織業，主張“每州縣發紡織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裏下”，同時從外地招聘紡織工匠前來傳藝。
他從多年的實際調查中，了解到西北是發展礦業和畜牧生產的好地方，他在給自己的學生潘耒的信中，曾經寫道：
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於墾荒；畜牧之獲，饒於耕耨。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
他還認為，要在西北地區發展生產，迫在眉睫的問題就是必須進行賦稅征銀製的改革，以便減輕西北以及類似的一些落後地區人民的經濟負擔。他反對賦稅不加區別地一律征收白銀，主張：
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十之三征錢。
顧炎武淵博的曆史知識和一生在各地的實際考察，他不僅把自己的看法寫進了《日知錄》，而且還專門寫了《郡縣論》、《錢糧論》、《生員論》等著名政論文章。這些著作，在我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是很值得重視的。
1682年2月14日清晨，顧炎武似乎覺得身體好了一些，準備出門去看望幾個朋友。但是他沒有想到，自己竟連上馬的力氣也沒有了，一失足栽倒在地上，從此便永遠起不來了。第二天淩晨，我國曆史上的一位傑出的學者和卓越的思想家，悄悄地離開了人世。
顧炎武作為開創一代學術的文化巨人，他的大量著作是留給後人的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而他提出並積極實踐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主張，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誌士。
[旁注]
梁啟超 （1873年～1929年）。清代光緒時期舉人，和其師康有為一起，倡導變法維新，並稱“康梁”。是戊戌變法領袖之一，我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歸莊 （1613年～1673年）。明末清初書畫家、文學家。顧炎武摯友。善草書、畫竹，文章胎息深厚，詩多奇氣。有《玄弓》、《恒軒》、傳世者名《歸玄恭文鈔》和《歸玄恭遺著》。
傅山 （1607年～1684年）。明清之際思想家、書法家。於學無所不通，經史之外，長於書畫醫學。著有《霜紅龕集》等。傅山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李顒、顏元一起被梁啟超稱為“清初六大師”。
李顒 (1627年～1705年)。李顒在理學上的造詣，被稱為“海內大儒”。李顒和眉縣李柏，富平李因篤統稱為“關中三李”。李顒的著作在康熙、雍正年間均有刻本，光緒時期補入《四書反身錄》等篇。
三藩之亂 是指清代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發動的叛亂。其中吳三桂勢力最大，不僅在經濟上是朝廷沉重的負擔，而且威脅到清代朝廷。平定三藩，對於清代朝廷來說，是真正完成統一、確立穩定的皇朝統治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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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小時候在嬸嬸的悉心教育下，學了不少的知識，不禁有些飄飄然。嬸嬸及時發現了這種思想苗頭，讓他背誦宋代劉基寫的《賣柑者言》這篇文章，然後問他這篇文章的意思。顧炎武說，文章揭露了某些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華而不實。
嬸嬸意味深長地說：“如果一個人有了一點進步就驕傲自滿，這和‘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又有什麼區別呢？”
顧炎武慚愧地低下了頭。從此，顧炎武謙虛謹慎，經過長期的努力，終於成為一代大家。